秦朝法律所谓“轻罪重罚”是种错误的理解
几千年来，专家文人都在斥责秦国是“轻罪重罚”，专家们众口一词地引用证据“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行不由路，谓之奸人，奸人者杀”等只言片语。老百姓往路上撒点灰土就要砍手，出门办事没有走在道路上，就要被杀，这还不是轻罪重罚吗？其实这是张冠李戴，以讹传讹。
《韩非子，内储说》记载，“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是商朝的规定。韩非子这段文字的大意是这样的：殷商时期法律规定，在公路上撒灰要处以断手的刑罚。孔子的学生子贡认为处罚过重，便来请教孔子。子贡说：“撒灰于公路是很轻的罪过，而砍断一个人的手是很重的处罚。古人为什么这么残酷？”孔子回答说：“不往公路上撒灰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而被砍断手臂是人们很害怕的处罚。古人认为，让百姓做容易的事情而避免害怕的处罚，是很容易办到的，所以这样制定法律来推行。”
根据韩非子的这段文字我们知道，“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并不是秦帝国的法律，早在殷商时期就在实行，据此来批评秦帝国严刑峻法是张冠李戴。
西汉刘向《说苑，指武》记载，“行不由路，谓之奸人，奸人者杀”并不是秦帝国的法律，而是公元前3000年黄帝《理法》中的规定：行路不走在现成的道路上，就要被当作奸人处死。
考察云梦秦简，我们知道，秦国的法律没有“轻罪重罚”。与同时代其他国家的法律相比，反倒是公平合理相当宽仁。
举个例子，对于百姓犯罪来说，盗窃在那个时代是仅次于杀人的大罪。所谓“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盗就是盗窃，贼就是杀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治理百姓，最要紧的就是严惩偷盗和杀人。所以，李悝的《法经》第一篇就是《盗法》，第二篇是《贼法》。对于偷盗的处罚十分严厉：“拾遗者膑”。捡拾别人遗失的东西，就要被判处挖去膝盖骨的酷刑，李悝的解释是，因为这个人产生了将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的“盗心”
同时代由贫民参与制定的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对于偷盗别人庄家，或者让自己的牲口偷吃别人牧草，是处以死刑。
而秦律对于偷盗六百六十钱以下的罪犯，仅仅是脸上刺字然后服徭役。六百六十钱相当于壮年男子4个月的工资收入。犯罪金额远远高于“拾遗者”和“盗牧者”，处罚却远远轻于魏国李悝的《法经》和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
而且，秦国的法律，也不是像“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那样希望用严酷的惩罚来制止犯罪，而是讲究罪罚相当，既往不咎。
比如云梦秦简的《法律问答》中提到一个案例，有人在大赦令下达之前，盗窃了一千钱，直到大赦令发布之后才被抓获，问对该罪犯如何处罚？秦帝国的司法解释是：不予处罚。
同时，秦国的法律也并不是想方设法要重罚罪犯。
比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问答》有这样一个案例：罪犯甲偷了一只羊，栓羊的绳子价值一钱，问是否应该把绳索的钱计入犯罪金额一同量刑？司法解释是：因为罪犯甲的犯罪目的是盗羊，绳索只是牵羊所用，因此，不应该将绳索计入犯罪金额量刑。
事情很清楚，秦国的法律是公平合理，宽严得当。批评秦国“轻罪重罚”是暴政，实在是张冠李戴，信口雌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