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美丽岛事件始末 陈水扁等借此登上政治舞台

“美丽岛”：台湾政治分水岭

30年前，一本杂志引发了一场著名的政治事件，成为台湾政治发展史的分水岭。在30年前“美丽岛事件”中，黄信介、施明德、吕秀莲、陈菊、姚嘉文等因此进了监狱，当时的辩护律师陈水扁、谢长廷由此步入政坛，宋楚瑜作为国民党官员开始崭露头角。今天台湾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在30年前的这场事件中扮演着不同角色，轮番登上了政治的舞台。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祖先们正视着，正视着我们的脚步。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婆娑无边的太平洋，怀抱着自由的土地。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照耀着高山和原野。

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

这首叫《美丽岛》的歌曲是台湾校园民歌运动先锋李双泽的遗作，由他好友胡德夫和杨祖珺在其逝世后发现。歌曲里弥漫着浓重的原乡情结，体现着那代台湾人对家国与人生的思考。此曲虽在当时被当局以鼓吹“台独”为由禁掉，但它生命力却越来越强，竟成了一代怀抱民主理想的台湾人的圣歌。

后来，一本杂志用这支歌名作刊名，由这本杂志引发了一场著名的政治事件，成为台湾政治发展史的分水岭。

美丽岛杂志社

在30年前“美丽岛事件”中，黄信介、施明德、吕秀莲、陈菊、姚嘉文等因此进了监狱，当时的辩护律师陈水扁、谢长廷由此步入政坛，宋楚瑜作为国民党官员开始崭露头角。今天台湾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在30年前的这场事件中扮演着不同角色，轮番登上了政治的舞台。

“美丽岛事件”在后来成了民进党的政治资本，也成为党内争权夺利的砝码。民进党不仅用此事件来反映国民党执政时期的专制，也彰显民进党争取民主的历史功绩。能否搭乘上“美丽岛”号这趟政治列车，成为日后政治人物的重要指标。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

1979年5月，黄信介准备申请创办一份新杂志。他们从传唱一时的歌曲里找到灵感，决定新刊就叫“美丽岛”。

美丽岛杂志社成员的合照

之前，黄信介像台湾早期所有党外人士一样，通过办《台湾政论》、《这一代》杂志来宣传政治主张。他在杂志被禁后又联合林义雄、姚嘉文等人组成“党外人士助选团”，通过选举机制来要求进一步民主。他们不但举办各种座谈会、记者招待会等，还不断发表政见并印发传单。这时吕秀莲在哈佛深造，闻讯后放弃深造机会，回台投身风起云涌的党外运动，参选桃园县国大代表。

然而，1978年年底，美国突然宣布与台“断交”，蒋经国获息后，宣布停止一切选举活动。像黄信介、吕秀莲这样的党外人士，虽然在地方参选掀起了不小波澜，但随着当局终止原本明年举行的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他们不得不改变策略，寻求更广泛的合作和斗争。

1979年6月2日，这些党外人士所创办的《美丽岛》杂志在台北正式挂牌，一场挑战权威的新民主运动发轫了。在7月的一次会议上，杂志社确定由许信良任社长，吕秀莲、黄天福任副社长，施明德任总经理，姚嘉文、林义雄任发行管理人，张俊宏任总编辑。这个杂志网罗了台湾各派的知名党外人士，几乎涵盖大部分本土反对精英，包括了当时倾向统一的“夏潮”以及以康宁祥为代表的稳健派，但是主要还是以施明德等激进派为骨干。杂志成为党外势力的大本营。

这时的施明德重获自由才一年多，他此前因1962年在小金门担任炮兵军官时企图军事政变推翻政权，被以首谋叛乱罪遭投入监狱里15年之久。他在监狱里受尽严刑，牙齿和脊椎受损，从22岁开始就满口假牙。

然而，正是这个刚刚被释放的施明德，却又再度投入对抗台湾威权体制的《美丽岛》组建中。施明德和《美丽岛》的目的是，“要形成没有党名的政党，主张实行‘国会’全面改选与地方首长改选”。民主化目标非常清楚，直指台湾党禁、报禁和30年不改选的“万年国会”。

这年8月，《美丽岛》，创刊号即一鸣惊人。在当时台湾尚未开放报禁、党禁的沉闷气氛里，这份充满异议色彩的政论刊物，犹如在密不通风的暗室撕开一道裂口，这束光亮立即吸引来无数渴求的目光，一时一纸风行。

当然，《美丽岛》的目标不仅仅是办一份宣传“异端”思想的杂志，他们还要以此为平台成立一个没有名字的政党。随着杂志销售的节节攀升，施明德等人四处游说地方人士，催生了多处杂志社地方服务站，广泛吸收有志青年，并借着集会、演说等活动宣传要求民主的政治主张。

杂志知名度不断提高，至1979年11月，杂志发行量已过8万册，杂志社只经数月就在各县市成立了十一处地方服务站。一个“没有党名的党”已初具规模。这在当时，无疑是以身试法，《美丽岛》与当局在政治权利与意识形态上矛盾迅速激化。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1979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

这天的高雄显得格外的拥挤，《美丽岛》各地服务处成员和支持者源源不断地涌来，他们慢慢向着扶轮公园方向汇集，仿佛受到某种神秘的力量的召唤。而与此同时，荷枪实弹的防爆警察，也如临大敌般集合起来把守住各个路口。

山雨欲来风满楼。

原来，在11月14日，《美丽岛》杂志组织了一场联合祈祷会，施明德在会上听从几位神甫的建议，决定在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举办大规模纪念活动。时任高雄服务部负责人的陈菊协助施明德准备进一步筹组“人权纪念委员会”，并打算在纪念活动当天正式成立。

11月30日，《美丽岛》杂志社以“人权纪念委员会”名义，向高雄市警察局申请在扶轮公园举办“世界人权纪念日大会”，遭到当局拒绝。就在人权日前一天，国民党当局以将举行演习为由，宣布次日禁止任何示威游行活动，很明显是想扼杀这次游行于萌芽之中。

当局为了吓退这帮“乌合之众”，袭击了黄信介住宅和《美丽岛》在高雄、屏东的服务处。没想到《美丽岛》人员依然我行我素，驾车号召民众参加翌日集会。两名《美丽岛》义工在发传单时被警察逮捕，并遭到殴打和拘留，一直到次日凌晨才被释放。

不断升级的暴力活动没有震慑这些人，他们毅然决定按原计划在高雄举行游行。很多原本没准备参加游行的群众被之前的迫害事件激怒，也不顾一切加入游行队伍中。队伍里最引人瞩目的自然是施明德，他手持火把站在车上，和姚嘉文规划着路线。面对着神情严肃的警察，黄信介要求提供演讲场地，遭到拒绝。

在施明德的引导下，游行队伍拉着布条、喊着口号，浩浩荡荡地向扶轮公园集中。然而等他们快到达集会中心时发现，扶轮公园已被封锁，他们临时改变集会地点，即中山一路与中正四路口的大圆环。

这时，队伍遭到大批警察的阻拦，一时间如洪水被阻塞，乌压压的人群越积越多。吕秀莲从人群中站出来大声疾呼：“几百年来，台湾人从来没有机会像今天用这么大的心声喊出咱的勇气、咱的正义感，喊出咱对人权的要求，今天是伟大的一天，希望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挽救大家的生存命运。”

下面口号声、掌声一片。

游行群众气愤填膺，按捺不住的怒火让他们骚动不安，场面已经完全失控了。全副武装的警察越来越多了。当局的高压姿态让对立愈演愈烈，民众长期积怨演变成暴力相对。警察这时手持盾牌逼近行队伍，群众还以石块和棍棒。奉令打不还手的警察受伤惨重，主要街道一片狼藉。

为了避免事态的扩展，警方决定施放催泪瓦斯，最后以全面镇压收场。这场“美丽岛事件”，成了台湾自“二·二八事件”后规模最大的一场官民冲突。

国民党的反应

蒋经国闻讯后感到事态严重，他于12月12日亲自慰问在事件中受伤的警察，次日下令查封《美丽岛》杂志社，逮捕张俊宏、姚嘉文、陈菊、周平德、吕秀莲、林义雄等人，通缉在逃的施明德。

这时的宋楚瑜刚担任负责媒体审查的“行政院”新闻局局长。年仅37岁的宋楚瑜在内阁中年纪最轻，屁股没坐热就发生这么严重的事件，自然要好好表现。“奉令行事”的宋楚瑜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宣称警察“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发动社会团体声讨“美丽岛叛乱”。

由宋楚瑜经手的报告提到，《美丽岛》杂志社表面上是杂志，实际上是一个阴谋组织，有计划的、有预谋的进行“叛乱”。杂志社还歪曲事实否定执政者的合法性，抹煞当局30年来经济建设成就，有鼓励暴力之倾向。

纸包不住火，媒体纷纷报道此事件。现场的录音带在BBC上播出，打破了台湾当局的一方言辞。美国《新闻周刊》发表施明德的美籍妻子艾琳达所写的题为《台湾：接连不断打击反对派》的文章，指责此事件是“几年来台湾进行的几次最大的政治镇压之一”。作为当局新闻发言人的宋楚瑜针锋相对，以强硬的语气斥责《新闻周刊》和美联社记者的报道，并宣布取消其采访权。

当时海外很多人害怕这次事件会发展成另一次“二·二八事件”，国际相关团体通过各种方式展开救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约50名教授写信给蒋经国，抗议台湾当局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大规模逮捕。很多学者当时也投书《纽约时报》，说其实受审判的不是这些人，而是台湾的民主。

蒋经国在海内外舆论的压力下，不禁产生了动摇。他怀疑若《美丽岛》的那群人真的那么坏，为何全世界有那么多人在救援他们？

蒋经国又问他的幕僚，这几个人是该判死刑还是网开一面？幕僚中有人说，当年国父就是因为清政府送了他们72具尸体而成事(黄花岗起义)，今天我们不能送他们这几具尸体，让他们成事。

于是，蒋经国犹豫了。

美丽岛的辩护律师

台湾当局决定用“军事法庭”审讯此次事件。由于牵涉人员甚多，审讯受到国际传媒、欧美政府、人权组织的高度关切。为使审判过程公平公开，当局开放岛内外人士旁听，并同意被告委托律师辩护。

被告方闻讯，开始积极延揽律师，但这又谈何容易？此时台湾政治气氛异常紧张，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律师要办理这样的重大案件，肯定吃力不讨好，不说公然与当局作对恐有灭顶之灾，但影响职业和前途是不言而喻的。

张德铭找到了陈水扁，这时刚到而立之年的陈水扁只是一名小有名气的海商法律师。打惯了赚钱的经济纠纷，面对这么一个棘手的案件，阿扁虽有意但又不敢冒然应允。踌躇不定的阿扁跟妻子吴淑珍商量此事，没想到妻子大义凛然地说：“当一位律师，如果说要自私不敢站出来替他们辩护，那么当律师还有什么用呢？”

陈水扁经过几番思想斗争，最终决定成为被告辩护律师团的一员，负责为主犯之一黄信介辩护。

相对而言，谢长廷的思想斗争就少得多。谢长廷1975年从日本留学返台后，曾任林义雄、姚嘉文等人创办的“中国比较法学会”秘书长，因此他当仁不让地接受姚嘉文妻子周清玉的委托，担任姚的辩护律师。

谢长廷

谢长廷当时跟家人说：“我们律师有的辩分尸案，有的辩强奸案，有的辩偷窃案，这个案件为什么不能辩护呢？除了有风险外，没有什么理由啦。如果这个案件来了，我们律师不敢辩护，其实没有资格再做律师。”

34岁的谢长廷和30岁的陈水扁等人最终走向“美丽岛大审”，与苏贞昌、尤清、张俊雄等人组成15人辩护律师团。他们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明确指出所谓的“戒严令”本身就是非法，“军事法庭”也没有资格审理此案。他们不仅仅为被告在辩护，也是在为台湾整个党外运动做历史性的辩护。

这次不寻常的辩护不仅成为律师们职业生涯的亮点，也成为很多人的人生转折点。他们中很多人由此成为台湾党外运动的主角，尤以陈水扁与谢长廷为代表。这两位出生贫寒的台大法律系校友，都因帮“美丽岛事件”打官司而名声鹊起，由此开始走上了从政之路。之后他们同时当选台北市议员并转进“立法院”，成为民进党新生代中最闪亮的两颗政治明星，相互争锋。

“美丽岛大审”

从1980年2月20日开始，一场备受瞩目的审判开庭了，“警总军法处”以叛乱罪起诉黄信介、施明德、张俊宏、姚嘉文、陈菊、吕秀莲、林义雄等人，其他30多人则在一般法庭遭到起诉。

在开庭前当局为了缓解外界的非议，准许部分被捕者同家属通信，派国民党官员接见被捕家属代表。被捕者的家属同一些未被捕的党外人士积极活动，他们组团环岛慰问，并派出代表分别会见来台访问的女作家陈若曦、美国国会众议员代表团成员等人，争取更广泛的支持。

开明的蒋经国权衡再三，在1980年1月4日的《中央日报》上给事件定性：“高雄暴力案件的发生非常不幸，这是一桩‘法律’案件，对于涉嫌分子自应‘依法’秉公处理，尤其对于首、从应明确区分，毋枉毋纵。在高雄的暴力案件发生后，‘政府’一定‘依法’处理，今后不会影响我们推动‘民主法治’的既定政策及决心。‘民主法治’之路，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他坚持要好好开一次庭并全程录像，使媒体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军事法庭”。

在法庭的审讯期间，每一个被告都有机会陈述。施明德、黄信介等人把法庭变成了民主讲坛而“大鸣大放”，律师亦以长篇报告详述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以致审讯本身形同公开的政治大辩论。报纸、电台连续一周长篇累牍地报道大审情况，事无巨细，公布于众。

媒体的广泛报导，再一次展现了台湾执政者与反对者的信念与力量冲突，让台湾民众接受到民主的洗礼。这次大审其实是审判国民党政府，《美丽岛》杂志未尽的事业，让国民党的“军事审判”完成了。

根据蒋经国“不能有死刑”的指示，1980年4月18日，“军事法庭”宣布判决结果：施明德处无期徒刑，黄信介处有期徒刑14年，姚嘉文、张宏俊、林义雄、林弘宣、吕秀莲、陈菊等处12年有期徒刑。后黄信介改判10年，其余六人为8年。此外，尚有三十余名人士被控以公然聚众施暴，其中一部分被处以1至3年的有期徒刑。

美丽岛成就了谁

现实的禁地一经打开便再也止不住步伐，“美丽岛事件”使国民党不得不逐渐放弃一党专政，乃至于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台湾民主化从小而大，既而铺天盖地。

在1981年底续开的“立法院”选举中，《美丽岛》辩护律师陈水扁、谢长廷和受难者家属许荣淑、周清玉、黄天福等人，打着悲情牌大获全胜。他们与《美丽岛》诸公形成了1986年成立的民进党的主力，在上世纪80年代持续通过选举、群众活动、办杂志等形式扩张其影响力，冲击台湾旧有政治和社会体制。

等到李登辉1990年上台后，开始对“美丽岛事件”政治犯颁布特赦令。施明德却不买账地撕毁特赦令，坚持要求无条件释放。李登辉不得不宣布当年判决无效，施明德才终于结束长达4年7个月的绝食，和强迫插胃管3040次痛苦的灌食。更具有戏剧性的是，当年的主犯之一陈菊2006年又回到高雄当上了市长，当年的事发地也被命名成美丽岛站。

如今“美丽岛事件”已过去整整30年，当年那个为民主运动不惜赴汤蹈火的热血青年陈水扁，却因涉嫌诸多贪腐弊案而等待着司法审判。在看守所的日子里，陈水扁也曾忆起“美丽岛”，并把自己的遭遇比喻为“美丽岛事件”，自认为历史以后会还他清白，这让大多数人哭笑不得。

唯有施明德这位充满理想主义的民主战士还在孜孜以求，他2007年发起了不亚于“美丽岛事件”的“倒扁运动”，依然是总指挥的他把控诉对象换成了当年的盟友。记得2006年9月10日，“倒扁”民众在凯达格兰大道静坐那一晚，广场上的喇叭一遍遍播着《美丽岛》。这首歌原唱胡德夫也现身了，教大家唱起这首曾经唱垮了一个政权的歌。施明德即兴宣布《美丽岛》是“倒扁运动”的永久主题歌，让很多人唏嘘不已。（文/国家历史特约撰稿周为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