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评史上最富十人 宋神宗是世界第三富？

也许你能轻易说出当今世界的那些富豪们，如比尔·盖茨、巴菲特等等。那在历史上又有哪些富豪呢？日前《时代》杂志公布了一份富豪榜的"历史版本"，评出了有史以来最富有的10个人，其中包括洛克菲勒、凯撒大帝、宋神宗、成吉思汗等，上榜的唯一健在的人物是比尔·盖茨。

据参考消息网8月3日报道，外媒称，美国《福布斯》杂志有每年评出全球十大富豪的传统，日前《时代》杂志公布了这份名单的一个"历史版本"，评出了有史以来最富有的10个人，其中包括洛克菲勒、凯撒大帝、宋神宗、成吉思汗等，上榜的唯一健在的人物是比尔·盖茨。

据西班牙《世界报》8月1日报道，尽管很难对历史人物的财富进行衡量，但《时代》杂志通过对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采访，以及将各个历史人物的财富与当时其国家或王朝的国内生产总值做比较，认为上榜的这些人物在历史的长河中比其他人更富有。

报道称，排在榜单首位的是马里帝国国王穆萨，尽管他当时的财富已经无法量化，但他的帝国当时是全球最大的黄金生产国，历史学家们也证实了穆萨曾经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在12世纪的时候，廷巴克图是四大沙漠通道的交会点，为横跨中东和西班牙的阿拉伯世界提供补给支持。财富的不断累积使廷巴克图成为当时地球上最富庶的地方之一。

凯撒大帝

排名第二的是凯撒大帝，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他不仅统治着罗马帝国，还拥有帝国经济总量20%的个人资产，相当于现在的约4.6万亿美元。

公元前60年与庞培、克拉苏结成三头同盟，共同统治罗马共和国，史称"前三头"。公元前58年取得高卢总督职位，几年内征服了高卢全境。

宋神宗赵顼

宋神宗赵顼被《时代》杂志认为是有史以来第三富有的人，也是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尽管他在位仅18年，去世时才30多岁，但积累的财富不容小觑。在很强的科技创新和税收能力的帮助下，宋神宗在位期间的北宋国内生产总值占到全世界的25%至30%。

印度莫卧儿帝国第三代皇帝阿克巴在榜单上排名第四，他在位期间莫卧儿帝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25%，人均收入与"黄金时代"的英国相当。

报道称，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美国超级资本家洛克菲勒、英国昔日首富艾伦·鲁弗斯、美国企业家比尔·盖茨和蒙古帝国可汗成吉思汗分列5至10位。

报道称，比尔·盖茨是该榜单上唯一健在的人物，根据《福布斯》此前的报道，他的个人总资产已经升至789亿美元。与其他很多大企业家一样，除了创造财富，盖茨夫妇还非常热心于慈善事业，尤其关注对非洲及一些疾病治疗的资助。

《时代周刊》公布的史上最富前十完整榜单：

第一名：马里帝国国王穆萨

第二名：凯撒大帝

第三名：宋神宗赵顼

第四名：印度莫卧儿帝国第三代皇帝阿克巴

第五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

第六名：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

第七名：美国超级资本家洛克菲勒

第八名：英国昔日首富艾伦·鲁弗斯

第九名：美国企业家比尔·盖茨

第十名：蒙古帝国可汗成吉思汗

宋神宗不可能是史上第三富？

美国《时代》杂志评出有史以来最富有的10名超级富豪，依次为：马里帝国国王穆萨、罗马的凯撒大帝、宋代中国的神宗皇帝赵顼、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帝阿克巴、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美国超级资本家洛克菲勒、英国昔日首富艾伦·鲁弗斯、美国企业家比尔·盖茨、蒙古帝国可汗成吉思汗。

作为草原“黄金家族”的主人，成吉思汗登上这个“有史以来最富有排行榜”是理所当然的，但宋神宗居然被列为史上第三富，则多少让人感到意外。有人可能会生出一股“民族自豪感”;也有人会理性地认为，宋神宗的入选有利于扭转人们对于宋代“积贫积弱”的刻板印象。但我分明觉得，这个评选就是一场一本正经的扯淡。

《时代》杂志选中宋神宗，理由是“尽管他在位仅18年，去世时才30多岁，但积累的财富不容小觑。宋神宗在位期间，北宋国内生产总值占到全世界的25%至30%”。尽管《时代》宣称“榜单结合了多名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比较了富豪个人拥有财富占国家与当时世界GDp的比重，最终排出名次”，似乎做足了功课。但按北宋的GDp将宋神宗评为超级大富豪，其实显示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政治的陌生与自以为是。

万万没想到，这几位居然能出现在同一榜单上。编辑配图。

▍国民财富、国家财政不是君主私产

《时代》杂志首先混淆了国民财富与皇家财产之间的界线——准确地说，他们或不相信宋代中国存在着一条这样的界线。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的财富难道不是君主的私有财产么？

在推行家产制的草原汗国，“黄金家族”确实将他们所征服的土地、人口与财产都当成自己的私产，“普天率土，尽是皇帝之怯怜口”。但在宋朝，宋人并不认为天下为君主私有，一位士大夫告诉宋高宗：“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因此，假如宋神宗时代的国内生产总值真的占全世界30%，但这个财富也是国家、国民的财富，并不是宋神宗自己的私有财产。赵顼本人也绝不敢将国家与国民的财产据为私产。

其次，《时代》杂志混淆了国家财政与天子私财之间的界线。宋神宗在位期间，经过志在富国强兵的王安石变法，北宋政府确实积累了庞大的财富量。用宋人的话来说，“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但这财富归国家财政所有，可不是赵氏皇帝的家产。

钱宾四先生曾指出，“拿历史大趋势来看，可说中国人一向意见，皇室和政府是应该分开的，而且也确实在依照此原则而演进。”皇室与政府分开的一个表现，便是皇室经费与政府财政的分立。宾四先生在介绍汉代政治制度时说，汉朝的大司农和少府，都是管经济的，“大司农管的是政府经济，少府管的是皇室经济。大司农的收入支销国家公费，少府收入充当皇室私用。皇室不能用大司农的钱。”这套制度延续至唐宋，只不过机构的名称改变了。唐代的国家财政机构为转运司、度支司，而皇室私库则为琼林、大盈二库。宋朝的国家收入也分属户部、三司控制的国库与独立于国库系统的内藏库。皇家用度一般都取自内藏库。所以《宋史》的编撰者认为，“凡货财不领于有司者，则有内藏库，盖天子之别藏也。”

宋代的内藏库的确具有天子私库的性质，比如宋太宗在内廷置内藏库时，“乃令拣纳诸州上供物，具月帐于内东门进入，外庭不得预其事”;内藏库的勾当官以宫廷内侍充任;又如皇家的经费均取自内藏库。如此说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熙宁、元丰年间内藏库有多少积蓄，便说明神宗皇帝有多少私财呢？

▍内藏库也不是宋朝皇帝的私财

也不可以这么说。因为内藏库又不仅仅是天子私库。实际上，宋朝的内藏库还具备公共财政的功能，这一点跟汉代的少府、唐代的琼林库与大盈库大不一样。

内藏库的前身为宋太祖创立的封桩库。《宋史·食货志》载，“初，太祖以帑藏盈溢，又于讲武殿后别为内库，尝谓：‘军旅、饥馑当预为之备，不可临事厚敛于民。’”太宗继位之后，封桩库改称内藏库。宋人笔记的记述更有戏剧性：“太祖皇帝削平僭伪诸国，收其帑藏金帛之积，归于京师，贮之别库，号曰‘封桩库’。凡岁终国用羡赢之数皆入焉。尝密谕近臣曰：‘石晋苟利于己，割幽燕郡县以赂契丹，使一方之民独陷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百万，当议遣使谋于彼国，土地民庶倘肯归之于我，则此之金帛悉令赍往，以为赎直。如曰不然，朕特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以决胜负耳。’会太祖上仙，其事亦寝。太宗改为右藏库，今为内藏库。”

总之，从设立的初衷来看，内藏库与其说是“天子之别藏”，不如说是国家的战略储备库。这其实也是宋人的共识，如宋真宗说：“内藏库所贮金帛，备军国之用，非自奉也。”宋仁宗说：“国家禁钱，本无内外，盖以助经费耳。”司马光说：“彼内藏库者，乃祖宗累世之所蓄聚，以备军旅非常之用也。”

从内藏库物资的实际应用来看，内藏库也更像是战略储备库，而非天子私藏。尽管皇室的日常用度均取之内藏库，但这部分的支出只占极小的比重，内藏库更重要的开支，乃是用于国家的公共事务，包括：(1)弥补国家财政用度之不足，“有司计度之所阙者，必籍其数以贷于内藏，候课赋有余，即偿之”;(2)赞助军费，如“元丰六年，诏岁以内藏库缗钱五十万桩元丰库，补助军费”;(3)赈灾恤贫，如设于京师的福利机构福田院的经费，即来自内藏库，宋英宗“岁出内藏钱五百万”支持福田院;(4)熙宁变法期间，朝廷广置官立商业机构，其本钱也多取自内藏库，如神宗皇帝曾经下诏：“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官于京师置市易务，其条约委三司本司详定以闻。”等等。

宋代内藏库的战略储备功能与公共财政功能，是之前几代王朝的皇室私库所不具备的。因此，尽管编撰《文献通考》的宋末人马端临将宋之内藏库与汉之少府、唐之琼林库相提并论，但宋朝人苏辙却不这么认为，他说，“元丰及内库财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备缓急。若积而不用，与东汉西园钱，唐之琼林、大盈二库何异？愿以三十万缗募保甲为军。”苏辙强调的正是内藏库区别于前朝天子私库的公共功能。

从内藏库的日常管理来看，虽说宋太宗时，“外庭不得预其(内藏库)事”(这当然体现了内藏库的天子私库色彩)，但太宗又解释说，“此盖虑司计之臣不能节约，异时用度有阙，复赋率于民，朕不以此自供嗜好也。”而且，实际上，外臣对于内藏钱的使用还是握有发言权的。宋仁宗时，由于榷货务未能及时兑换现钱，河北的“交引”(相当于有价证券)发生贬值，“其钞每百千止鬻六十千”。有人上书仁宗皇帝，建议动用内藏钱“二百万缗量增价收市之，岁可得遗利五十万”。仁宗一听，有道理啊，便采纳了这个建议，但知谏院范镇出来阻止：“内藏库、榷货务同是国家之物，岂有榷货务固欲滞商人算钞，而令内藏库乘钱以买之？与民争利，伤体坏法，莫此为甚。”宋仁宗只好“遽罢之”，撤回成命。

宋神宗在位期间，内藏库加速向公共财政机构转化，“元丰更定官制，以金部左藏案主行内藏之出纳，而奉宸库则隶于太府，所以示天子至公，无内外之异也”，将内藏库划归户部管理，天子私库的色彩被淡化。宋哲宗元祐年间，又“令户部、太府寺，于内藏诸库皆得检察”，即内藏库须接受政府的审计。

可以说，宋代内藏库具有双重属性，既有天子私库的色彩，又有公共财政的性质，特别在宋神宗时代，内藏库的公共财政性质更是得到强化。因此，即使宋神宗时代内藏库的储蓄堆积如山，也不可以将这批财富当成神宗皇帝的私人财产。

▍国民有私，天子无私

即便是理论上归皇帝自由支配的那部分财产，即内藏库拨给皇室的日常用度，皇帝实际上也没有完全的支配权。这是因为宋朝实行“以外统内”的制度，内廷的一切用度，须经外朝的宰相核准。如南宋绍兴五年(1135)，宋徽宗死于金国，高宗在为父皇服丧期间，将御椅换成了尚未上漆的木椅。有一回，钱塘江钱氏公主入觐，见到这张龙椅，好奇问道：“此檀香椅子耶？”一名姓张的妃子掩口笑道：“禁中用胭脂皂荚多，相公已有语，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可知内廷用度如果超出预算，便会受到宰相的查问。

传统中国有一项古老的制度：“惟王不会”。意思是说，天子的用度不必会计、审计。这也是古代成立天子私库的法理基础，即天子私库有多少财富，都归天子挥霍，花完拉倒。但宋人对“惟王不会”的传统提出了质疑，南宋士大夫韩元吉申明：“惟王后之服、王之裘、王后之酒、王后及世子之膳，则不会，其余则太宰未尝不受其会，而有均式。”另一位南宋士大夫汪应辰也称：“王之用度，虽曰不会，要不出乎式也。”式，即制度。天子的用度，必须接受制度的约束。

宋朝皇室的日常用度，也确实受到制度性的线束。来看一个事例：“太祖即位，尝令后苑作造熏笼。数日不至，太祖责怒。左右对以事下尚书省、尚书省下本部、本部下本曹、本曹下本局，覆奏，又得旨，复依，方下制造，乃进御。以经历诸处，行遣至速须数日。太祖怒曰：‘谁做这般条贯来约束我？’左右曰：‘可问宰相。’上曰：‘呼赵学究来！’赵相既至。上曰：‘我在民间时，用数十钱可买一熏笼;今为天子，乃数日不得。何也？’普曰：‘此是自来条贯，盖不为陛下设，乃为陛下子孙设，使后代子孙若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坏钱物，以经诸处行遣，须有台谏理会。此条贯深意也。’太祖大喜，曰：‘此条贯极妙！若无熏笼是甚小事也。’”

内廷要一个“熏笼”(点燃熏料驱赶蚊虫的器物)，需经过非常繁复的程序，层层审批，走完这些程序，最快也得几个工作日。其间如果宰相与台谏觉得不妥，还可以将申请退回去。宋太祖草莽出身，对这样的制度开始时还不习惯，也想不通。但经过宰相赵普的解释，太祖就明白过来了，庙堂不比民间，民间可以用数十钱买一熏笼，皇室的用度取之民脂民膏，当然需有制度约束，否则后世君主挥霍无度，岂不后患无穷？

被《时代》杂志评为史上第三富的宋神宗本人，生活也极节俭。据王安石说，“臣见陛下(神宗)于殿上盖毡，尚御批减省，以此知不肯用上等匹帛，縻费于结络。”不妨设想一下，按照宋朝条贯，如果宋神宗挥霍无度，也必为大臣阻止。

今天许多人都以为，“家天下”时代嘛，天下皆为天子所私有。其实在宋朝士大夫的观念中，并非“天下归天子私有”，而是“王者无私”。国民需要拥有明晰的私有产权，但天子不应该有私属财产。《时代》将宋代君主推上史上最富有排行榜，显然是因为不能理解宋代的政治制度与宋人的公私观念。

15年前，即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也曾推出一个近1000年来世界最富有的50人榜单，其中蒙古大汗成吉思汗、元代皇帝忽必烈、明代权监刘瑾、清代权臣和珅、晚清十三行大商人伍秉鉴和民国金融家宋子文上榜。没有宋神宗。我觉得，这个榜单比《时代》杂志的那个史上最富榜要靠谱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