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让皇帝认个错到底有多难 汉武帝拒不认错

不少历史学家探讨汉武帝晚年改制的委曲，不过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应当细说，那就是，在诏书中，刘彻竟破天荒第一次承认自己错了。独裁者主动认错，这在古代，绝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在汉武帝以前，有些皇帝偶尔下罪己诏，但有些是传说，比如，商汤说“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谁知其真假，没准儿是儒生编造的。汉武帝以前，皇帝应该没有主动认错的传统(文帝曾经说年成不好，是不是自己有过错，但并未敲实)。而武帝本身是个强悍的独裁者，按说更不可能自诉罪行。汉武帝之后，确实有些皇帝下过罪己诏，但看过之后，大多感觉是装腔作势，套话一箩筐，仿佛罪己反而用以衬托自己是圣德之君，成了在儒家意识形态下的自我美饰。

其实不肯认错，在中国别说帝王了，我们这种普通人扪心自问一下，在我们的一生中，有几次诚恳地认过错？我周围认识的中国人，大部分不明白“道歉”两个字的重要。事实上，就我自己来说，也长久以来不明白，英国人为什么要向甘地道歉，教皇为什么要向布鲁诺道歉。在中国，拳头硬的从来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啊。有一次，我曾经要求爸爸向我道歉，把他笑得打跌，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歉？哈哈哈……你从哪学来的这一套？”

我也不知道中国人为啥不喜欢道歉，难道这也是上行下效？

不过汉武帝这次认错，只是昙花一现，否则汉代的大官不至于会前赴后继地自杀——众所周知，汉代的大官实在是太喜欢自杀了。

大官们为啥喜欢自杀呢？起因在于当年贾谊劝谏汉文帝，说那么大的官，一旦犯罪入狱，就要被狱吏凌辱，太过分了。希望将来大官犯罪，能不拖到市场上斩首，而是准许自杀。

文帝喜滋滋地答应了，贾谊也欢呼雀跃，以为世风复古，士大夫的尊严终于得到了法律保障。于是士大夫犯罪，一旦诏书下，不能“生诣廷尉”，而是应该马上自杀，否则就是没有廉耻。可这，难道没有什么不对劲儿吗？

显然很不对劲儿。因为以前犯了罪，大罪杀头，小罪至少可以活命。现在为了所谓尊严，所谓廉耻，只能自杀。

因此确实有一些大臣不肯自杀，他们觉得自己罪不至死。甚至下狱都是冤枉，希望能理清冤狱，无罪释放。可是，他们忘了一个重要前提：在专制社会，皇帝永远是对的。皇帝既然把你下狱，就不可能无罪释放。否则，皇帝就是错的。那怎么行？不，皇帝怎么会错，皇帝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啊。

有一次，汉惠帝未央宫和长乐宫之间修了一条天桥，供自己出入，结果大臣叔孙通劝谏：“领导，让老百姓看见这样不好啊。”

汉惠帝人很好，一向从善如流，他羞愧地说：“啊，那我还是拆了吧。”

叔孙通摇头：“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意思是，那怎么行。人主无过举，就算做错了，也不能承认，要不然泥腿子们就不服您管了。

“人主无过举”，那么作为大臣，被皇帝关进了牢房，还想无罪释放吗？运气好的话，随便安点小罪名，也能放出来，但不是无罪释放;运气不好(比如皇帝特别讨厌你)，不管有罪无罪，就只能自杀了。

总之，允许士大夫自杀，不但没有提高士大夫地位，反而让他们陷入了有冤无处诉的悲惨境遇。

周亚夫就是一个运气特别不好的人。他因为一系列的事，得罪了窦太后、王皇后以及梁孝王，最重要的是，还有皇帝。皇帝很早就想干掉他，只是找不到机会。一天，皇宫里专门为皇帝制造器物的尚方工官要偷偷出售一批盔甲，总共五百套，不过这批盔甲只是冥器，是陪葬用的，没有实用价值。周亚夫的儿子很孝顺，当即就为父亲订好了这批货，然后雇用了一帮民工去取，最后却不肯付给民工工钱。民工们只好集体上访，说周亚夫的儿子偷偷购买皇帝用的器物。景帝一听，笑得要死，正要琢磨周亚夫的罪状呢，这就送上门来了。

其实有这么巧吗？没有。在那个时候，皇帝要办你，就一定会找到一个理由。没有这个理由，也会有那个理由。如果不发生这件事，周亚夫肯定也会在这年死，只不过史书的记载就是另外一个案件罢了。

公安上门逮捕周亚夫，按照文帝之后的习惯，周亚夫想保留尊严，自杀。但被他老婆劝住了，大概她认为，没多大的事，也不至于就判死刑。于是周亚夫就去牢房了，廷尉(最高法院院长)亲自审问：“君侯啊，皇帝陛下对您这么好，您为什么还想造反呢？”

廷尉说：“什么？不想造反，不想造反买这么多盔甲干什么？”

周亚夫气得发抖：“臣所购买的器物，都是下葬用的冥器，一碰就破，质量低劣，根本就不堪战阵，怎么可能拿来造反呢？”

廷尉笑了笑，说出了有史以来最牛的一句驳斥：“君侯就算不想在地上造反，可是有了这么多盔甲陪葬，也免不了会在地下造反的。”

古往今来，无数人斥责这个廷尉是无理取闹，强词夺理，不要脸。事实上，人家廷尉根本没错，他只能这么胡说八道，因为皇帝永远是对的。皇帝要周亚夫死，廷尉还能做什么呢？这种事情，拿“不要脸”三字来评价，就太没有力量了，也文不对题。

皇帝永远是对的，还可以从元帝杀掉自己敬爱的师傅萧望之一事中看出来。

元帝重用中书宦官弘恭、石显，但同时也重用萧望之。而萧望之却很看不起宦官，因此和弘恭、石显结了怨仇。弘恭、石显当然想干掉萧望之，省得每天看了心烦。于是找了两个人，一个叫郑朋，一个叫华龙，一起告发萧望之，说萧望之想发动政变。弘恭、石显是趁萧望之休假那天上奏的，为什么呢？因为萧望之当时也是内阁成员，一切奏章，他有权看。如果他不休假，奏章就会落到他手里，发挥不了作用，或者他会亲自向皇帝解释。他不在，弘恭、石显当即上奏皇帝，说萧望之毁离亲戚，想擅权，要求皇帝将其“召致廷尉”，也就是说，到牢里去报到。元帝那时刚即位，政事不够娴熟，不知道“召致廷尉”就是下狱，于是就批准了。后来发现萧望之没来上朝，一问，才知道在坐牢呢。他既吃惊，又生气，命令赶紧将萧望之释放。谁知遭到弘恭、石显的拒绝，这两人的胆子为什么那么大？

因为他们有恃无恐，他们首先阐明利害：“陛下，您刚即位，未听说以道德化天下，却把师傅关进了监狱，名声不好听啊。”

元帝其实可以反问，这关老子什么事啊，这事是你们干的啊。但这没用，你签字批准了，不是你是谁。元帝无话可说。弘恭、石显接着就提出了一个任何做领导的都不会拒绝的建议：“既下九卿大夫狱，宜因决免。”

这是什么意思呢？字面意思很简单：您既然把九卿大夫关进了监狱，就应该立刻决断，将其免职。

这话照现在听来，简直毫无道理。有罪没罪，审判了才知道，怎么下了监狱，就必须判免职呢？

也很好理解，据说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式的逻辑。因为皇帝永远是对的，既然将九卿大夫下了监狱，那他们一定有罪。没罪你把人家下狱，你是昏君啊？皇帝当然不能承认自己是昏君，那么就只能判决他有罪。这逻辑很无赖，但是专制社会的特色，不服不行。

元帝一听，恍然大悟，是这个理儿。不久以后，萧望之在家里自杀。元帝想起师傅对自己的教诲之恩，哭了几声。但想起皇帝永远是对的，估计心里又破涕为笑了。

有一个叫王嘉的人，他的命运也很典型地与本文主题相关。

王嘉活跃在哀帝时代，官至丞相。哀帝有个宠信的年轻人，叫董贤，我们所谓龙阳之兴，就来源于他们。他想封董贤为列侯，但诏书需要通过丞相御史下达，王嘉不肯奉诏，封还诏书，说董贤没资格封侯。哀帝气得要命，但不好发火，决定找别的事治他。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吹毛求疵，当然是很容易的，很快就找到一个。

起因是，有一个诸侯王，东平王刘云，被告发想谋反。廷尉梁相治这个案子，觉得还有疑点，上奏皇帝，要求传送刘云到长安会审。当时再过二十天就要进入春天了。汉代的规矩，春天到了就不能杀人了。哀帝就很生气，当时他身体不好，怀疑梁相故意拖延，想等到自己死了，再给刘云翻案，下令将梁相等全部免为庶人，王嘉当时也赞同。但是几个月后大赦，王嘉又趁机奏请皇帝，希望能召回梁相等人。哀帝就趁机发脾气，命令尚书责问王嘉：“王嘉，你知道梁相对皇帝不忠，当时也主动控告他。怎么一下子就变了呢？朝三暮四，变色龙一样，你像个忠臣的样子吗？”

王嘉赶紧脱掉帽子谢罪。但是哀帝不打算放过他，命令中朝讨论。中朝当然知道皇帝意思，一起上奏，请求将王嘉逮捕，下廷尉狱。

使者到府抓人，王嘉的手下都哭了，但是他们很快调好了一杯毒药，请王嘉自杀。王嘉不肯，手下劝死：“将相不对理陈冤，相踵以为故事，君侯宜引决。”意思是，您这种级别的官员，向来要自杀保存尊严的，怎么能去坐牢呢？

哀帝一听大怒，这家伙竟然“生诣廷尉”，当即派了将军和五个两千石的官一起审理这个案件。看样子是公平正义，但都是假的。为什么呢？你听听审问记录。

问：“罪犯王嘉，你明明知道梁相有罪，还请求将他官复原职，这是忠臣所为吗？是不是和他有啥私下交易？”

王嘉说：“绝对没有。窃以为梁相等治理东平王狱事，鞠躬尽瘁，从来没有认为东平王不该死，只是觉得有必要慎重。况且当时离春天还差二十天，从东平坐马车来长安，花不了多少时间，只要复核罪行确凿，元旦之前一定能将人犯处决。我也是为朝廷惜贤啊，和这三人没有私情。”

狱吏也知道，王嘉确实没有什么罪，但皇帝让他下诏狱，不判有罪是不行的。于是狱吏说：“既然如此，则君侯你当时为什么承认他有罪呢，这就是有负国家啊。”他最后说了一句：“不空入狱矣。”其实前面讲那么多，就是为了这一句，你不能白白入狱啊，只要入狱，那就是你有罪。

王嘉知道躲不掉，于是仰天长叹：“我当丞相，确实负国。负什么国呢？没有进贤退不肖，这就是负国。死有余辜啊。”

狱吏问：“哪些是贤人，哪些是坏人？”

王嘉说：“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是贤人。董贤父子是坏人。”

王嘉在监狱里待了二十多天，没吃饭，最终呕血，饿死了，和周亚夫一样。他死之后哀帝看了他的遗言，没有骂“这家伙死了还放毒”，而是认真想了想，觉得他说得对，又把孔光提拔为丞相，何武提拔为御史大夫。还封王嘉的儿子王崇为新甫侯，给王嘉追封谥号为忠侯。

重新封王嘉的儿子，大约就等于给王嘉平反了。但嘴巴上是不能说的，因为不能违背大汉的基本大法：皇帝永远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