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蜀汉诸葛亮的北伐的 一场争权夺利的阴谋

蜀汉丞相诸葛亮的六出祁山、九伐中原，历来为后人所津津称道。然而，围绕着这场断断续续将近20年的北伐战争，却隐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马谡失街亭、魏延被逼反、费祎遭暗杀……一个个看似孤立的事件背后，是蜀汉集团内部一系列的明争暗斗。

误解、阴谋与狂欢

—蜀汉北伐背后的猫腻

醉翁之意

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丞相诸葛亮率军出屯汉中，于沔水北岸阳平关下一个叫做石马的地方扎下大营，准备就此开始他一生劳而无功的六出祁山、北伐中原的处子秀。

次年，诸葛亮率20万大军，对外大张声势，摆出欲经由东部的斜谷古道攻取郿城(今陕西眉县，出郿城即兵临渭水南岸，直接威胁长安)的架势，并令赵云、邓芝率部盘踞箕谷作为疑军。曹魏负责西部军区事务的大将军曹真果然上当，以为蜀军志在长安，遂举众拒之于郿城。诸葛亮亲率蜀军主力出其不意，攻打祁山。蜀军军容整齐，赏罚严明，号令如山，魏国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应时叛魏应亮，一时间关中震动。魏明帝曹睿深恐关右不保，亲至长安督战。另派宿将张郃都督诸军，拒诸葛亮先锋马谡于街亭。

从上述战术布置来看，诸葛亮此役，其目的仅仅在于夺取凉州，而不是拿下长安和整个关右地区。这一点是很明显、很容易看出来的。

蜀中地势四塞险固，四面均有天险阻隔。尤其是直接受到中原政权威胁的北面和东面，地理优势更是得天独厚：北有秦岭横亘，东有三峡控扼。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蜀中历来被视为割据者的乐园。一者，由于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带来的与外界经济交流上的困难，导致蜀中经济具备了较其他地域更强大的独立性;二者，同样由于封闭性较高的地理条件，导致蜀中百姓与中原文化交流较少，因而蜀人在文化和心理上的独立性相对较高;其三，也是最重要的，这样四塞险固的地理环境可以使蜀中政权在强大的中原政权面前更容易生存下来。

这是刘氏割据蜀中的优势所在。但利弊从来都是相生相克，相追相随的。就刘备入川的弊端，从川中走出来的苏洵有过极其精彩的表述：“古代有志于夺取天下的人，最先考虑的往往是如何防守。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我就知道他最终不能有所作为了。诸葛亮其实没有见过真正的大险要，他以为凭借着剑门之险就可以不亡国了。我曾经仔细考察过蜀中的各处险要，结果发现：割据蜀中，实际上就陷入了一种守不可出、出不可继的困境之中。兢兢业业尚且不能自保，遑论图谋中原！”

苏洵说荆州是诸葛亮丢弃的，这一点历来就存在着争论，但他从荆州之失看到蜀汉之亡，却是有些道理的。关羽手中丢失掉的荆州，虽然如笔者之前所分析的(详情可见此系列之四《扑朔迷离——关羽覆败之谜》)在各个方面已经是一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了，但对于整个蜀汉集团的战略，却也还有着另一层重要的作用：出川的跳板。

凭借着险要的地势和关隘，蜀中政权可以很容易地抵御强大的中原政权入侵而自保;同样，强大的中原政权也可以凭借这些险要的地势和关隘将蜀中政权堵死、憋死在盆地之中，即是苏洵所说的“守不可出、出不可继”。入川就像是老虎进了动物园的笼子，进去了你可以衣食无忧;但要想再出来，获得自由，却是难上加难。

荆州的存在，最重要的意义是可以弥补蜀中政权出川难的问题。荆州丢失之后，诸葛亮首次北伐，其目的就在于寻找到一个类似于荆州的代替品，寻找到另一块跳板。

凉州，就是诸葛亮计划中的跳板所在。

此后六出祁山，诸葛亮的这一战略目标从未改变。

马谡之死

刘备临死之前，曾经告诫过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但诸葛亮似乎将刘备的谆谆告诫当作了耳旁风，左耳进、右耳就出去了。韬光养晦已久，至关重要的首次北伐，诸葛亮就重用了马谡，“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最后恰如刘备所担心的那样，马谡在街亭(今甘肃省秦安县陇城镇)一意孤行，舍水上山，犯了兵家之大忌，结果被张郃截断了汲水之道，遭逢惨败，部众四散流离。首次北伐的大好局面就此发生扭转，诸葛亮损兵折将，只得无功而返。

诸葛亮素有知人之明，却在马谡问题上犯下了这样的错误，历来为史家所感叹。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以谢众人，习凿齿(东晋文学家、史学家)就此发表议论：“诸葛亮不能兼并上国，岂非理应如此……蜀汉僻陋于一方，人才少于上国，而诸葛亮杀其俊杰，以求收到其他人的驽钝之用，希望以此成就大业，不亦难乎！而且先主曾经告诫过马谡其人不可大用，岂不等于早就鉴定出了马谡并非什么人才了吗……如果诸葛亮知道马谡不可大用而用之，则违背了明主之诫;如果说对马谡的裁决有失公允，那就意味着他杀了有益之人。无论如何，在这件事情上，诸葛亮都很难称得上是一个智者。”

事实上，马谡之死远远没有我们通常印象中所知的那么简单，这其中牵涉到蜀汉集团内部一场巨大的权力转移。

马谡之死

刘备生前，蜀汉集团存在着四大军区：荆州军区的关羽军团，汉中军区的魏延军团，永安—江州军区的李严军团，京畿军区的刘备直属军团。后来关羽军团彻底覆败，只剩下三大军团。李严直辖永安—江州军团的同时，拥有着对其他诸军团的节制权。

诸葛亮南征平叛所率部队，主要来自京畿军团——李严在诸葛亮南征期间不闻不问，永安—江州军团诸葛亮自然无法号令;汉中魏延军团身处前线也不可能抽得开身。南征的意义也正在于，诸葛亮从此将京畿军团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

建兴六年的首次北伐，除了前面我们所讲到的：为了攻取凉州或者凉州的一部分，为蜀汉集团寻求一块出川的跳板这一战略目的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借此控制汉中军区的魏延军团。

魏延虽然是荆州人氏，但他却是刘备的部曲将(家将)，从来就不属于诸葛亮一系。刘备用魏延镇守汉中而不用闲得发慌的名将张飞，其着眼点就在于魏延这个“家将”的身份。诸葛亮在蜀汉集团内部费尽心机进行的权力转移行动，自然也少不了对魏延及其汉中军团的处理。

建兴五年，诸葛亮打着北伐统帅的旗号顺理成章地进驻汉中，从此魏延彻底告别了镇守汉中的方面军军事将领的身份，而蜕变成为诸葛亮麾下的一员偏将。此后，魏延头上先后被冠以这些职务和爵号：(北伐军)前部督、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南郑侯。他再也没有机会去实践他在刘备面前许下的豪言壮语：“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

诸葛亮违众起用名不见经传的马谡担任首次北伐的先锋，而弃用名将、宿将魏延和吴壹(吴壹之妹为刘备夫人，吴壹也非诸葛系之人)，其背后的用心实在良苦。诸葛亮刚刚变相地顺利接收了汉中军团，他并不想立刻给魏延立功的机会，他想把这个机会留给自己的亲信马谡——马谡自谓“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可见二人关系的不同寻常。马谡出任先锋，和诸葛亮刻意在军中培养亲自己的军事将领的目的是一致的。此次北伐，形势本来已经甚好，只要马谡能够稳重持中，不出纰漏，根本不需要他有什么突出的精彩表现，诸葛亮扶植他的目的就能达到。但是天算不如人算，马谡竟然惨败于街亭。

至此，马谡只能一死。准确地说：诸葛亮只能选择让马谡一死。

因为用马谡而不用魏延，是诸葛亮独排众议的决定，诸葛亮必须就此负责。在诸葛亮上奏给刘禅的《自罪疏》中，有这样的句子：“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不过，如果仅仅因为这一原因，诸葛亮大可自己多承担些责任，马谡尚且用不着去死。最关键的是，令马谡出任北伐军先锋的背后，隐藏有诸葛亮不可为他人道的政治阴谋。这就是诸葛亮在军中培植自己势力，削弱刘备时代的功臣元老。虽然事情做得隐蔽，但蜀汉集团内部也难免有人就此说三道四。马谡胜利了则万事大吉，诸葛亮也可以免遭任人唯亲之嫌，相反，可获任人唯贤之名，马谡也可以就此顺利进入军中担任要职;马谡一旦覆败，诸葛亮必然会招致海量非议，倘若马谡再获得从轻发落，舆论必然会朝着更加不利于诸葛亮的方向发展，唯有对马谡施以最重的处分——斩首，方能平息蜀汉集团内部鼎沸的议论。

故而从一开始，马谡这个先锋就处于只能取胜、不能战败的逆境。为了诸葛亮的政治利益，丢失街亭的马谡必须去死。

魏延之死

建兴十二年，诸葛亮病逝五丈原。随后，魏延因为与杨仪争权而成为叛徒，兵败身死。作为诸葛亮一生最后一次北伐的最后一声余韵，魏延之死显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开门见山地说，种种迹象表明，魏延是被诸葛亮刻意设计的逼反杀掉的。

杨仪当政，是魏延作乱的主要原因，陈寿当年已经替魏延在一定程度上平了反：“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而杨仪与魏延之间的水火不容，诸葛亮是早就深知的，明知这一点却在临终之际安排杨仪统帅诸军撤退，这一举措要么属于失策，要么就是刻意为之。

杨仪的个人品质很成问题。杨仪早年因个人才干出众而被刘备选为尚书，但他却和自己的直接上司尚书令刘巴搞不好关系，无法开展工作，最后只得外放遥领闲职虚职弘农(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市北部)太守。魏延死后，杨仪用脚践踏魏延的首级，破口大骂：“庸奴！复能作恶不？”如此行径，可见杨仪还是个小人。据此可以粗略判断，魏延和杨仪之间的矛盾，主要责任应该在于杨仪。

对于二人交恶的起因，史书如此记载：“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唯杨仪不假借延，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魏延的矜高似乎成了祸端的导火索，其实不然。当时，除诸葛亮之外，刘备时代的老臣重臣们基本上已经全部消亡殆尽，唯魏延一枝独存，资历最深。魏延确实有“矜高”的资本，他获得这样的尊重其实并不过分。但作为诸葛亮身边极亲密的红人(丞相长史)，杨仪很清楚魏延在诸葛亮心目中不被重用的尴尬地位。以杨仪一贯的“狷狭”性格，他根本不可能像其他人一样去尊重魏延;相反，杨仪很可能有意无意地表现出对魏延的蔑视。所以，魏、杨交恶的主要责任人是杨仪，不会有错。

魏延和杨仪之间交恶到什么程度呢？《蜀书·费祎传》如此记载：“时值前军师魏延与丞相长史杨仪互相憎恶，每次并坐争论的时候，魏延往往愤怒地举起刀向着杨仪比划，杨仪则往往泣涕横集。费祎经常在二人之间做和事佬，终诸葛亮之世，能够各尽魏延、杨仪之用，全赖费祎的匡救之力。”魏延举刀相向，有欲杀杨仪之心，可见二人仇隙之深，已是水火不容，无法化解。

让杨仪为首统帅三军撤回汉中，是诸葛亮临终时的安排。这一安排，必然会激起魏延的反对和抵制。但这一安排的意义如果仅仅止于临时应急，以求蜀军全身而退，其实还不足以完全令魏延武装“反叛”。事情的关键是诸葛亮在杨仪身上的这一安排其实还另有文章：借此暗示众人，将杨仪打扮成自己最热门的继承人人选。杨仪能够当政，这一点才最致命。魏延深知，杨仪当政，自己不可能再有好日子过了。诸葛亮在世之日，最多让自己怀才不遇，不获重用罢了;杨仪一旦执政掌军，自己就可能只有一种结局——死定了。魏延绝对不能坐视杨仪慢慢找机会砍掉自己的脑袋。不反杨仪是个死，反杨仪最多也是个死，选择后者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从安排杨仪率军后撤，到将其打扮成自己最热门的继承人人选，这一切都不是诸葛亮病糊涂了之后的失策;相反，这是他刻意所设的一个局，为魏延所设的一个死局。

第一，诸葛亮召集杨仪、费祎、姜维三人商讨自己死后的退军事宜时，没有通知魏延。魏延身为北伐大军的前锋大将，理应参加这样重大的会议。当时魏延的前锋大营仅仅“出亮营十里”。策马往来，十里地其实最多不过二十分钟的时间。如此短暂的距离，却不通知魏延参加，岂不可疑？

第二，如果诸葛亮有意保全魏延，寻求蜀军的团结，那么他应该选择杨仪之外的其他人作为统帅三军回撤的人选。丞相府司马费祎、丞相府参军姜维均可胜任。尤其是费祎，此人在魏、杨二人之间斡旋多年，用他为统帅，自然可以同时兼顾到魏、杨二人的情绪，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但诸葛亮指定的却是这三人中间最不合适的人选：杨仪。

第三，临死之前，诸葛亮早就把密表送到了刘禅手中，指定蒋琬为自己的继承人。但退军之际，军中以及社会上却到处流传着杨仪最有可能是诸葛亮指定的继任执政者的消息，而且杨仪自己也对此深信不疑。领军顺利撤回汉中，诛讨了魏延之后，杨仪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朝廷送来聘书，让自己“代亮秉政”。当最后的结果是仅得一中军师虚职的时候，杨仪变得极其愤怒，“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於五内”。这些连杨仪本人都深信不疑的流言是偶然出现的吗？

第四，杨仪的怨愤之言中有这样一句：“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话中的“魏氏”有两种解释：一种说法认为指的是曹魏，一种说法指的是魏延。其实当是魏延无疑。若指曹魏的话，应当称之为“曹氏”或者“魏国”、“魏廷”，不应当不伦不类地称之为“魏氏”。杨仪此言隐隐约约泄露了一个重大的天机：当时确实存在着一个设计魏延的计划。

第五，陈寿似轻似重地记了这么一笔：“(诸葛亮交待)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似乎当时诸葛亮已经预料到了魏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魏延这样的反应难道不正是诸葛亮所一直设局寻求的吗？

诸葛亮如此费尽心机设计逼反魏延的目的，就是为了有一个正当的理由除掉魏延。除掉魏延的动机很明显：诸葛亮死后，魏延将成为蜀汉集团内部最大的元老，而且魏延本人又确实有大将之才。名位寡微的蒋琬继任自己执政，必然无法驾驭魏延这类人物;魏延也素来好立功名，不会甘心完全听命于蒋琬的节度，此人在诸葛亮死后，必将成为引发蜀汉集团内部动荡的一大隐患。诸葛亮治蜀，从来将政局的稳定摆在第一位，对于这样的隐患，从来都是坚决消除。昔日劝杀刘封、彭羕时有着这方面的考虑，如今除掉魏延，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去世，魏延兵败身死，随后接过其执政接力棒的，先后是蒋琬和费祎;接过其北伐接力棒的，则是姜维。

蒋琬东伐

蒋琬自建兴十二年以尚书令身份总理国事，至延熙九年(246年)去世，执掌蜀汉政权达13年之久。这段时间蜀国极少兴兵，主要致力于经济恢复和百姓的休养生息。延熙六年十月，蒋琬似乎认为蜀国国力已经有所恢复，再次伐魏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将行营自汉中迁至涪县(今四川省绵阳市)。在此修缮城池，大造舟船。

据《三国志·蜀书·蒋琬传》记载：蒋琬认为诸葛亮数出秦川，道路艰险，粮运难继，故而多次劳而无功，所以不如另辟蹊径，顺汉、沔二水东下，袭取东三郡(西城、上庸、房陵)，进窥荆襄。蒋琬这一伐魏计划，兵锋东指，故而被称之为“东伐计划”。

但此时的蒋琬与诸葛亮在世之时威望与权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这一计划刚刚出炉，就遭到了强大的反对力量：“而众论咸谓如不克捷，还路甚难，非长策也。”刘禅也派了尚书令费祎和监军姜维前去向蒋琬“谕旨”此事。迫于压力，最终蒋琬放弃了这一计划，同意回到当年诸葛亮出秦川祁山、进窥雍凉这一既定的传统方针上来。

对于蒋琬别出心裁的“东伐计划”的前后始末，史书上交代得头是头，尾是尾，因是因，果是果，条理清晰，逻辑充分。

尽管如此，此事仍有三点甚为可疑之处：

第一，蒋琬虽然不再坚持水路“东伐”，但自己却没有就此拔营离开涪县，而只是升任姜维为镇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令其前往汉中，负责联络凉州羌、胡及其他北伐事宜。蒋琬上奏刘禅：“如果姜维北征，与魏军相持于河右，臣我当率领大军作为姜维的后镇与援军。涪县这个地方水陆四通，交通便利，可以做到唯急是应，倘若东北方向(作者注：由长安方向入侵汉中，正好是东北方向)曹魏来侵，赶去救援也相当方便。”于是乎蒋琬继续坐镇涪县，并在此一呆就是整整3年，直到去世。

涪县真的如蒋琬所说，地理位置那么左右逢源、极其便利吗？

第二，蒋琬将大营自汉中迁至涪县其实早有计划。延熙五年正月，监军姜维就已经督率一支偏军作为先锋自汉中回撤，驻扎到了涪县。22个月之后，蒋琬也亲自回撤到了涪县。随后，蒋琬自己坚持留在了涪县，回到汉中去主持“北伐”事务的却正好是之前回军涪县的先锋姜维。

这些人事调动背后会不会藏有什么深意？

第三，蒋琬如果真的有意“东伐”东三郡和荆州的话，没有理由不和东吴互通声气，以求得东吴荆州军团的支援。但东吴自始至终没有收到蒋琬发出的照会，也没有见到蜀汉就此派来的使者。以至于东吴的重臣骠骑将军步骘、车骑将军朱然等人误以为蒋琬回撤涪县的真实意图是有意顺流东下侵略自己，于是频繁上书孙权，请求早作应战准备。

若此行本意确实在于“东伐”曹魏，蒋琬做事怎么会如此毛手毛脚、粗枝大叶？

先说涪县的地理位置。涪县绝非蒋琬所说的那般交通便利，在此驻军根本不可能同时兼顾到蜀汉各个方面的危机。倘若真有一个这样得天独厚的地方，诸葛亮在世之日为什么没有发现并加以利用呢？真实的情况是：涪县距离汉中的路途还相当遥远，并且蜀道难行，一旦有警，根本做不到及时救援。蒋琬回撤涪县的次年，魏国就趁汉中守兵大减的良机(不到三万)，由大将军曹爽率领，十余万步骑军大举来犯。汉中诸将大为惊恐，皆主张弃关入城固守，以待涪兵救援。临时全权负责镇守汉中的大将王平力排众议说道：“不然。汉中去涪垂千里。贼若得关，便为祸也。今宜先遣刘护军、杜参军据兴势，平为后拒;若贼分向黄金，平率千人下自临之，比尔间，涪军行至，此计之上也。”有赖王平此番调度，拖延时日，随后援军陆续赶来，汉中方保无事。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蒋琬所谓的涪县“水陆四通，唯急是应”是纯粹的谬谈。

相对于距离汉中的千里之遥，涪县距离成都倒是相当之近。据《蜀书·刘璋传》记载，涪县其实距离成都仅仅360里而已。当日刘备由垫江水入川，刘璋就亲自自成都至此迎接。事实上，蒋琬所看重的并非涪县在战略上的便利(实际上也并不便利)，他看中的，正是涪县和成都之间的这段更近的距离。也就是说，蒋琬此次东伐的真正目的不在军事层面，而在政治层面;不在外部敌对势力，而在内部政治斗争(史书上没有直接记载)。

姜维是延熙五年奉蒋琬之命率军回驻涪县的。我们要想找出这场政治斗争的端倪，自然也得将目光锁定在延熙五年。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极其敏感但却容易让人忽略的事情：庲降都督(庲降军区司令)马忠回朝。

马忠这个人，大多数人可能并不熟悉。但恰恰是这个人，在这次政治斗争中却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在蜀汉集团后期，马忠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诸葛亮时代，他先后以出众的个人能力担任过丞相府参军和长史(副)、益州治中从事等要职;建兴十一年，马忠出任庲降都督(庲降都督府是蜀汉集团在南部广袤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一种羁縻州府。因为关系到蜀汉政权后方的稳定安全)，任期内马忠颇建功绩，爵位屡屡升迁。

更让人敏感的是，马忠既非荆楚士人，也非雍凉寄寓士人，而是益州本土巴西(今四川省阆中市)人士。巴西素有三狐五马、蒲赵任黄等大姓，马忠则同时兼有马氏和狐氏的双重身份——马忠父亲姓马，母亲姓狐，他自小在外婆家中长大，故又名“狐忠”。

诸葛亮治蜀，重用荆楚士人和寄寓士人，而刻意打压益州本土士人。其原因在于：益州本土豪族执政，凭借着强大的地方宗族势力和本土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极其容易演变成为威逼人主、篡位夺政的权臣，而荆楚士人和其他寄寓士人则不具备这样的优势。马忠手握重权于外，如今突然入朝，自然会引起蒋琬、费祎、姜维这些既是诸葛亮嫡系、又是现任执政者的密切注意。

最重要的也是蒋琬必须率军自汉中回撤到涪县的原因，是马忠入朝的背后隐约有着蜀主刘禅的影子。

自延熙年间开始，刘禅开始逐渐告别诸葛亮时代的乖乖形象，转而极力谋求亲政。诸葛亮在世之日，刘禅老老实实地为刘备守了整整三年的孝;诸葛亮一死，刘禅“四时之祀，或有不临(谯周语)”，连例行公事的对天地祖宗的按时祭祀活动也懒得参加了。这也可见刘禅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自由空间。对刘禅这种“数典忘祖”的悖逆之举，蒋琬等人拿他毫无办法。而且，刘禅还开始耍起了政治手腕，开始玩弄权术。蒋琬最初以尚书令身份总揽政事，而刘禅却连续升任他为大将军、大司马;相应地，刘禅又令费祎顶替蒋琬留下的缺空，费祎一路升至尚书令、大将军。众所周知，大司马之职和大将军之职其实是并列和重叠的(光武帝所创设)，大司马就是大将军，大将军就是大司马。两者品级相同、权限相同、职责相同，仅仅是名称相异而已。当年光武帝同设大司马和大将军的原因是为了解决战时诸将出征时名号不足的问题，蜀汉政权仅仅一州之地，根本用不着设置这种重叠官职。所以只存在一个解释：刘禅希望蒋琬、费祎二人能够互相牵制。可惜的是，蒋、费二人并没有出现刘禅所希望见到的争权夺利、互相扯皮的局面;相反，二人一内(费祎留守成都)一外(蒋琬驻守汉中)，在政事军务上配合得相当默契，每逢大事，费祎总是和蒋琬商量着办。

延熙五年，刘禅召庲降都督马忠入朝。同年，马忠前往汉中，面见蒋琬，传达刘禅的诏旨。回来之后，刘禅立即加拜马忠为镇南大将军。传达了一次诏书就加官升爵，刘禅扶植马忠的意思是很明显的。也是同年，蒋琬令姜维率领一支偏军回撤到涪县，以防成都生变。将汉中之事安排好了之后，次年，蒋琬自己也率军回撤到了涪县。对于这次动作，蒋琬对外宣称其目的在于“东伐”。刘禅对蒋琬率军回驻涪县甚为反感，于是借机发难，大造“东伐”不可行的舆论，意图逼迫蒋琬回到汉中。蒋琬不得不承认“东伐”的不现实(这是个草草寻找的借口)，于是取消“东伐计划”，将姜维打发回汉中去负责北伐事宜，自己继续赖在涪县，不再挪窝，直到去世。

这就是蒋琬那场别出心裁、独辟蹊径的“东伐”背后的真相。

姜维的另类史

延熙十六年正月新春佳节，蜀汉政权第三任执政者费祎在其驻地汉寿(即葭萌关，位于今天四川省广元市昭化镇境内)刘备将其更名为汉寿，与关羽的汉寿亭侯中的汉寿异地同名)举行“岁首大会”，大宴群臣，同僚共欢。席间费祎“欢饮沈醉”，不意被出席宴会的一个叫郭循的人“手刃”刺杀，当场身亡。

对于蜀汉政权而言，费祎之死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诸葛亮频繁北伐耗空国力之后，蒋琬当政13年，费祎当政六年，均未再大规模地对魏用兵，蜀汉政权获得了一段相当难得的休养生息之机。费祎死后，姜维当政的前五年，岁岁兴军，年年用兵，刚刚积蓄起来的有限的一点国力又被瞬间耗空。可以这么讲，费祎之死，意味着蜀汉政权内部鸽派势力的下台和鹰派势力的登场。虽然不能偏执地将亡国之责加在姜维的穷兵黩武上面，但是姜维执政后的频频北伐，的确加速了蜀汉政权的灭亡，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令人疑惑的是：郭循为什么要刺杀费祎？

郭循并非蜀人，而是魏国凉州西平人。一次蜀军寇掠西平，郭循作为战利品被带回了蜀国。所以史书对他的身份的定位是“魏降人”。对于郭循此举，曹魏方面下达过一份诏书予以褒奖，并且恩及其留在魏国的后人。诏书是这么说的：“已故中郎西平人郭修(即郭循)，品行高尚，百折不回。之前蜀将姜维寇掠西平郡，郭修遭到掳略……郭修于大庭广众之下刺杀费祎，其勇超过聂政，其功胜于介子，真可谓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人。追加褒奖和恩宠，是为了表扬忠义之士;赏赐爵禄延及后嗣，是为了奖劝将来之人。特下诏追封郭修为长乐乡侯，食邑千户，追谥为威侯;令其子袭爵，再加拜为奉车都尉;赐银千两，绢千匹，以光荣恩宠存者与亡魂，使其永垂后世。”

乍然读来，似乎郭循受到了曹魏方面的指使。其实不然，最明显的证据就是：郭循刺杀费祎是在正月，而曹魏方面下诏褒奖却是在八月。蜀汉执政者的死讯属于当时的重大“国际事件”，曹魏方面应该很快就得到了消息，不可能8个月之后才知晓。倘若郭循是曹魏方面派来的刺客，费祎死讯一到，曹魏方面的褒奖诏书就应该随即下达，不可能拖延半年之久。

实际上，对于费祎之死背后的谜底，陈寿虽未明言，但却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丝线索。在其亲笔一字一句撰写的《蜀书·姜维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姜)维自以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十六年春，祎卒。夏，维率数万人出……”

姜维在费祎的制裁下郁郁不得志，率万人也不能。费祎刚死，姜维就如鸟出笼、如虎进山，率军大出。这种前后对比带着强烈的含沙射影的意味，很容易让人将费祎之死和姜维联系起来，但又并不能切实证明姜维和费祎之死有关系。自来史家撰史，最忌讳这种容易引人误解、模棱两可的笔法。如果确有其事，不妨直书;倘若并无其事或者仅仅心存疑惑，则不妨略过。陈寿素有良史之名，他如此记载，必有原因。

原因其实很简单，两个字：回护。陈寿必须替姜维回护。

我们考察陈寿的生平，结果发现：仕蜀期间，陈寿曾经担任过卫将军主簿之职(《晋书·陈寿传》)。卫将军之职历来仅设员一人，属第二品，位亚三司。蜀国设立此职始于刘禅延熙十年(247年)，姜维首任，至延熙十九年姜维升任大将军为止。此后缺员四年，景耀四年(263年)，复授诸葛瞻此职。

充分的证据表明，陈寿所担任的是卫将军姜维的主簿，而非诸葛瞻。第一，据《晋书·陈寿传》记载，诸葛瞻一向轻视陈寿，不可能征辟陈寿做自己的主簿;第二，景耀年间黄皓专权已久，“大臣皆曲意附之，寿独不为之屈，由是屡被谴黜”，陈寿仕蜀的最高官职是六品黄门侍郎，若其景耀四年尚为八品卫将军主簿，是不可能在此期间升至六品的，相反，他会遭到黄皓的打击而贬官;第三，陈寿在做了卫将军主簿之后，又担任过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等职，景耀四年距离蜀汉灭亡仅仅两年，陈寿怎么可能仕途得意、连续3次升迁呢？

“故吏”对于“旧主”的感恩和忠诚，这在当时是一种被世人普遍认可和推崇的社会道德。臧洪身为张超的“故吏”，不惜为之去死;蔡邕身为董卓的“故吏”，也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其死大哭一场，最终也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如此我们就更加清楚了：身为姜维“故吏”的陈寿，自然没有任何理由诬蔑姜维;相反，对于《姜维传》，陈寿必然较其他传记要更为用心地去撰写。所以，在《姜维传》中出现上述这么一段含沙射影的记载，绝非偶然，必有深意。

而且，费祎遇刺前后的相当长时间里，陈寿终日在姜维身边工作，他知道事情的真相也丝毫不足为奇。

除此之外，刺杀费祎的幕后指使者是姜维这个论断，还有一些别的佐证：

第一，郭循进入蜀国极其偶然。魏国不可能知晓蜀军将至何处掳掠，自然无法安排郭循早早地埋伏在西平等待时机被俘入蜀。

第二，《傅子》记载：“(姜)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修布衣之业。”姜维既有豢养“死士”的兴趣，而最初俘虏郭循的人又正是姜维，自然他最有机会将郭循纳入自己麾下，使其成为自己众多“死士”中的一员。

第三，据《魏氏春秋》记载，郭循刺杀费祎的时候，已经官至左将军，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有资格出席费祎的“岁首大会”。一个降俘要想在短短的时间里骤然升到如此显赫的地位，在蜀国没有一个强大的后台是做不到的。蜀主刘禅又是昏庸之辈，不可能做出量才破格提拔之事。当时具备这样强大的后台资格的，除了大将军费祎，就只剩下了卫将军姜维。

第四，郭循的“魏降人”的身份最适合刺杀费祎。事后，姜维等人大可将责任全部推给曹魏集团。而魏国延缓了半年多时间才下诏褒奖郭循，而且还将郭循之名误写为郭修，可见他们是在事后很久才打听到此事的，而且道听途说，并不完全准确。

费祎死后，姜维畅意自为，连续5年时间里五次北伐，结果自然是劳而无功，虚耗国力，蜀汉覆灭的速度无形中坠落得越来越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