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哲濬之子回忆 蒋介石对东京审判兴趣不大
“我请求法庭花一点时间，关注若干证据……辩方律师说，中国和日本之间没有战争，因为日本从来没有向中国宣战，当然这是一个关于战争的正确定义的问题。但是，自从1931年9月18日起，日本就在中国采取了军事行动，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包括士兵和平民……我认为，这些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1946年5月14日，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发表如上辩论讲话。
这段录像资料是向哲濬的儿子向隆万远赴美国录制的。黑白影像资料中，向哲濬一身西服，英文流利，从容淡定。对于现年73岁的向隆万来说，他是在“打捞”东京审判的史料的十年间才逐渐了解父亲当时的所思所想的。
沉默的父亲
有着4排形按键的“雷明顿”牌的古董机械式英文打字机，装在一个小箱子中，机身黑色，微微泛黄。
在向隆万的记忆里，在他5岁左右，父亲向哲濬常常在这架“雷明顿”牌打字机前一坐就是半天，敲出一页又一页的英文资料。
东京审判历时两年半，在儿时的向隆万的印象中，那段时间，父亲向哲濬总是行程忙碌，有时父亲晚上会通宵打字赶文件，有时次日一早就赶往南京或东京，极少在上海的家中停留。
他记得的是，在东京审判期间，有一次父亲回国取证后，启程前往东京时，母亲带着他和姐姐去龙华机场送行。另外就是1946年，那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兼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局长约瑟夫·季南来上海，14岁的哥哥坐在季南的膝盖上吃饭，那是多年后哥哥跟他提及的片段。
这些遗珠，散落于向隆万的记忆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并不清楚父亲与东京审判之间的关联。
而今，这位神情和悦的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退休教授随身携带的包包里，有各种各样与东京审判有关的资料，一些文字、影像和图片资料已经被处理成电子版。十年间，向隆万数次远赴美国或托友人从台湾、日本等地去“打捞”有关东京审判的史料，他不仅对这段历史信手拈来，也在史料中重新认识了父亲向哲濬。
向哲濬(曾用简化字向哲浚，字明思)，湖南省宁乡县双江口人，早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归国后曾任北京、法政、北京交大等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结束后，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2006年，电影《东京审判》上映，向哲濬一角由香港演员曾江饰演。但令向隆万和其他东京审判的亲历者及后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史料不足，拍摄匆忙，片中不乏情节与实情不符之处。
当时的一个境况是，随着时间推移，当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 11 位盟国法官都已辞世：1973年，曾担任东京审判法官的梅汝璈辞世;1987年，向隆万的父亲向哲濬也因病去世;2003年，曾任中国检察官顾问组组长的倪征日奥亦离世……向隆万隐隐有个担心，“再不抢救，这段历史就这样断掉了。”
向隆万那时才发现，父亲向哲濬在生前也极少提及这段经历。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曾两度萌生撰写东京审判回忆录的念头，第一次是在1956年，次年“反右”开始;第二次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不久后“文革”开始，两次均受限于时局，“他选择了基本不说”，向隆万回忆。
而在父亲向哲濬病逝后，年届八十的母亲周芳在旧日历纸的背面写下了对父亲的回忆录，即《良师爱侣忆明思》，母亲周芳系出名门，其父周震鳞为老同盟会会员，是孙中山、黄兴“辛亥革命”的战友。向哲濬和周芳结婚时的证婚人是程潜先生，介绍人为章士钊先生。“在母亲好几十页的回忆录里，关于东京审判的只有几页。可能他那时候觉得跟夫人讲了也没什么用，而跟子女讲，他们就更不懂了。到后来，他就更不讲了。”2014年8月，上海入秋的一天，向隆万教授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起，每逢抗战胜利纪念日，向隆万都会面临有关东京审判这段历史的问询，但当时的他无法交出答卷。在2005年9月，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重要讲话中对东京审判高度评价。通过这次讲话，向隆万意识到，一些细微的变化已经发生。
“打捞”史料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甲级首要战犯进行国际审判，这些战犯中包括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对中国和亚洲乃至全世界犯下累累罪行的元凶。远东国际法庭由中、美、英等11国指派组成。庭长为澳大利亚法官韦勃爵士，检察长是美国法学家约瑟夫·季南。
按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11国各派1名法官和1名检察官参加审理。1945年12月8日，蒋介石批复当时的外交部：“拟以向哲濬梅汝璈等二人为远东国际法庭我国代表”，梅、向二人因此分任中国法官和中国指派的陪席检察官，梅汝璈为向哲濬的清华师弟，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毕业。“梅汝璈和我父亲的经历有一些相似，他们都是学四书五经出身，家国情怀很重，又接受过东西方最好的教育。”向隆万说。
而东京审判历时924天，开庭次数达818次，419名证人出庭，庭审记录有48412页。加上前期初期准备阶段，在前后长达3年间，中国代表团仅派出了17人，其中检察官团队人数为13人，参加法庭审判的中方人员自始至终没有超过10人。当时前苏联代表团有70多人，美国代表团人数过百，而日本28名甲级战犯的辩护律师多达112人。
与此同时，东京审判涉及的55项罪行中，有44项与中国相关，中国是此次战争中受害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战胜国。但彼时蒋介石的心思已关注内战，对东京审判甚少过问。
先后担任国际检察处翻译官和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的高文彬教授曾当面跟向隆万提起过，当年他们坚持每天将东京审判的庭审记录整理存档，一式两份，两年多下来，保存并整理了两大箱资料，高文彬与向哲濬为此特意从日本横滨坐船将两大箱资料运回中国，这两份资料，一份交给了南京国民政府，一份送到了东吴大学法学院，“可惜的是，后来这两份资料都下落不明。后来我问了上海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他们答复说都没有东京审判的史料;我也问过南京第二档案馆，他们说正在整理，后来也没有下文……我那时只是想找到这些史料，了解当时我父亲到底做了一些什么。”
其间的一个插曲是，倪征日奥的女儿倪乃先后来告诉向隆万，她曾在北京的地摊上见过有人卖部分史料的，但是，终难寻觅。
2002年，向隆万退休了，他有了专门去寻找史料的时间。而他的妻子、同样为上海交大教授的蒋馥也颇为支持他。2006年，借着一次欧美同学会组织的到美国的考察机会，向隆万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呆了一天，搜寻有关东京审判的资料，那次他发现那里有20多卷有关东京审判的庭审记录。“以前是一头雾水，这次算是摸清楚了史料在哪里。”
2006年，向隆万参加了在美国求学的小儿子的硕士毕业典礼，又一次去了华盛顿。这次他又去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寻史料，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里也找到了20多卷史料。
那次，他在美国呆了一个月，书籍与史料繁多，缺乏历史研究经验的向隆万就依靠着输入“向哲濬”、“东京审判”这些关键字查询。“但是即使有了索引，也要一本一本地找。”他在索引卡上找到父亲的名字，借来那些录像带，用自己带的傻瓜录像机，边放边录了下来。由于录的声音效果并不好，他又找到庭审笔录，仔细核对，回国后自己为这些录像配音。
为了节约开支，他和妻子住在新泽西的一个朋友家里，每天清晨，朋友的太太开车将他们送到火车站乘火车到纽约，而后转乘地铁至位于曼哈顿的哥伦比亚大学，晚上再原路返回，朋友开车去接。后来，他们也去了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复印资料。“在2007年那次，我们翻拍了20多张照片，根据查阅索引复印了100多页父亲的讲话，还有两段录像资料，回来时就感觉比较有底气了。”他说。
在那次，向隆万第一次看到了历史档案中的父亲。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向隆万出生时父亲向哲濬已经年届五十，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位慈祥的老人，脾气和悦。而在他翻拍的一段东京审判的黑白色的庭审录像中，当日本律师山田半藏正在念着1931年大阪商会的报告并称中国东北存在“反日活动”时，一身西装、坐在一旁用同声传译耳机听着的向哲濬，神情突然严肃起来，他一把拿掉同传耳机，在山田半藏发言尚未结束时，当仁不让地站在话筒前，代表检方，拒绝其所谓的“证据”。
向隆万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感觉非常震惊，“父亲那个样子跟我脑袋里他的形象反差很大，他那么有底气，有气势，镇定自若，一点也不温良恭俭让！”
在2010年，向隆万再次自费前往美国查阅史料。他清楚地了解到，1946年2月，父亲向哲濬率先到达东京，直到1948年11月对战犯宣判之后才离开，经历了东京审判的全过程。而据他统计，父亲在东京审判庭审中有过20次发言的记录。
“代表国家啊！”
“侵略是人类最大的罪行，是一切战争罪行的总和与根源。”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判决，判决书的开头这样写道。判决书宣读了7天。最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全体战犯有罪，并处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
在查阅史料的过程中，向隆万逐渐了解到，他的父亲曾经做过的工作具有怎样的历史价值。作为东京审判的检察官，向哲濬主张因“皇姑屯谋杀事件”而把1928年作为起诉的始点，得到国际检察处的认可，这比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提前13年，比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提前9年，比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提前了3年多。
“我无意去做一个复仇主义者，但是如果我们忘记历史，那一定会招来更大的灾难。”梅汝璈生前在日记中的这句话，也被向隆万所提及，在查阅史料的过程中，他也发现，东京审判涉及的许多史实都发生在中国，然而，对于这段史实的研究，中国却相当薄弱，“关于东京审判，日本的相关研究最多，欧美其次。东京审判的史料在美国和日本保存得较多，11个同盟国代表团的法官和检察官大多有回忆录，大都分散保存在各国。虽然在中国台湾和大陆也有若干东京审判的资料，但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并不多，学术论文和专著就更少了。”
他举例说，1983年，日本在原巢鸭监狱旧址建造的太阳城召开了迄今最重要的一次东京审判国际讨论会，西方、日本的重要学者都参加了会议，而作为东京审判的主要参加国的中国，“我们只有一位在东京的访问学者列席了”。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海外学术界针对东京审判的相关研究已经很深入。“中国和东京审判是我们现在研究的重点之一，因为海外对东京审判虽有深入研究，但在300本专著中没有一本以日本侵华罪为主题，也没有一本以对华暴行罪为主题。”
在2012年，程兆奇教授曾评价，总体而言，中国的东京审判研究还是处在起步之前的阶段，之所以如此表示，是因为，“在2012年之前，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在内都没有出版过海外关于东京审判的有关文献，而你做研究的话，一定要收集原始材料。”
而今，在程兆奇教授看来，在国内学术界，针对东京审判的研究氛围在这一两年当中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去年召开了一个国际讨论会，不仅海外最好的学者来了，而且让我们欣慰的是，我们国内的学者也提供了20篇论文，这些论文都是深入某方面材料做成的”。
历史的选择与今天
而在不多的文字记录中，“文革”期间，向哲濬在向当时的工宣队的一份检查材料中提及，在1946年3月25日至3月27日间，蒋介石会见了东京审判检察长季南，宋美龄在座，蒋介石还送给季南一张自己签名的照片。然而，向隆万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查阅了《蒋介石日记》，在东京审判的近3年间，蒋介石在日记里只有两次提及该审判。向隆万于是了解了父亲当时所处的处境。
而向隆万的母亲周芳在前述回忆录中也提及，东京审判初期，中国法官及检察官只各配一位秘书，即方福枢先生和裘劭恒先生，其他人员很少。“最初政府没有派几个人员，明思晚上还要自己打字，准备文稿。后来国际法庭同事看了不安，要明思多请人员来协助。明思很为难，既不好说国家穷，更不能说政府不重视。”
前述回忆录也写道，在东京审判的法庭审理将结束时，国民政府曾任命向哲濬为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之职，他当即电辞;在向哲濬回国后，国民政府又任命他为国民政府司法院大法官，要其速往台湾赴任，并告知在广州有准备好的飞机，可携眷同往，他又将此任命辞去。
其后，向哲濬决心留在上海，再回到教育岗位。1949年2月，他接受了私立大厦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和东吴大学法律系的聘请，担任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审判等课程。可惜不到两个月，学校因形势巨变而暂时停课，向哲濬携全家搬入上海铜仁路的一处租房，一住就是近40载，直至病逝。这以后，向哲濬先后在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任教，1960年担任上海财经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兼外语教研室主任，1965年退休，他再没有做跟法律相关的老本行。
而在向隆万的印象中，父亲极少向人提及与东京审判有关的经历，他也从未埋怨过什么，在师生的印象当中，向哲濬是不怒而威的，这与他印象中的父亲行事风格肖似。曾有学生问向哲濬：“东京审判的检察官有多大？”他只答：“代表国家啊！”
1958年，向隆万在考大学的时候，父亲对他说了两句话：其一，国家建设需要理工人才;其二是，如果你做社科人文，不能独立思考，是很痛苦的。最终他考上了同济大学建筑系，后来又去复旦大学进修，学的是数学，之后他在西安交通大学工作了21年，直到1984年，为了照顾年迈的父亲，他才调回了上海交大。
多年后，在浩如烟海般的东京审判的史料中，他理解了父亲当年做出的选择，“他有风骨，时代委任了他去做这个事情，他尽力了。对于个人荣辱，他是不在意的。”
2002年，向隆万的母亲周芳以93岁的高龄去世。8年之后，收录了向哲濬在法庭上10次讲话的英文原稿、中文翻译，附有母亲周芳回忆录的《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一书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尘封多年的史料得以重见天日。向隆万如释重负，他松了一口气，他感觉他可以给自己一个交代了。
2011年5月3日，在东京审判开庭65周年之际，中国国内首家专门研究东京审判的学术机构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成立，向隆万出任该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在2013年，80卷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英文版)出版，他也希望以后能整理出更多的第一手的史料，供相关历史学者研究并使用。
“我从来没有奢望过成为历史学家，是历史给了我这个机遇。”他这样说的时候，神情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