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暴露出的问题 清朝不懂现代外交技巧

对于全国的财政收入，作为中央政府的清廷只在这中间收到三分之一左右的款项。而且即使对这一部分，中央政府也只能使用其总额的40％。纵然清廷也的确将这其中大部分用为军事预算，也不能与西洋和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新式财政所产生的经济力量相抗衡。一个是吃饭型财政，一个是积极型财政，为战争提供的支持完全是两码事。以农业社会对工业社会，以手工业社会对商业社会，结果可想而知。

穷和民智不开是一对孪生兄弟。为什么“穷”？因为思想禁锢、民智不开。因为民智不开，就越发穷。堂堂4亿人的大市场，就是坐收商品流通的过路费也能腰缠万贯。为什么不行？一句话，清廷思想保守，不思进取，不学无术，根本就不知道改革经济制度。到了后来，就是它想，基本上也无伸缩余地。一是“吃饭财政”出不起制度改革的成本，曰动弹不得。二是因为它的关税率未经条约列强的一致同意，不得变动，还是动弹不得。恶性循环，越穷越穷。穷是玩不起战争这个奢侈品的。有人说，翁同龢为报私仇故意不批给李鸿章北洋海军钱，其实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翁同龢当的不是大英帝国财政部的家，他手里实际上没有几个钱。

晚清时代，各国都拼命发展工商业，清廷也想，但是贫穷国家如俄国、日本以中央政府的预算来带动经济；富裕国家如法国和德国，在中央政府的预算之外还有民间的商业银行系统配合融资。晚清中央政府一项没有。当时中国的银行体系几乎完全超不出山西票号式的汇兑银行和地方性的“钱庄”范围。国家整个停留在“中古”经济层面上。中国以中古之经济对人家现代之经济，以中古之社会对人家现代之社会，成败早在决战之前已经定了。

并不是李鸿章畏缩不前，他依托的就是这么一架老式机器，就只能产生这点马力。他当然只能采取战略守势。后人不考虑当时清廷面对的人多钱少、坐吃山空的现状，以为只要改“主和”为“积极进攻”就能赢，此乃清谈。

但是有一点是对的，就是李鸿章怀有私心，想保存实力。李能在这把椅子上坐二十多年，靠的就是淮军。李鸿章知道没有淮军就没有他李鸿章，李鸿章的政敌也知道这个道理。以前读史总为光绪的满腔激愤感动，现在看来光绪也少不了“内斗”的嫌疑。他作为最高军事统帅不会不知道自己的实力，但是他一味喊打，像个“愤青”般，甚至明知道没有实力也草率宣战。这里除了不成熟外，难道没有削弱“后党”实力的嫌疑？说得好听点儿，是为以后的戊戌变法做组织上的准备，说得难听一点，借日本人的刀灭“后党”。

我们知道会有人说这是日本人早就预谋好的，根本由不得光绪。事情就在这儿：为什么人家日本人就能在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利的情况下成功地避免了战争？为什么战争总是在大清最不需要的时候“一拍即合”？

这虽然扯到了另外一个话题，其实要说的还是民智不开，大清国根本不懂得现代外交这个缓冲武器。一有事儿，就粗着脖子大叫一声：“拼了。”民智不开还有一半责任在朝廷自己。清廷毕竟是满清一族。老怕人口占多数的汉人抢江山，战争来了又不敢发动人民敌后骚扰，坚壁清野。甚至窝藏私心，“龙兴之地”的东北迟迟不让进人，留着被汉人推翻后当退守之地。

这样，日军进入东北，当地一些“闯关东”新移民根本就没有失故乡之痛，也没有保朝廷卫“国家”的国民意识。甚至在金钱的驱使下，还有人半推半就地当了日军的“支前”小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