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取士无严格规范 学生们曾边吃包子边答辩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民国文人为保护文化命脉，在炮火中南渡西迁;在时局与学术中，追求自己的独立自由价值。正如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文中所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1912年，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和教育次长范源濂之间经常辩论。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回忆：“范君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我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首先把大学整顿。’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
当时的教育课本，倾注了巨大的心力。不管是从日本、欧美留学的，还是从私塾里面熏陶长大的文化学者，都非常重视语文教育，像蔡元培、胡适、鲁迅，他们都参与制定了国文教科书。《开明国语》的民国课本，由叶圣陶亲自编写，丰子恺负责插画，全部是创作或再创作。出版社投入了很大的力量，聘用一流的学者来研究这些教材，每一课就那么寥寥一二十个字，但他们都要反复考量。一方面要让课文更具有汉字的美感，另一方面能照顾到孩子的兴趣。拿一篇民国课文来说，大家就因为用“来来来，来上课”好，还是“去去去，去上课”好，争得不亦乐乎。因为“来”字笔画多，“去”字简单点，但是不够亲切，最后选的还是“来”。
民国取士，没有很严格的规范制度，即便是北大、清华这样的高校，选学生也是以才为主，不拘泥于严格的考试程序。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等校南迁，在湖南长沙筹组“临时大学”，也就是后来的“西南联大”。1939年开始恢复招生，从全国各大学优秀毕业生中遴选，报考者须先交论文，论文通过后再进行笔试，笔试之外还有口试。周法高获得考试资格后，在重庆傅斯年寓所参加口试，由于答辩时间很长，午间他一边吃着包子，一边回答老师问题。他的作答不仅没有引起反感，反而得到傅斯年的垂青，建议他从事汉语历史语言学的研究，由此奠定了成为一位语言学家的基础。
在破格录用教授方面，西南联大不拘一格，唯才是举。沈从文小学读完后就去当兵，发表了许多小说，尽管从未当过教员、讲师、副教授，也未去国外留学，但仍于1939年被西南联大师范学院聘为教授。没有职称和学历就被聘教授，陈寅恪也是个特例，1926年春天，应清华大学之聘，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
在这之前，清华校长曹云祥原本聘请胡适为导师，胡适坚辞不就，并推荐了梁启超、王国维和章太炎三人。梁启超推荐陈寅恪先生，曹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