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银行家陈光甫如何为蒋介石筹措军饷？
陈光甫是谁？
1915年6月，孙中山适逢人生的低潮，旅居日本。听闻上海要成立一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孙中山嘱托未来的连襟孔祥熙加入股份1万元。银行的创办人是34岁的原江苏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他曾支持孙中山反袁，后因抵制军阀张勋而辞职。陈光甫的这家“小小银行”此时只有10万元的资本。
12年过去了。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人之一——蒋介石已从一介布衣跃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7年3月，他指挥的北伐军经过与孙传芳军队几个月的血战抵达上海城外。进城前，国民革命军就已数次联系上海工商金融界，告知蒋介石将特派人手前来筹备饷需。
1927年初的陈光甫已是上海银行公会的副会长，而简称为“上海银行”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已成为国内第四大商业银行。上海银行的存款已从1915年底的57万元增至3244万元，放款从51万元增至1919万元，平均年盈利率达到20%以上，1921年的资本额就已增为250万元。此时，大革命的高潮正要过去，工商业屡经动荡，尚未谋面的的蒋介石与陈光甫都在焦虑地思索着中国的前景。
陈光甫(1881年-1976年)，江苏镇江人，1909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院，近代中国著名银行家。
北伐的钱从哪里来？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年底形成了武汉国民政府。11月，蒋介石率军苦战三个月攻克南昌，急需大量金钱来收买人心。当时的军饷都靠宋子文掌控的武汉政府财政部，蒋介石苦于没有自主的财权，便将战略目光投向经济中心江浙一带。他派出黄郛等亲信赴沪秘密联络银行家陈光甫与钱永铭。
1927年初，统兵的蒋介石与武汉国民政府关系尚好，北伐局势非常有利。了解到蒋的军事实力后，陈光甫自然支持新生的革命力量，允诺“革命军饷银，当尽力而为”。同时，蒋介石的亲信陈其采传来情报，认为“陈光甫君堪备担任上海财政之选”。蒋介石对此非常兴奋，1月底写信给陈光甫和钱永铭，内称：“沪上来友，皆称诸公主张公道，扶持党义。岁寒松柏，尤为感佩！尚祈随时指示，贯彻初衷。如有公暇，能来浔汉一游聊舒积愫。”时广东省财政厅长孔祥熙也又专门托人告诉陈光甫，“赣汉方对于财政前途，均于公有极大之希望。”2月初，陈、钱二人秘密托人给蒋介石带去了50万元。
双方的初次接触十分顺利，各自的想法却不同。对缺钱的蒋介石而言，陈光甫背后有着上海金融界两大支柱——上海银行公会和上海钱业公会的支持。在陈光甫看来，上海尚在军阀孙传芳的盘据之下，军人蒋介石既未取得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也远不能在政治上代表南方革命政权。金融业在战争的环境中十分脆弱的，中国南北的银行家曾秘密商议：“惟政变难，损失固应预防，而金融界之在北方有事业者，此类尤不宜露面，否则影响所至，祸变难测。”总之要避免表态，“镇静处之”。
不过，南方的银行家们很清楚，只要北伐的革命力量不发生巨变，南北政治对峙的局面终将倾斜。1926年12月25日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邀约一些银行家率先密商支持武汉革命政府发行新公债事宜，众人对武汉方面2000万元的计划基本赞成，同时提出独立公债基金、区分基金与中央银行存款、按月公开款项收支和提高政府公债的利息。张嘉璈与陈光甫把这些意见辗转交孔祥熙呈请财政部长宋子文。陈光甫本人在2个月后婉拒了北京方面要他出任交通银行总行经理的邀请，上海金融界则拒绝支持孙传芳的抵借计划。
这本是躲避政治多年的银行界一次用表达立场换取资本利益的转折性尝试。不料，上海金融界与武汉国民政府之间的积极关系却到此为止——南方革命阵营内部风云突变。
政变还是交易？
3月22日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26日蒋介石抵沪，当晚约见陈光甫、虞洽卿等经济界领袖，声明收回租界绝不诉诸武力，以安民心，同时表明维护资本家的立场。同时，为配合北伐而发起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余波未尽，工人力量的迅速崛起让资本家们联想起南方各省发生的激烈事件，资本家们的利益受到了威胁。
4月12日，蒋介石为了最终得到上海工商界的支持，以“清党”的名义在宁沪两地发动了血腥政变，通过屠杀由中共领导的工人群众来履行其维护秩序的承诺。结果，以国民党左派为主导的武汉方面公开反蒋，汪精卫通电斥责蒋“丧心病狂，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纪律俱在，难逃大戮”。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将蒋介石“开除党籍”，并以反革命罪进行通缉。原本一路北伐的国民革命力量公开分裂了。
在蒋介石心里，独揽国民革命大局的野心和维持军费开支的焦虑交织在一起。3月30的蒋介石日记写道：“军事财政亦难。政治难，党务更难。以一身兼备数难，如何其不疲耶。”攻克上海之前，他就严辞催促宋子文：“前方饷项已经断绝，如再不速解一百五十万元来此济急，视为以后即断绝关系也。”如今宁、汉分裂，蒋介石不再需要或依靠武汉的财政力量。早在3月30日，他就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名义，由陈光甫出面组织了名叫“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简称“苏沪财委会”)的机构。
陈光甫任总经理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立时位于上海宁波路9号一幢老式洋楼里。
上海金融界领袖之一的陈光甫也是处境尴尬。他刚刚探问汉口银行公会会长唐寿民政治局势，得知武汉方面对蒋“全是口诛笔伐，并无事实决裂表示”。谁料时局突变，蒋介石拉拢了广东的李济深，致使具有正统性的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骤紧。4月15日武汉政府下达了《现金集中条例》，禁止现银流通与出口，封锁了大部分的外部经济往来，造成金融恐慌，上海银行也有20余万现金被封存。另一方面，蒋介石依靠军队和青帮，以有效维持上海的工商秩序为筹码，赶鸭子上架，希望陈光甫能出面筹钱。“四一二”事件第二天，蒋介石通知陈光甫，“请于最短期内筹款，以济急需”，要求“尽国民之天职”。
在商言商，陈光甫的上海银行照常营业，一方面接受有关国际支援武汉政府的存款，一方面以优惠汇率接受武汉地区外商汇款。面对已经控制了上海的蒋介石，陈光甫也同样表示合作，回以“实以北伐之功未竟，聊尽国民一份责任”。蒋介石欣然给予多方的支持。
首先，蒋介石分别致函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和上海商业联合会，称“所有关于财政问题，应统由该委员会通盘筹画”，“特派该委员会陈主任，亲赴贵会商议办法，尚希概予接洽，鼎力协助。”蒋授意陈光甫先筹款1 000万元，陈不负所望，在上海局势稳定以前就筹集了第一笔300万垫款，银行业垫借200万，钱庄业承担100万，月息七厘。民国史专家吴景平教授解读，此次垫借允许作为债权方的银钱业公会直接介入属于“国税”的抵押品监收和本息的偿付，这是对上海金融业的一大让步。
其次，陈光甫并不想完全成为蒋介石的敛财工具，曾躲在镇江拒不赴任。蒋介石一面让其他金融家疏通，一面为陈光甫树立声势。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20日蒋介石亲自宣布“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正式成立，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训词，委任陈光甫为主任委员。蒋还要求陈光甫担任财政部次长、江苏财政厅长，只是陈说“彷徨莫知所措”，以“忝居商界，未谙计政”，力辞不就。
第三，蒋介石渴望尽早募集到1000万借款，并对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吐露“财政委员会筹款延缓，且不得法”。然而，他依旧指示“苏沪财委会”负责收回苏沪地区的各项征收机关，并及时传递前线击溃敌军、“俘获甚多”的消息。陈光甫的工作很快有所进展，两天后，“苏沪财委会”与银钱两业公会的代表正式签署了续垫借款300万元合同。蒋介石表示满意，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布告：“江苏及上海财政完全由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负责办理;嗣后无论任何机关、团体，对于财务上一切用人行政事宜，概不得加以干涉。”
此外，陈光甫在南京当局与上海银钱两公会之间斡旋协商，成立了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委员会，帮助发行3000万元库券。这笔国债由政府与商界共同组织委员会保管。该二五库券基金会自1927年到1932年，总共发行了超过10亿的公债。同年7月11日，南京财政部聘陈光甫为高等顾问。
从合作走向龃龉：不只是钱的问题
远水不解近渴。宁汉分裂后，蒋介石四处临敌，花销更巨，仅答应给冯玉祥的就要每月200万元。南京政府发行的二五附税库券等不及募集，5月3日蒋介石强求中国银行先行垫借1000 万元，顿时造成蒋与金融业的关系紧张。
北伐时期的蒋介石和白崇禧合影。
上海金融界对蒋介石的态度本就有所分歧。中国银行上海方面的宋汉章、张家璈曾因对抗北洋政府1918年的“停兑令”而名声大振。两人一面请陈光甫斡旋，一面于5月13日复函蒋介石，称上海中行在两次600万元垫款中已担120万元，此次愿再垫200万元，大大超过各地其他分行的贡献，表示无力为继。而蒋介石更关心政府开支能否满足，20日竟严斥 “此等商人毫无信义可言，何必客气”。
陈光甫见到这般电文，其中还坚持中国银行两天各缴200万，一分不能少。23日财委会又收到蒋介石21日电，要求在24日前筹足500万元解宁。陈光甫当即与政府代表发生了争辩，他说：“军事与财政本属休戚相关，北伐军费固关重要，但市面金融亦应维持。倘挤逼过紧，市面一旦发生变动，则任何方面均属不利。”他认为蒋介石太不顾及金融界，于是支持中行，希望能兼顾双方的利益，圆满解决。
蒋介石依旧强硬，假言中国银行汉口分行支持武汉政府的货币，“如为法言，不谓其阻碍革命，亦有意附逆而不可。请诸公从严交涉，万勿以私忌公，限本月内收足一千万元，千祈勿徇私情。”前一句以政治罪名威胁中行，后一句则暗示陈光甫不要再替中国银行说话。
陈光甫自然明白蒋介石的意思，但他也清楚金融业领袖的社会责任。经过深思熟虑，他写信提醒蒋介石：若中行连发行准备金都予提垫，会酿成挤兑风潮和金融恐慌，影响以后的其他借款，最终损害蒋介石的军事前途;同时上海作为金融中心，若因政府军需而导致金融失序，外国势力必对蒋介石有所顾虑。6月4日陈光甫又向蒋介石辞去政府职务。
此举让蒋介石明白此事对于金融业并非只是钱的问题。为使陈光甫继续配合政府，蒋通过其他人表达了妥协之意。政府代表俞飞鹏迅速表态：“中行以市面金融关系，确有为难之处，但前方需款孔急，尚宜筹划两全之策。”张静江向陈光甫表示，在中行垫款一事上“当不使吾兄独为其难”。蒋介石又恢复1927年初的恭敬之态：“中正到沪后，军事得步步进展，全赖诸公擘画之功。吾公主席财会，尤著贤力。方今大军渡江，后方接济更属紧要，千祈勉任艰巨，捍卫国家。”次日，蒋又挽留说：“财政困难，责任甚重，军政党务之命脉，全在于此，非贤劳决不能胜任，且非吾兄亦决不能著信集事也。”
陈光甫即是代表上海金融业的基本利益，无意与南京政府分出胜负。6月他继续主持苏沪财委会，表示月前差额“日内解出”，还托人携10万元给南京的蒋介石表示遵命。11日，陈光甫又亲自拜见蒋。两人的第一次不快得以平息。
右二为陈光甫先生
银行家的能耐与无奈
1927年的中国政局风雨诡变，资本家要找到强有力的政治盟友提供保护，而政治家必须找寻财源来谋取权力。双方的现实需求迫切得足以暂时忽视理念和立场上的差异。8月，蒋介石迫于时局第一次下野，陈光甫募集公债的重任也暂告结束。学者邢建榕从尚未公布的档案中找到了当时陈光甫的真实想法：“立国之初不可如此。如以军人事行之，不经政府通过，等如军阀之行为，令人寒心。”
银行家们把蒋介石对中行的强硬，理解成指向整个上海金融业的压迫，他们看到了蒋介石的权力野心，看到了南京可能不足以担当中国政治的革新。而蒋也看到了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家阶层会对政权命运造成的影响。政治权力对金融业的控制在多大的程度上有利于国家？又怎样会葬送一个政权？这便是1927年以后蒋介石与陈光甫等银行家们去探索的历史课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