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名将宋哲元为何“对日亲善”？宋哲元与日本

军阀祸国，乃局部抗战乃至全面抗战时期，极为常见的现象。显者，如1935年粤、桂两系军阀勾结“友邦”(日本)“北上抗日”;隐者如1944年西南军阀密谋推翻重庆政府。然而，近日，宋哲元在局部抗战期间主持平津大局之事，也被视作军阀祸国之行，被大批特批，却可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宋哲元趁乱入驻北平，并被日、蒋接受，成为华北军政首脑

1932年，“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为把华北建设为“防共亲日满地带”，又策划“华北自治运动”。通过《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日本先让冀东大部分地区成为“非武装区”，又迫使中央军、东北军及国民党势力退出华北，以至华北出现“权力真空”。1935年6月，日本指使白坚武发动叛乱，企图占领北平，建立亲日“自治政府”。闲居天津的抗日名将宋哲元趁乱率29军进驻北平，稳定了平津局势。

宋哲元此举大出各方意料之外。在日本看来，29军不是中央军，有反蒋历史的宋哲元“不会忠于国民政府，而是以其地方军阀的特性，巧妙地窥测日中势力的均衡，趁机进入所觊觎的平津地区”，有意拉拢宋“充当日军之傀儡”，领导“华北自治”。①

蒋介石对宋的擅自行动固然不满，但也希望由他出面，维持华北残局。因此，蒋介石在接见29军副军长秦德纯时，让其转告宋哲元，“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军长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越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②国民政府随即顺水推舟，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

宋哲元在日、蒋同意下主政华北，压力首先来自于日本。日本为控制华北，多次劝说宋哲元脱离国民政府，甚至出动关东军、舰船、飞机等向其示威，限令1935年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面对如此危局，宋哲元计无所出，只能避居天津。国民政府命何应钦北上交涉。

在宋哲元的立场上，他既不愿在日本逼迫下“自治”，也不希望失去“华北王”的地位，对何应钦的到来并不欢迎。宋哲元以退为进，提出三策：“(1)如放一枪一炮即可成名;(2)带兵退出不失封疆大吏;(3)为敷衍他人，为国家领土护财源，安民心，使国家有一机会以安全局，乃最痛苦之事。”③这固然有要挟之意，也确系实情。宋哲元手握29军，若离开华北，国民政府必然还要为他安排一省驻地。

宋哲元

最终何应钦亦穷于应付，只能电请依照西南政务委员会的前例，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获得蒋介石同意。1935年12月，由宋哲元临危受命，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下辖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这两省两市，主持对日交涉。

主持华北军政两年，宋哲元基本上能做到听命中央，有效维护华北主权

在冀察政务委员会任上，宋哲元确表现出一些日方判断的“军阀特性”，截留税收，私自扩军，与中央颇有矛盾。但与身处边陲的军阀李宗仁、龙云、刘湘等不同，宋哲元在处理与中央关系的同时，还必须谨慎对待日本，毕竟日军就合法地在其辖区内活动。因此，为了自身生存，宋哲元的言行，给人一种“亲日反蒋”的错觉。

事实上，宋哲元一直坚守冀察政权是“国民政府下的一个政权”的原则，在用人行政上请示中央，对中央政令大体奉行。相反对日本，更多的只是敷衍。宋哲元主持的对日交涉，如其自谓，“日本种种无理要求，皆关系我国主权领土之完整，当然不能接受。”他处处虚与委蛇，没让日本占到什么实际便宜，让日本极为不满。1936年夏，长期代表宋哲元与日本交涉的萧振瀛辞职出国，原因就是他向日本开了太多“空头支票”，宋“觉得叫萧离开出国，可以缓冲一下”。④

为对宋哲元施压，华北日军开始有意制造事端，如强行借用南苑机场土地建立仓库，出动宪兵在北平街头任意捕人;同时制造舆论，一面发表《警告宋哲元》的报道，一面散布“二十九军即将南调”的谣言。⑤显然，之前日本对宋哲元的估计太过乐观，还是后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说的对，“日本陆军以为宋哲元已为收买。实则宋哲元亦支那人也，决不愿日本夺取支那领土，观其态度之暧昧可知也。”

然而，宋的这种苦衷，被日本人压逼的同时，也很难得到国人的理解，舆论一致怀疑他要勾结日本，充当汉奸。国民党元老张继即向蒋介石大骂宋哲元投敌卖国，请中央惩办。之后张继还找到于右任，愤慨地说，宋哲元“甘心要做石敬瑭、张邦昌，而蒋先生硬说宋哲元不会真心和日本合作。”

图注：1935年11月，土肥原贤二拉拢宋哲元不成，扶植殷汝耕，成立了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

在日本和舆论的各种压迫下，宋哲元一度不堪重负，先是“称病不出”，后来干脆在1937年5月借探亲为由，暂避山东。行前，他又交代秦德纯：“ 一、对日交涉，凡有妨害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二、为避免双方冲突，但亦不要谢绝”。由此可知在华北对日交涉实属左右为难，稍不小心就会给日军开启战端的借口，或自己沦为汉奸。⑥

今天来看，主持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一年半时间里，宋哲元无疑是有功的。首先他将委员会实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亲日人士王克敏、王揖唐等，皆有职无权。其次，镇压武宜亭等日本支持的“自治运动”，解散“冀察各县自治代表联席会”、“河北省民众自治协会”等非法团体。第三，服从中央政令，顶住压力，拒签卖国的《中日共同防共协定》与《华北经济提携协定》，维护了华北主权。⑦

宋哲元主持华北政局期间，最让人诟病的，是“七七事变”后，曾一度阻止中央军北上;稍后平津又迅速沦陷。但据学者杨奎松的研究，蒋介石当时长期和、战不定，一度幻想用强硬宣言迫使日军让步，而批评宋哲元与日军和谈;但当得知日军大规模增援华北后，又回过头来表示愿意承认宋与日军达成的妥协条件，希望以此让平津局势缓和。宋哲元主持平津，理当为备战不周，导致平津迅速沦陷负责;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蒋的立场摇摆、战和不定，对宋的抗战立场和备战部署，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⑧总体而言，宋哲元有他军阀的一面，但其主持平津政局，就抗日而言，仍是功大于过。

注释：

①(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第30页;②秦德纯：《七七卢沟桥事变经过》，《传记文学》1962年第一卷第1期，第23页;③《国闻周报》第12卷第48期;④魏帮顺：《宋哲元对日思想评析——兼论中日民族矛盾下的地方实力派》，《北京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建会20周年学术论文集》，第224—231页;⑤常凯、蔡德金：《试论冀察政务委员会》，《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⑥李世军：《宋哲元和蒋介石关系的始末》，《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25页;⑦赵德教：《宋哲元守土华北功不可没》，《理论导刊》2006年第7期。⑧杨奎松：《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的和战抉择》，收录于《纪念七七事变爆发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