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戴季陶是怎么死的

1949年2月，人民解放战争高歌猛进，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从南京退到广州，准备回四川老家，但因天下雨未能成行。一天清早，人们发现他死在住宅里，是他杀，是自杀？还是……

戴季陶，1891年1月6日出生于四川广汉。1911年5月加入中国同盟会。武昌首义后，任孙中山秘书达14年之久。五四时期，介绍过马克思主义，参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筹备活动，但不久与共产党人分道扬镳。大革命期间，以反共的戴季陶主义而出名。是国民党内“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的元老人物。

01念念不忘“党国事业” 陈布雷自杀兔死狐悲

1949年10月，正是“暮景萧萧雨霁，云淡天高风细”的深秋季节。在南京郊外一处小巧玲珑、安静舒适的“孝园”别墅里，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神经痛日益加剧，常使他不思饮食，夜不成寐。每当这种时候，他便陷入苦苦的思索、苦苦的回忆之中。他回忆昔日辉煌的岁月，也思索自己未来的归宿……

人民解放军已转入战略反攻，戴季陶似乎已听得见远方隆隆的炮声，他知道南京政府败局已定，自己将何去何从呢？一想到这些问题，他的心情也时而苦闷，时而感伤，时而烦躁，时而悲凉。

戴季陶离开南京市中心，到这偏远郊外的“孝园”来居住，一是为了养病，二是为了逃避政治。但戴季陶却又安不下心来，他不能离开政治，他一辈子从事政治，一旦离开，又感觉到痛苦。因此，他身在“孝园”，却念念不忘他的所谓“党国事业”。他总是十分注意时局的变化，如有外人来访，他便关切地询问南京方面的情况、前线战事的进展、共产党方面的动态、社会上的舆论、人事的变更、应变的策略等，且问得十分仔细，并露出伤时之感。

不久，戴季陶病痛剧烈，为了免除过度的痛苦，他服了过量的安眠药，以致不省人事，所吸的香烟余烬落在床褥上，几乎酿成一场大火灾。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恰在此时，他夫人赵淑文又患中风，造成偏痹，不能起床。戴季陶本身疼痛难禁，需人照顾，现在反而还要他来照顾呻吟床褥的夫人，这无疑会加重他的病情。

后来，戴季陶的学生、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校长胡伟克见他生活实在不便，于是，亲自将他们夫妇接到杭州笕桥小住，并派人多方照顾。好长一段时间后，赵夫人病情好转，戴季陶身体也渐康复，睡眠与饮食俱已恢复正常。他不便再打扰学生，而且也留恋牧歌生活的孝园，于是，向胡伟克辞别，又回到南京孝园别墅。

此时，辽沈战役已经结束，平津、淮海战役也快结束，人民解放军正陈兵千里长江，南京已在共产党的股掌之中，整个国民党统治区一片混乱。

美国政府看到蒋介石政权的倒台已无法挽回，不肯在军事和经济上再大量援蒋，企图以中途换马的办法来挽救危局，便授意国民党内其他派别向蒋介石施加压力，逼蒋下台。这样，让蒋介石辞职、由李宗仁出面进行“和谈”的暗中策划便逐渐公开化了。在形势与各方压力下，蒋介石迫不得已，只得同意以“主动下野”的办法来促成“和谈”，然后争取时间以利再战。

对于和谈，应该说，戴季陶从内心是不感兴趣的。还在抗日战争刚刚胜利的时候，蒋介石企图在“和谈”的幌子下准备内战，戴季陶就坚决反对。可现在，时局发生了根本变化，整个蒋家王朝面临最后灭亡。戴季陶，这位蒋介石最信赖的谋士，国民党的忠实文臣，既反对与共产党和谈，又想不出什么绝妙的好计，以挽救当前的危局。因此，面对“和谈”的声浪，他只好以病为由，装聋作哑，默不作声，陷入“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

这一年的11月13日，国民党的另一忠实文臣陈布雷自杀而死，戴季陶听到消息后十分悲痛，“哽咽半晌，不发一言”。他想起在上海办报时与陈布雷的友谊，想起这么多年两人的交往，也想到陈布雷为国民党政权鞍前马后，劳碌一生，却落得如此下场，顾影自怜，大有兔死狐悲之感。虽然如此，他还故作镇静，当有人问他对陈布雷自戕的看法时，说：“照佛家道理，是不许可的。”明确表示他不赞成自杀之举。

02国民党败局不可挽：坚决不去台湾 不想抛骨异乡

年底，国民党内外形势已是江河日下，在此情况下，国民党中央计议，在适当时候，将政府南迁广州。这一决定在南京城里引起了一片波澜，国民党大小官员都如惊弓之鸟，匆匆打点行装，准备随时逃往广州。这时，国民党广东省主席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意思，打电报给戴季陶，邀他到广州小住。同时，宋子文还命粤省驻南京办事处主任何树祥亲自面谒戴季陶，反复劝说他，请他速做决定，在近期成行。

除广州外，戴季陶当时可去的地方还有两个：一是台湾;一是四川。对于台湾，他态度很鲜明，坚决不去。虽然当时很多国民党的高级官员纷纷往那儿跑，但他却不愿意去那个孤岛。四川是他的出生地，他是可以回去的，但此时，他又不愿作为乱世败将逃回家乡。几个地方相比，他较愿意去广州，那里有他曾惨淡经营的中山大学，他曾与孙中山一起，在那儿奋斗了很长时间。因而，广东能像故乡一样唤起他浓厚的感情。

1948年12月28日，戴季陶偕夫人赵淑文及随员乘“美龄号”专机飞往广州。当飞机徐徐起飞时，他不无伤感地眺望金陵古城，这六朝形胜之地，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朝气，到处笼罩着一种寂寞清冷的气氛。戴季陶看到这幅破败景象，不禁吟起了元代诗人萨都剌“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的词来，心想，现在该是七代了。想到这里，他不觉心里一沉，整个身体就像一下子坠入一片万劫难逃的汪洋苦海中，看不到生机，望不见彼岸。

戴季陶到广州后，开始住在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的招待所迎宾馆，后来又转往更为幽静舒适的东园宾馆，备受礼待。戴季陶由于病情愈加严重，不常外出。他的神经痛病时而发作，发作时疼痛难忍，没有办法，只得服安眠药片，方能昏沉入睡，即使不发作时，行动也须人扶持。

虽然如此，他始终对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关心，1949年2月8日，他居然还出席了国民党中央迁广州后的第一次中常会。他在记录本上签名时，手抖得十分厉害，额上不时冒出阵阵冷汗，但他还是坚持开会。在与人谈话时，竟有些语无伦次，他的身体、精神衰弱到了极点，就像一匹拉着破车的老马，走到了穷途末路，也走得精疲力绝。

此时，三大战役已经结束，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作战，国民党政权已是死亡在即，回天乏术了。在这种情况下，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匆匆如丧家之犬，纷纷逃往海外，逃往台湾，广州城里已是风雨飘摇。

这时，又有人来劝戴季陶，希望他去台湾。对于这个问题，戴季陶仍和以前一样，十分坚决，他把手一挥说：“不必去！”他不想离开大陆，他不想抛骨异乡。共产党会取得胜利，会得到中国，戴季陶不再怀疑了。共产党会怎样处置他呢？他倒是考虑了的，他以前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接触过共产党，与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米、董必武等都有过一些交往，他不相信共产党会把他怎样，再说，他老了，而且是病残之躯。此时的戴季陶很想家乡，这种思念家乡的情感比任何地方都强烈，那川江蜀道，似乎比任何地方都具有吸引力，因此，他坚持要回四川去。他儿子戴安国多次劝说也无效果，只好遵命，为他准备好了去成都的专机。但时运不佳，偏偏连日气候恶劣，飞机无法起飞，只好一等再等，想等天气好后再飞回四川。

03死因探秘：绝望自杀还是误服过量安眠药？

2月11日，戴季陶神经痛病再度发作，这次比历次都要厉害，剧疼难忍。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呻吟之声不绝于耳，至深夜微微入睡，但到次日凌晨又疼醒。他便叫人烤面包来吃，送来五块，他只吃了三块半，便疼得再不能下咽。他实在没有办法可想，便拿来安眠药，一下子吃了近70粒，然后拉过被子，昏昏沉沉地睡下。

早晨8点，家人到他的房间，不闻声息，便觉有异，急启帐幔，见戴季陶面色灰白，知道不妙，忙叫来医生，进行急救。医生为其注射、洗肠，但为时已晚，戴季陶的脉搏已停止了跳动，再也无法救治。1949年2月12日10点40分，戴季陶逝世于广州东园，终年59岁。这位“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的人物最终和国民党政府一道走向了死亡。

关于戴季陶的死，一般说法是自杀，现在看来，自杀的可能性较小，误服安眠药过量而致死的可能性较大。这是因为：

第一，戴季陶以前曾几次有过错服安眠药过量，而被抢救过来的先例，这次当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第二，如果是自杀，像戴季陶这样喜欢舞文弄墨的文人，一定会如陈布雷一样写下遗书，留下遗言的，但戴却没有，说明他是没有准备去死的;

戴季陶书法

第三，当时他是要回四川的，并且已经订好了专机，做好了回川的各种准备，不可能突然自杀;

第四，死前无任何异常举动;

第五，戴季陶与赵夫人感情深厚，当时赵夫人患中风刚脱离险象，偏痹尚未复原，极需人照顾，他不会自杀先赵夫人而去。

当然，此时人民解放军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时局将发生重大的转换，戴季陶本身病情的不断加重、病痛的长期折磨等诸种因素，也会导致戴季陶自杀，这种可能，还是有的。

04曾“争光日月”欲“俯仰无愧” 死而有憾终归故乡

戴季陶可以说死得不是时候，当时，国民党正处于失败的前夜，党政要员都在为逃往台湾、应付各种事务而疲于奔命，没有谁来多理会这位“党国元勋”的突然死去。在戴季陶临终前，国民党高级人物中，仅于右任来了一下，因他要赶飞机去南京，也只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

戴季陶逝世的当天下午3点，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的第178次常会上，由秘书长郑彦棻报告戴逝世的经过，会议决定成立治丧委员会，由孙科任主任委员。14日，治丧委员会例行公事地简单举行大殓后，便匆匆了结此事。

至于戴季陶的把兄弟，称戴为“畏友良师”的蒋介石，虽然“闻耗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唏嘘”，也只是迟到3月31日才发出明令褒扬，谓戴季陶“才识恢宏，勋尤懋著”云云。

戴季陶大殓后，由其长子戴安国护送灵柩直飞成都。4月3日，与原夫人钮有恒合葬于成都郊外西枣子巷黄太夫人墓地。

戴季陶死了，应该说，他是带着遗憾死的，是死而有憾。他曾亲笔书写过陈其美的一副挽联，联云：“扶颠持危事业争光日月，成仁取义俯仰无愧天人。”戴季陶在辛亥革命的年代，在追随孙中山的岁月，曾做过争光日月的事业。即使在国民党的政权里，也做过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但俯仰无愧天人吗？他是有愧的，他不能真正地以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为重，对共产党怀有偏见，在关键时刻不仅不能与共产党合作，相反逆历史潮流而动，站在了共产党和人民的对立面，顽固地反共、反人民、反革命。所以，他始终不能回答为什么共产党受到人民的拥护，在全国取得胜利，而国民党最后众叛亲离，仍不能归结失败的原因所在。

值得庆幸的是，戴季陶在人民解放战争高歌猛进的时刻，没有远走台湾孤岛，而把他的躯体留在了大陆，留给了生他养他的四川大地，没有“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的遗恨。从这点来说，戴季陶倒是没有太多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