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宋高宗在位时期为何从来不关注民生问题？

南宋偏安江南百余年，出了十多个皇帝，除了宋孝宗之外，几乎没一个皇帝想打仗，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太热爱“和平”了。可是和平靠什么来保证？不是一纸条约，而是实力。那么，实力从哪里来？外建武备，内修朝政也，说白了就叫国计民生。我们今天谈到岳飞之死，无不对宋高宗赵构和秦桧这两家伙切齿痛骂，说到底还是局限于针对“武备”的毁损，我在以前的文章里提到的“遣南来之北人归北”、解散岳家军、打击迫害抗战将领等等，都是“武备”上的该骂之处。实际上，赵构真正该骂的地方，是对内的民生问题。

且不说宋金之间签定的和约是否管用(其实无用)，就算管用，那么，签订和约的目的是什么？用宋高宗自己的话说，是“与民休息”，自己给金人当儿子、当孙子，那都没关系，只要老百姓能够不被战争蹂躏，能够过上太平富足的日子就行了。话说得很好听，很感人，做出的事情却实在不咋的。正如胡铨所说：“自桧当国二十年间，竭民膏血”，国之“府库，无旬刀之储，千村万落，生理萧然。”(《宋史》)明的是骂秦桧，实际是骂宋高宗的。我们就来看看赵构是如何榨取老百姓“膏血”的。在绍兴和议签订之前的战争期间，赵构曾以“济军用”为名，向百姓预借赋税，性质上就是发行国债，到时候要还的，即使不还，也要冲抵以后的赋税。

那么，战争结束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赵构是如何做的呢？是否应该归还或者减免赋税呢？他不跟老百姓讲道理，赋税不仅不冲抵减免，还继续增加了。如绍兴十二年他下诏，命诸路常平司卖官田时要租佃人“增租三分，如不愿增者，许人划佃”。“预借之税，今尚未免，巳预借之弊，折纳太重，近于重敛”(《系年要录》)。有些州县在折纳税绢时，甚至“每匹有至十千者”，民不堪命。在征收赋税时，赵构还强迫老百姓“合零就整钱，如绵一钱令纳一两，绢一寸令纳一尺之类，是正税一分，阴取其九”。甚至，当时各地都是“官收一岁之赋，而民输两倍之积。”若这些赋税只是临时增加也还罢了，最可怕的是，这些赋税一但增加，就没有回头的可能。老百姓负担之重，已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甚至连赵构自己似乎都有些“过意不去”了。绍兴二十三年，江西帅臣张守奏请减免当年百姓历年积欠的预买、和买之费，赵构考虑再三，欲准其奏，但“时秦桧为相，方损度为月近，且日虞四方财勇之不至，怒而不行”。

你看，皇帝想答应，丞相却不干，最后是皇帝向丞相妥协，谁信呀，分明是在演戏，骨子里还是不想减免。果然不久之后，他又下诏，在各地增加了名目更为繁多的苛捐杂税，如两浙百姓责要缴纳绵、绸、税捐、茶捐、杂钱、白米六色，和别科米麦，“有一亩地纳四五斗者”;京西地区，根据隐田，“增添租米，加重于旧”;湖南“有土户钱、折托钱，醋息钱、麦引钱，各色不一。”等等。并令各地，“间乞减免，理宜禁绝。”也就是说，以后减免的事情连提都不让提了。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民力重困，饿死者众。”我读《宋史》的时候，时常会产生疑问，为何蒙古人修《宋史》，把秦桧骂得体无完肤，而对宋高宗却笔下留情？现在我明白了：秦桧再牛，他也是给老赵家打工的;秦桧再坏，他也坏不过背后的老板。骂秦桧，其实就是在骂宋高宗，不分彼此。可见，在马背上长大的蒙古汉子也会绕弯儿骂人，且骂得不着痕迹，高明啊！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绍兴和议之前，南宋只发生过一起农民起义，即岳飞镇压的杨幺起义，而和议之后，国家和平了，为何老百姓反而纷纷揭竿而起，各种规模的起义频出呢？

我查了一下史料，简单做个汇总。福建有“数十百部，部数千至数十百人”，以管天下、伍黑龙、卓和尚、何白旗、满小红、朱明领导的义军为最;宣州(安徽宣城县)有摩尼教徒俞—领导的起义;江西有刘花、何花等人的起义，波及广东的循州、梅州、潮州、惠州等地，规模比较大。另外，海南岛有“琼、崖、詹、万四州”百姓、浙江台州地区的百姓)、江西传州的摩尼教徒、福建建州颐宁县的饥民、浙江衡州的饥民、江西吉州地区的农民等等，都纷纷揭竿而起，杀富济贫，屡挫官军。现在我又想明白了，原来和议之前要抗金，老百姓虽苦，却也支持朝廷，枪口对外，众志成城;和议之后，如果真的像赵构所说的那样，是为了“与民休息”，老百姓过好日子，当然不会造反。可是，看看赵构敛财的那些损招，根本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史家骂他实在是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