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时期报纸竟是最赚钱？梁启超一年红利上万
辛亥新闻业是回报甚丰的“新兴产业”，比如1898年秋，康有为、梁启超向海外华侨集资创办广智书局(即其后新民丛报)，梁启超以提供文稿为“技术股”，占1/3股份，仅1902年-1903年，获红利上万银圆。其时，新闻业门槛甚低，销三千份就不蚀本，超出即赚，稍有名气，广告即上门，如商务印书馆每月两千元包下《时报》报眼，专门介绍商务版新书。报业如此“赚得动”，娱兴小报喧腾而起。这些小报概不刊登重大新闻，专门瞄准市民趣味，专载街谈巷议轶事秘闻或伶界妓界“趣味新闻”，同时刊登通俗小说。这些小报虽只有半张纸，却能卖到大报价钱。
依托这样的背景，中国报业一路走热，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从事报业。1905年科举停废前，为报馆写稿尚被蔑视，认为是“文人末路”之贱业。收入也不高，《申报》编辑费每月不过10-40银圆。科举停废后，士林职业迅速多元化，出现第一茬非官场“白领”，知识分子进入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工程技术、金融实业等行业。新闻界因影响巨甚，“一纸风行、观听一耸”，除了维新志士投身其间，还有一批秀才、举人纷纷“下海”，兼写文学作品，如吴趼人、李伯元、曾朴、李涵秋、包天笑等。
随着报业走热，编辑记者的收入也显著提高，如，包天笑1909年前后在《时报》时月薪为80元，每月为《时报》写论说文六篇，小说2.5万字。他还为《小说林》撰稿，月得40元;为有正书局编《小说时报》，再拿稿费;当时他全家花销每月至多五六十元，日子很好过。包天笑曾回忆说：“除了编辑报纸杂志以外，每天还可以写四五千字，在卖文上收入很丰。”其时物价很低，一块钱可买五六十个鸡蛋。上海生活水准为中国之最，住校生伙食费每月六块，内地只要三块。
辛亥期间，报纸从业者收入丰厚，又能参与国务，指点江山，因此普遍自我感觉极好，包天笑说：“那时上海的记者们，以‘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态度，谢绝各方交际应酬，以自示清高。”与此相应，当时记者、编辑的社会承认度也很高。此一时期，报馆访员身着西装，出入各种集会与重要会议。因身份中立，甚至被用于参与劝降清军。如1911年11月3日傍晚，陈英士(其美)携敢死队员高子白，就是以《民立报》访员的名义进入清军重地江南制造局劝降，遭拘捕，次日义军强攻得手方获释。对于辛亥时期报纸的影响力，时人评论说：“前清末叶，报纸势力渐呈伟大之象，清室竟因之而亡;袁世凯称帝，报界不赞成，即至倾覆，此其最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