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审贪官 为何抗拒从严才能回家过年？

如果可以由我选去哪个朝代当官，我想来想去，还是选魏晋南北朝。按理说，宋朝是最好的，宋朝最优待文官，但是，在宋朝不能犯事。状元郎陈世美当上了皇帝的乘龙快婿，包公说铡了也就铡了;一代文才苏轼，投放到牢房里弄得死去活来;还有如“夕贬潮阳路八千”的事情，简直像炒一碟小菜。其他朝代看来也不错，但是，屁股常常挨板子，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可不是好玩的。魏晋南北朝当然也不是很完美，比如战乱时期多于安稳日子，但是当官还是蛮好的，再战乱，当官的首先还是有保障的。单就官员犯事后得到的处分，你就会真切地感觉到：这时期皇恩浩荡啊。

按照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的幸福感定义：没有广大群众的穷苦就不能体现少数精英的幸福。在魏晋南北朝，恰如斯言啊。在这时节，王法对下里巴人犯罪是实行“零容忍”的，其立案标准可不是2000元，而是两把稻草的。南朝齐孔秀之当吴县县长，县里有个10岁顽童偷割了邻居田里的一把稻谷，吴县长特别“震怒”，是可忍孰不可忍！立刻签单拿人，有人劝曰：懵懂小儿，当以宽大为怀啊！王县长就训了此人一顿：“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咔嚓”，把这“小蟊贼”给杀了;北魏李洪之当秦、益两州刺史，到任即宣布一条“禁令”：凡带刀行者与抢劫同罪。行人带刀就是起了杀心，起了杀心就该杀头，“咔嚓”，“咔嚓”，“咔嚓”，一杀就是三四百，据说这里“治安状况”特别好了，从此“路不拾遗，郡无劫盗”。“零容忍”还真是“成效显著”。

有对比度才有幸福感。在魏晋南北朝，当上了官，那么就从此进入了“自由王国”，只要你守住了“不反皇帝”的底线，那么，你爱干什么你就可以干什么。“违纪”的事情干了，一点事也没有，“犯法”的事情干了呢，也没什么事情。即使犯了前朝与后代规定的“死罪”，只要你能够坚持“绝食三天”，那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有好处全得，有坏事全无，这样当官的“好”时代，哪里有？

譬如吧，暴政的秦始皇发明了“连坐”法，一人犯事，不但全家遭殃，而且全村也得遭殃的。这个连坐法的条文里，没有规定村里的世族该连坐，也没有规定不该连坐。在往朝，那都是“有福不同享，有罪即同当”的，到了这时期，世族长期都是超然于法律之外，不在其律之中。据说这个问题曾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刘宋朝“高层”因此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调研与研究”，最后的结论是：世族犯事，庶民必须连坐，而庶民犯法，世族可以不连坐。如犯罪非常严重，那么士大夫可以让奴婢去顶。奴婢大都是士大夫的通房丫头，应该说是他们的“副职夫人”。犯了事情，一把手超然，让二把手三把手把责任担当起来，以示负责，表明了“以法治国”的姿态。

在南北朝当官的妙处还不在这里，妙的是其立案标准不是2000元为底线，恐怕是5万、50万两银子吧。更妙的是，他们对官员搞的“刑侦手段”特别好玩。秦汉以来，官员如果当上了“犯罪嫌疑人”，那么往往都会“大刑伺候”，朱元璋更是剥皮揎草，逼着他“老实认罪”。而南北朝呢，他们用的是“测立”法，官员若是犯了贪污、渎职等等犯罪情事，就把他推到一个高一尺的圆顶土垛上，每天“罚站”两次，每次“罚站”7刻。古代每一昼夜划为100刻，7刻大概是一两个小时吧，“罚站这么久”，得让他恢复体能啊，所以，完成了一天内两次“罚站任务”后，可休息3到5天，然后再审。当然旁边会有审讯官时不时审问一句：“你贪污了吗？”或是“你渎职了吗？”或是“你强奸良家妇女了吗？”只要你闭口不答，连续“罚站”几次，每次都不认罪，就可以免除“刑罚”。

上面说的是一般干部，到了更高级别的干部，那就不用“罚站”了。在外面让干部“罚站”丢人现眼，多不雅观，有损形象不是？所以，大概到了刺史府官那一级，不用“罚站”审问法，用的是“断食”方式来“逼供”，也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双规”以后，关在“屋子”里，不给他饭吃。当然，每天都是可以喝粥的，那粥有无营养就得看这官平时与司法人员的关系如何了。关系好的，可能喝得上八宝粥;关系不好的，那就对不起，是稀粥了。这边喝粥，旁边依然还是有法官在审。如果你连续被关了1000刻，依然行使着你的“沉默权”，那么，恭喜你，没事啦，可以无罪释放了。

不论是“罚站”，还是“断食”，这里的关键是你是抗拒还是不抗拒、是坦白还是不坦白。如果坦白，既然你自己都承认了，那还有什么话可说？关黑屋子里去吧;如果你抗拒了，你坚决不认罪，那么，好，你是个意志坚定的好干部，国家需要这样的好干部，继续当官去吧。坦白从宽，如果你还年轻，那么有牢给你坐的，直把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如果恰好是过年时节，那么，坚决抗拒吧，你马上就可以回家过年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哦，那是疑罪，疑罪从无，没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