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抗日战争中日本反战人士 首相顾问帮助盟军

中华民族气壮山河的抗日战争中，绝大多数日本人受法西斯主义毒害，甘为军国主义之炮灰走卒，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也有一小部分先进的日本人，或为实现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理想，或为维护世界和平，或为日本民族生存与长远发展计，开展了一系列反战活动。本文谨介绍一些日本著名反战人士，他们虽然为当时的日本天皇政府及无知国民斥骂为“叛徒”，在战前、战后都蒙受打击和牺牲，但应该被视为有良心的日本人友人，永远不能为中国人所忘记。

一、奋斗不息的日本共产党人

日本是最早引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及建立共产主义政党的亚洲国家之一。明治三十年(1897)日本出现了第一个工会组织“铁工工会”，创办了早期工运刊物《劳动世界》。发起人就是日本共产主义运动先行者片山潜。他领导了日本工人运动的序幕。1901年，日本社会民主党在片山潜、幸德秋水(无政府主义者)的发起下成立。1906年，西川光次郎和熥口传发起了日本社会党以领导工人运动。1910年，日本政府便以“阴谋暗杀天皇”的莫虚有罪名将辛德秋水等24人以“大逆罪”处死。片山潜也遭逮捕，并被永远驱逐出日本。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最早在1906年被介绍到日本。1906年《社会主义研究》刊载了《共产党宣言》全文。同年《资本论》也有了日文版。1919年，流亡的片山潜在美国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旅美日本人社会主义团”，1924年，他又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翻译成日文。大量的共产主义理论被介绍到日本国内，大批知识青年在学习的过程中更为深入地思考着如何将理论与工人运动实际相结合。

1921年4月，界利彦、山川均、近藤荣藏起草了《日本共产党宣言》、《日本共产党章程》。列宁和斯大林分别接见了赴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大会的片山潜等人，鼓励日共建党。1922年7月15日，日本共产党在东京涩谷区尹达町的民宅中成立，推选界利彦为委员长，以《赤旗》为机关刊物。很快，这个脆弱的政党就在1924年被犹豫不决的机会主义者山川均和界利彦解散。1925年1月，片山潜与流亡在上海的日共人士提出重建日共，吸收德田球一、市川正一为中央局领导。1926年，在山形县召开第三次党代会，重建日共。1927年，片山潜制定了日共的《1927年政治纲领》，明确提出“日本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其中主要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建立工农联盟，党是领导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整个二十年代，日本无产阶级组织了无数次罢工斗争，深受日共影响的左翼工会“日本工会评议会”大放异彩，日共也借左翼的“劳动农民党”进入众议院。但即遭到田中内阁镇压，左翼政党被取缔。1928年，日共领袖德田球一被逮捕，另一领袖渡边政之辅在日占台湾的基隆遭到枪杀。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华战争逐渐升级，日本也由保守的自由主义文人内阁转为法西斯军人内阁。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已难以出现，日共转入地下，但更积极号召本国人民反对战争，呼吁“不送一兵一卒到中国”。1931年，长住莫斯科的片山潜发表《1932年政治纲领》，提出了日共的任务是反战，直到1935年逝世时他仍不停地呼吁日本人民推翻天皇制政府作为侵华日军关东军一员的日本共产党员伊田助南因拒绝参战而自杀。1932年至1933年，3000余名日共党员遭到逮捕，日共领导人岩田义道、野吕荣太郎惨遭杀害。1934年共产党员作家小林多喜二被特高课警察拷打致死。1942年，日共领导人市川正一在狱中遭毒打致死。德田球一、宫本显治、志贺义雄、桍田里见等领导人则长期入狱坐监，野坂参三则远走莫斯科。

在众多从事反战活动的日共领导人中，最著名的无疑是野坂参三。

野坂参三(1892～1993)，山口县人，庆应义塾大学毕业。大学学习期间加入“友爱会”(日本劳动总同盟前身)，毕业后任该会常任书记。1919年7月以友爱会特派员身份赴伦敦，考察英国工会运动。1920年8月加入英国共产党。1921年5月被英国政府驱逐出境。1922年回国，同年加入日本共产党。1923年3月在日共临时大会上任党纲起草委员会委员。后任日共机关报《无产者新闻》编辑。1926年3月参加组建农民劳动党。1928年3月“三一五”事件时被捕入狱，1930年3月假释出狱。1931年1月当选为日共中央委员，同年2月至1940年在莫斯科任日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1940年5月，野坂放弃了共产国际高级干部的优裕生活(当时每月有一千六百卢布，据称怎么也花不完)，带着一套做工考究的苏联西装，与当时在苏联治病的周恩来一起从莫斯科来到延安，住进窑洞，与“一位很有活力的中国女子一起生活”(据卡萝尔·卡特的《延安使命》一书记载)。

在延安，野坂化名为“林哲”，并且将自己的日本名字改为“冈野进”，直到二战结束后，才恢复了真名。他将全部热情都投入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活动和组织在华日本人进行反战运动中，常常要冒很大的风险。有一次他冒险到游击区，结果差点被伪军捉住，在地道里躲了一天一夜才脱险。脱险后还亲笔写反战信，让人送进日军炮楼。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在重庆成立后，许多支部在野坂的领导下相继建立，并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为此，野坂受到各方称赞。1940年5月他创立由日本士兵(俘虏)组成的“ 反战同盟”，1940年10月，由野坂提议，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建立了一所以日军战俘为主体的特殊学校——日本工农学校。野坂受中共中央委托，担任日本工农学校校长。毛泽东曾亲笔为该校题词：“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败类！”1942年6月创立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1944年2月成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

做日本战俘的“洗脑”工作很不容易，在他管理的学校，有六个日本战俘曾在天皇诞辰跑到宝塔山上向着东方高呼“天皇万岁”。野坂称“这是日本人民的不幸，然而这又是事实”。

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野坂作为日共代表应邀出席，并在大会发言。他在题为《建设民主的日本》的演说中，阐明了日共反对军国主义的坚定立场，他提出的日共纲领是，打倒作为政治制度的天皇制，但是否保留半宗教性质的天皇，在战后由人民投票决定。但纵令决定保存天皇，也必须是没有专制权的天皇。在大会期间，《解放日报》还刊登了他与毛泽东、朱德在一起的木刻像。

1946年1月12日野坂和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同志们(主要是由他转变的日军战俘)经东北、朝鲜回到日本。在一次集会上，他指挥群众高唱在延安学会的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将一句歌词改成了：“向着天皇制度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东西死亡！”同年4月当选为众议员。1955年当选为日共中央第一书记。1956年7月当选为参议员，此后连续4次当选。1977年辞去参议员职。1958年8月日共七大后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日共十六大后，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职，任名誉主席。

1992年，野坂整整100岁。就在这时，命运再次陡变。苏联解体后，披露出半个多世纪前他在莫斯科曾向苏联内务部诬告一位同志，导致这位日共同志在肃反运动中蒙冤被杀。日共为此宣布将他开除出党！听到这噩耗，他竟然出奇地平静。1993年野坂病逝于东京 。

另一位不朽的日共领导人是坐牢十八年的德田球一。

1894年德田球一出生于冲绳县国头郡名护村一个贫农家庭。11岁父亲去世，由母亲操劳抚养，过艰苦的生活。中学毕业后，当过代理教员，郡公所职员、储金局雇员、律师书僮、区公所防疫员。参加过1918年的“米骚动”群众运动。靠半工半读于1920年读完大学法律系，当上律师，就在这一年，他加入“社会主义同盟”，开始从事社会主义活动。

“社会主义同盟”成立不到半年，由于日本政府横加迫害，于1921年5月解散。嗣后，日本出现了水曜会、木曜会、晓民会、新人会等共产主义团体。德田领导了水曜会。1922年初，德田作为水曜会代表出席了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共产主义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日本代表回国后，于1922年7月正式成立日本共产党，德田被选为中央委员。1925年，德田一度任总书记和组织部长。

日本政府十分惧怕迅速发展的日共，于1928年2月26日逮捕了德田，于3月15日和次年4月16日进行两次全国性大逮捕，即“3·15事件”和“4·16事件”。使日共遭到毁灭性破坏，成千上万党员被捕，绝大多数党的领导人被关进监狱。在党组织实际已瓦解的情况下，德田等少数领导人在狱中坚持斗争。1931年，日本政府公开审判共产党人，德田团结狱中同志，在法庭上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德田在狱中进行反战宣传：“侵略中国决不会成功”，“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失败”。直到日本战败投降，1945年10月德田才获得自由，整整被监禁18年。德田出狱后立即着手重建日本共产党，1945年12月被选为总书记。由于长期牢狱生活和紧张的革命活动，德田病倒，于1953年6月赴北京治疗，10月14日因患脑溢血抢救无效病逝。

二、敌国来的“同志”鹿地亘

鹿地亘(1903—1982)，本名濑口贡，日本小说家，东京 帝国大学毕业，与中国作家冯乃超同期。他在学生时代就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后来成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联盟负责人之一、日本普罗文化同盟书记。“九·一八”事变后，他发表了许多反战言论，因而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迫害，被捕入狱。1935年和夫人池田幸子流亡到中国上海，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工作和反对日本侵华的活动，与宋庆龄、鲁迅等都有往来，并致力于《鲁迅全集》的编译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鹿地亘夫妇辗转香港，于1938年2月经广州抵武汉，受到郭沫若、沈钧儒、邓颖超、史沫特莱等200余中外人士的热烈欢迎。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并在第三厅第七处(对敌宣传处)工作。3月23日，鹿地亘和池田幸子应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邀请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及国际宣传处对日科从事对日本士兵的广播工作，成为三厅对敌宣传处事实上的顾问。三厅的对敌宣传，包括敌情研究、对日广播和编写日文宣传品，每月总有一两次运宣传品到前线散发。这些活动，都得到鹿地亘夫妇的有力帮助。

1938年3月，鹿地亘撰写《所谓“国民的公意”》一文，发表在《新华日报》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欺骗宣传。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鹿地亘被选为大会主席团名誉主席，并在成立大会上演说。曾参加三厅举办的抗战扩大宣传周口头宣传日活动，并和郭沫若一道在武昌商会演讲。应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之请，在汉口广播电台以日语向日本国民演说，号召日本人民起来反抗军国主义者的侵略战争。4月27日，出席由全国14团体发起的欢迎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代表色斯大会。5月25日，接受中共中央及八路军驻汉代表周恩来等的邀请，参加来汉访问的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团招待会，在会上介绍日本学生反法西斯斗争的情况。八、九月间，受郭沫若之请，在三厅举办的戏剧训练班讲课，并和绿川英子一道举办日语广播节目。在武汉出版的文艺刊物上先后发表《文学的感想》、《一年来的日本文坛》、《从广州寄到武汉》、《送北征》、《日本军事法西斯主义与文学》、《关于“艺术和宣传”的问题》等大量文学作品和时评，被称为“日本人民的代言人”。曾向八路军将士捐赠慰问金，还将自己发表文章所得的稿费捐赠给残废军人。

1938年9月，郭沫若委托鹿地亘赴长江南岸阳新、大冶一带慰问、视察及指导前线对敌宣传工作。10月初，鹿地亘到常德市盐关“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参与对日本俘虏的教育改造工作。他每日讲演、交谈，并向俘虏们讲解我国抗战歌曲《长城谣》的内容。经过艰苦努力，终于把一批满脑子忠于天皇的狂热军国主义者，教育成反法西斯战士。

武汉沦陷前夕，鹿地亘夫妇随部分中国作家辗转至湖南、广西。1938年11月，到达桂林，12月25日，在桂林郊外南岗庙发起成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任负责人，主编《人民之友》杂志。组织日本反战士兵演出队，演出他创作的日语反战话剧《三兄弟》。随后奔赴昆仑关。鹿地亘和盟员们分成3个小组，分别深入阵地前沿，冒着枪林弹雨，用扩音器向日军喊话，阐述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并散发日文传单，对瓦解敌人的军心起了重要作用。有3名盟员不幸中弹牺牲，桂林军民数千人参加追悼会，反战同盟声名从此远播。

1940年7月20日，“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日人自称“日本平和同盟”)总部在重庆隆重成立，鹿地亘任会长。他领导盟员出版刊物《真理的斗争》，编印《敌情研究》，分发各战区司令部，很受欢迎。鹿地亘创作了以反映日本劳动人民反对本国法西斯为内容的大型话剧《三兄弟》，由盟员们先后在桂林、柳州、重庆演出，并由电台向日本广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鹿地亘还向各部队的政工干部传授审讯日军俘虏的方式方法和利用其官兵对立的心理有效开展对敌宣传的策略等。

1941年“皖南事变”后，反战同盟的活动受到国民党方面的限制。鹿地亘并不因此泄气，他在反战同盟总部内另组“鹿地亘研究室”，对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为中国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曾由周恩来陪同，在桂园单独接见了鹿地亘夫妇，作了长时间的交谈。毛泽东盛赞日本反战朋友的出色工作，感谢他们为中国人民神圣的抗战作出的特殊贡献。

抗战胜利后，鹿地亘夫妇于1946年6月回到日本，曾被美军以间谍嫌疑犯监禁一年，称为“鹿地事件”。其后，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翻译，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和日中友好活动，直至1982年去世。

三、‘娇声卖国贼’ 绿川英子

茫茫四野弥黮暗，历历群星丽九天。

映雪终嫌光太远，照书还喜一灯妍。

这是郭沫若于1941年题赠国际主义战士、世界语学者、日本作家绿川英子的一首七言绝句。

绿川英子本名长谷川照子，1912年3月7日生于山梨县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1929年，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席卷日本、军国主义者加强思想控制时，在奈良 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绿川英子，开始接触为人类谋解放的进步事业，并爱上了世界语，参加了以左翼作家雨田雀学理事长的日本无产阶级世界语同盟的活动。“九·一八”事变震动了绿川英子，她表示强烈抗议，并因此被日本反动当局拘留，开除校籍。由于世界语的关系，1936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夜，绿川英子和在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刘仁(即刘砥方)结合。这在当时日本法西斯猖獗的情况下，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1937年4月，结婚第二年的绿川英子在刘仁之后来到中国。

绿川英子踏上中国土地后生活的第一个地方是上海。在那里她目睹了“八·一三”惨案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在一篇题为《爱与恨》的文章中她这样写到：我爱日本，因为那里是我的祖国，在那儿生活着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戚朋友——对他们我有着无限亲切的怀念。我爱中国，因为它是我新的家乡，这儿在我的周围有着许多善良和勤劳的同志。我憎恨，我竭尽全力憎恨正在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军阀。

上海失陷后，绿川英子夫妇在郭沫若等的帮助下，从香港经广州，来到中国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在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参加了中国电台对日广播工作。从此，她公开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1938年7月2日，绿川英子从她的住处武汉市上海路15号，来到设在武汉关附近的怡和街怡和洋行楼上的国际宣传处，做播音的准备工作。19时整，她那柔和而流畅的日本女中音，随电波传向四面八方，向日本国内人民，向正在中国作战的日本士兵，向全世界人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她大声疾呼：“日军同胞们！别错洒了鲜血！你们的敌人不在隔海的这里！......”

绿川英子的播音，吹进了成千上万个日军士兵的心田。在前线，有的士兵放下了手中的武器，有的士兵呼喊着亲人的名字剖腹自杀;在军舰上， 有的士兵拒绝登上中国的大陆......绿川英子的生命，就在这流畅而亲切的播音中，闪耀着战斗的光芒！

在武汉期间，除对日广播外，绿川英子还参加了武汉人民群众献金运动等的各种抗日活动。7月中旬的一天，绿川英子由汉口乘船过武昌，来到设在昙华林的政治部第三厅，会见了东北抗日游击队的母亲，抗日女英雄赵老太太。会见时，赵老太太对她说：“孩子，谢谢你来帮助我们中国抗战。我们两个国家正需要你这样的人哪！”又说：“你的娘家是日本，婆家是中国，你应该为咱们两个国家努力工作！”绿川英子回答说：“老妈妈，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厚望！”7月29日，绿川英子参加了法、比、瑞同学会欢迎《日本的泥足》的作者，英国女作家阿特南的茶话会。出席者有文艺界知名人士老舍、胡秋原、邵力子、胡风、盛威、白薇、叶君健等30余人。绿川英子发言时首先说：“我说不好中国话和英语，也不好意思用侵略者的日语，只好用世界语，因为世界语标志着人类的爱及和平！”她接着说：“我希望中、日、英三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一定会胜利！”当叶君健用中文、英文翻译出这段话时，会场上顿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10月25日武汉沦陷，这时日本方面才查明了那个操流畅日语的播音员就是长谷川照子。1938年11月1日，东京 《都新闻》上刊出绿川的照片并作了报道，骂她为‘骄声卖国贼’，绿川的父亲也爱到株连。对此，绿川嗤之以鼻。而对武汉三个月的战斗岁月，却久久念念不忘。1944年，她在自己所著的《在战斗的中国》一书的后记中说：“这一阶段仅有三个月，时间很短，但却是多么振奋，多么活跃，多么紧张啊！......我看到了和感觉到了我终生难忘的东西，而这些也定将感动任何国家爱好正义的人们。”

武汉失守后，绿川英子来到重庆，在郭沫若领导的抗敌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此时她的名字已经为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人民所熟悉。1941年7月27日，在重庆文化界人士的一次聚会上，绿川英子见到了中共领袖周恩来。周恩来笑着对她说：“日本军国主义把你称为‘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忠实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主义者。”绿川英子听了很激动，她说：“这对我是最大的鼓励，也是对我微不足道的工作的最高酬答。我愿做中日两国人民忠实的女儿。”

战后，绿川英子夫妇来到东北解放区，1947年1月14日，同中国人民同甘共苦的绿川英子由于人工流产手术感染，不幸在佳木斯逝世，年仅35岁。3个月后，她的丈夫刘仁也因病逝世。英勇的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夫妇被安葬在佳木斯烈士公墓里。

四、卓越的反法西斯情报员尾崎秀实

尾崎秀实生于1901年，是著名作家尾崎秀树的同父异母兄长。他曾长期随父亲居住在日据的台湾，从小就对中国问题感兴趣。1922年，他进入东京 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一名真诚的共产主义者。1926年，他离开校园到朝日新闻社工作。从1928年11月到1932年2月，他任《朝日新闻》常驻上海的特派员。在上海3年多的时间里，除新闻报道之外，他撰写有《暴风雨中的中国人》、《现代中国论》等政论性著作。

同时，他结识许多中国左翼文化人士。他同鲁迅有个人交往，这在鲁迅1931年至1934年的日记中均有记录。据日本友人增田涉回忆，鲁迅对尾崎印象甚佳，说他“不但知识面广，而且为人诚实可靠”。尾崎还与夏衍、冯乃超、王学文、郑伯奇、田汉、成仿吾等有密切来往，参加他们组织的进步文化活动，帮助他们开展“左联”的工作。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左联”时，把他同当时也在上海的另一位日本进步记者山上正义和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并提，说他们是“帮助‘左联’进行了许多工作的三位外国同志”。夏衍还说，尾崎秀实“表面上看来是绅士式的记者”，实际上却是“上海的日本共产党和日本进步人士的核心人物”。他同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上海从事情报工作的苏共党员、德国人理查德·佐尔格合作，经常把日本在华的重要情报转报莫斯科，经常“把一些国际上的革命动态”转告中国同志。

尾崎秀实从上海回国后，仍在朝日新闻社工作，就日本和东亚问题发表大量评论。同时，他按照在上海对史沫特莱许下的诺言，将她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大地的女儿》译成日文出版。他是经中共党员、著名学者陈翰笙介绍在上海结识史沫特莱的。对中国共有的友好感情使他们二人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尾崎秀实称赞史沫特莱是“一位坚强的革命者”;史沫特莱则称赞他“对中国的解放事业既有深刻理解又有坚定信仰”。

1933年9月，佐尔格奉命来到东京 搜集日本战争动向情报。次年4月，他同尾崎秀实再次相聚并合作。尾崎把在上海一起工作的日本同仁又组织起来，潜伏到日本的一些重要军政部门。他自己在朝日新闻社的东亚问题调查会从事研究工作。

1935年底到1936年初，他为了解华北局势专程来中国，耳闻目睹了红军北上后抗日的新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对事变因由、实质和解决方案提出独到的见解，在日本引起轰动。他的好友、日本著名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后来回忆说，尾崎是“一位对历史的发展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因此，他从日本新闻界的一个“中国通”一跃而成为社会各界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

1937年6月，他成为近卫文麿首相的“嘱托”(顾问)兼私人秘书，可以自由出入首相官邸，参加首相的智囊团会议。他的主要任务是提供有关中国的情况，提出对中国事务的处理意见。这使他不但对日本政府的决策非常熟悉，而且能施加一定的影响。在此期间，他把自己掌握的许多有关日本对华战争的情报，通过在上海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日本人士中西功发往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他向佐尔格提供的关于日本在华将陷入泥潭的情况，据说对斯大林作出援华抗日的决定产生一定影响。

1941年夏德国进攻苏联后，日本南进还是北进成为斯大林和中共中央最关心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如果日本北上攻苏，中国抗战处境将更艰苦。值此关键时刻，尾崎秀实在首相身边得知日本决心同英美开战，通过佐尔格迅速发电，使斯大林决心西调远东军20个精锐师，在莫斯科危急时刻扭转了战局。世界上许多史学家称佐尔格、尾崎是“二次大战中最成功的谍报员”。

1941年10月中旬，佐尔格的真实身份败露，他和尾崎秀实等30多人先后被日本军部逮捕。1944年11月7日，感到日末途穷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特意选择十月革命27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将尾崎和佐尔格两人秘密绞死。

五、智勇双全的中西功

1942年爆发了震惊日本军部的“中西功事件”。中西功何许人？加入中共的日籍情报人员是也。

中西功，日本三重县人，1911年出生，1929年夏中学毕业后，中西功这个18岁的日本青年抱着国内同龄人惯用的“浪人”方式，闯荡到上海。此时虹口日租界居住着几万侨民，办起一批中日文并用的双语学校。中西功进入日本为培养“中国通”而设立的“东亚同文书院”读书。

日本外务省创办同文书院的目的，是为日本培养深通中文的间谍，不承想，却培养了一批热爱中国的日本人。中西功进入同文书院时，正好由中共党员、不久前刚留日归来的经济学家王学文主持教学。在日本质朴善良却受过许多对华歪曲教育的中西功，经过王学文讲解，很快对马列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仅未被培养为日本的侵略工具，反而受中国革命影响，与同学安斋库治、中西功、西里龙夫、手岛博俊、白井行幸等人一起建立了意味着同中国团结斗争的组织“日(本)支(那)战斗同盟”，成员有二三十人，主要在驻华日军中展开工作，反对日本侵华，1930年，日本海军士官生队到沪参观，实际是为侵略熟悉战场，中西功得知后便赶印了宣传反战的传单向他们散发，结果被领事馆中的便衣宪兵“特高”发现，把他关押了9天，释放后还勒令停学一年。西里龙夫也因到上海港的日军舰上撒传单而被捕。

1931年中西功加入中国共青团，翌年日本海军陆战队发动“一·二八”事变，强令日籍学生参战，中西功马上以“撤出侵沪战争”为口号组织斗争，迫使领事馆同意他们回国。在归国的船上，他结识了以《大阪朝日新闻》驻上海记者身份为掩护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谍报员尾崎秀实，从而开始了他人生传奇的一幕。

回国后，中西功秘密参加了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并向尾崎秀实学习了情报工作。他因参加了无产阶级研究所，被警视厅侦破后遭关押40天，后因身份未暴露获释。1934年经尾崎秀实介绍到日本设在大连研究中国情报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任职。满铁表面上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实际上除经营南满铁路等业务外，它还是一个庞大的情报机构，是日本帝国最高统帅部的智囊库。中西功在华巡游后写出一系列分析报告，引起了政府和军部重视。1938年日本“中支那派遣军司令部”成立，其特务部从满铁将他借调来沪设立“满铁”调查部上海事务所调查室，没想到他却乘机从事了相反的工作。

中西功到达上海后，通过同文书院同学、已成为中共党员的西里龙夫恢复了组织关系，并于同年5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他领导的“满铁”调查部上海事务所调查室独挡一面，专门负责搜集中国华中、华南及内地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他和中共其他情报员潜伏在敌人心脏，生活在狼巢虎穴之中，凭着高度的机智、勇敢和责任心，频频获得日伪重要情报。如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政略之争，不同时期对华战略，侵华日军编制、分布;日汪密谈协议及其进展;各地汉奸之间的矛盾与争斗;日本对华经济掠夺情况;日本特务进行暗杀、破坏的策划;日军即将进行的战役战术活动等。这些情报对上海抗战，对中国抗战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起了重要作用。此后他利用为日军特务部做情报分析的条件，自由进入绝密资料室并外出调查，通过地下电台向延安发出一系列重要情报，如日、蒋、汪三方关系变化，日军占领武汉后已决定停止战略攻势，对蒋介石的诱和进展，以及日军在华兵力调配及“扫荡”打算等。这时尾崎秀实担任了近卫首相的秘书，从东京 不断向中西功发来包括御前会议决定在内的许多情报，由他再转发延安。毛泽东曾对这些“国际同志”的贡献作出了极高评价。

1939年中共情报奇才潘汉年到上海后，及时调整上海情报组织，以吴纪光为组长，指导这个日本情报小组深入工作。西里龙夫出狱后任日本《读卖新闻》驻上海记者，自由出入日本官方机构，后来又任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报道部长，还发展汪精卫身边的汪锦元为中共党员。汪锦元后任汪精卫公馆的秘书和外交专员，得以拿到汪精卫政权与土肥原“日本兴亚院”的高级绝密情报。中西功在满洲铁路任职，白井行幸在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任职，手岛博俊联系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室。这些日本情报人员搞到日本御前会议记录、大本营扫荡作战计划等重要情报，及时报到延安。

日共领袖佐野学从苏联回国，路经上海时被捕叛变，日共遭受严重破坏，中共在日本的联络点也被破获，日共与中共的联系被切断。在延安的日共领袖冈野进(野坂参三)给国内写信联系，国内组织也派人到上海，通过手岛博俊找中共联系。冈野进的秘信转到香港潘汉年处，潘汉年又派人送到上海的关露手里，由关露趁去日本开会的机会，交给与日共有联系的大学教授秋田，再由秋田转交日共。跨越两国的秘密联系，就这样恢复了。

1940年9月，德国、意大利、日本在柏林签订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这个军事同盟的战略计划如何，就成为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关注的焦点。1941年初，日本内部开展南进还是北进的大争论。中共中央极其重视日本这一战略动向。如果日本北进攻苏，将给在中国北方抗日的中共带来极大被动。如果日本南进袭美，将促使美国抗日，给中国抗日战争带来转机。中共中央两次急电潘汉年，询问日本动向。5月、6月期间，日本的争论得出结论：先南后北。军部开始进行南进准备。正在日本的佐尔格、尾崎秀实及时获知日本决策，同时获知德国决心进攻苏联。

8月中西功等人搜集到日本在满洲演习情况及部队编制，从演习内容可以看出日本军队准备南进，而不可能北进进攻苏联。莫斯科得到这个重要情报，立即将东线防御日本进攻的兵力调往西线，防御德军进攻。10月，日本特务机关破获以佐尔格、尾崎秀实为首的 “共产国际谍报集团案”，他们曾收集到日、德的大量绝密情报。因此，此案的破获，使日本高层惊恐万状，只得调整主要领导，首相近卫被软禁，由战争狂人东条英机上台。日本特务机关围绕此案，穷追不舍，不断扩大侦破范围。由于中西功曾与尾崎秀实在上海有过密切交往，所以形势对中共上海特科和中西功极为不利。隐藏极深的日本情报小组，面临被全部侦破的危险。就是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中西功仍然坚持工作。上海情报科负责人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让中西功向东去，回到东京 。中西功回到东京 ，打探到尾崎秀实等朋友均已被捕。他经过多方努力，得知日军已在濑户内海集结完毕，准备南进。进攻地点及对象尚未清楚，等待正在进行的日美谈判的结果。日本确定11月30日为谈判的最后日期。带着这些情报，中西功返回了上海，一头扎进“满铁”事务所的资料室，匆匆翻阅近期送到的《编内参考》、《军情通报》等绝密资料。分析综合各种情报，中西功于11月下旬正式向组织报告了自己的判断：日本将于月底结束同美国的谈判，谈判最后期限一过，即11月30日后，日本必定进攻美军，并根据海军舰船航速和侵略者的惯用手法，预计进攻日期将在12月7日(西半球的星期日)。接获情报的吴纪光分析，日本将在12月8日向美国发动攻击，经过潘汉年同意，吴纪光将这个情报转给军统上海站。潜藏在这里的一个地下共产党员“21号”又将其转报军统总部，戴笠再转报美国驻重庆大使。……于是，这个准确预报日本袭击珍珠港时间的战略情报，就由中共情报组织通过国民党情报组织，转给美国情报组织！后来事实证明，中西功的判断准确无误，但由于美国对此情报未予重视，终于使驻珍珠港的美军几乎全军覆没。

这件旷世奇功，中共方面一直深深隐藏。世间所知，只是军统如何获得日本奇袭珍珠港情报，转报美国……

珍珠港事件后，中西功仍一如既往，利用一切机会收集、报告各种情报。

1942年6月16日，中西功接到家中打来的电话，说东京 来了两位老朋友，请他回去一下。当他风尘仆仆赶回家时，即刻被捕。原来来人是东京 警视厅的“特高”，中西功身份暴露后，几天里有西里龙夫、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等20多位中共党员和同情者被捕，日本政府和军部都为此“中共谍报团案”的规模而震惊。

中西功从上海被押到东京 后，受到严刑拷打，内脏出血不省人事，特高课头目怕失去口供又下令抢救。他始终不肯说出接头人，却坦然承认出于信仰向中共提供过情报。中西功被审时列举了掌握的大量国内数据，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侵略战争持久的前景必然是经济崩溃和彻底战败。同时被捕的西里龙夫更以雄辩的教授式口才，把审讯室当成讲堂。警官们对此十分惊奇，又引出莫大兴趣，此后每天竟出现授课式的场面──被审者进入审讯室坐下便清清嗓子说：“今天，讲一下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日本的影响及未来……”“今天，讲一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审问者则像小学生一样洗耳恭听并写下几大厚本记录。那些警校毕业的高等生过去受的全是军国主义奴化教育，此时听到这些前所未闻的革命理论，再联系战事失利及国内饿怨载道的无情事实，在对过去的信条产生怀疑的同时，也对被审者有了些尊重。集体庭审时，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等又侃侃而谈，警视厅官员和看守们都愣着听讲，主审法官急忙窘迫地打断讲话说：“此处不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讲坛，今天闭庭。”

经长期审讯，1944年秋日本法庭将中西功等人判了死刑。宣判书以惊叹的语言称：“彼等不怕牺牲，积极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长期进行侦察活动，其于帝国圣业、国家安全、大东亚战争及友邦胜负，危害之大，令人战栗。”因特高课要留活口核对疑问，死刑暂未执行，翌年8月日本投降后，他们几个幸存者出狱，白井行幸等人为反法西斯战争献出生命，同文书院共青团支部书记安斋库治，战后成为日共领袖。

战后，中西功拖着伤病之躯积极参加了日共重建，长期任神奈川县委员长(相当于省委书记)，还出版了回忆录《在中国革命风暴中》。据他的夫人回忆，1973年中西功患胃癌处于弥留之际，最后怀念的仍是在上海的斗争岁月，断续地说：“我真想去看看……看看那些街道，那些胜利的人们……他们有了自己的共和国……”

中西功并非不爱自己的祖国，却认为只有使军国主义失败，并与中国友好，才能建设民主的新日本。在东京 法庭上，他反驳“叛国罪”的指控时说：“制止日本侵华战争，能使日华人民从毁灭性的灾难中解脱出来，实现日华和平和日华人民世代友好，这是两国人民的莫大幸福和根本利益所在。”正是出于这种理念，他与帝国主义间谍完全不同，提供情报完全出于信仰而从不要报酬，组织困难时还以个人积蓄倾囊相助。这种高尚的风格也证明，代表正义的先进思想具有强大的力量，“得道多助”恰恰由此得到生动的体现！

六、“求道者”河上肇

河上肇(1879年——1946年)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哲学家，毕业于东京 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政治学科，其著作不仅在日本，对中国革命者也曾产生巨大影响。不过，河上肇是经过漫长的思想历程，于后半生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在他的思想历程中，儒学曾发挥显而易见的影响。

在河上肇的生前与身后，无论是赞同或反对他的思想的人，都赞誉河上肇为“求道者”。正是这种作为其人格本质的“求道”精神即义无返顾地追求真理的精神，成为河上肇不断克服旧我、超越自我的内在驱力，使他从道德理想主义者、人道主义者演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从唯心论转向唯物论，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转变为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开拓者，从囿于书斋的文人成为投身革命实践活动的不屈之士。河上肇的一生是为“求道”而波澜迭起并历经磨难的一生。“求道”精神实为河上肇的思想成长史中，传统东方思想与现代思想的主体性媒介。

1908年，河上肇应聘到京都帝国大学执教。此后相继担任讲师、副教授，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先后发表《经济根本概念》、《时势之变》、《经济与人生》、《贫乏物语》等著作。其中尤以《贫乏物语》影响最大。《贫乏物语》是于1916年9月11日至12月26日在《大阪 朝日新闻》上连载的论文。它以翔实而丰富的统计材料披露了欧美资本主义先进诸国中，伴随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财富增加而大多数人愈加贫困的现状，并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造成贫困的原因与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这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而贫富分化日益显著的日本社会来说，无疑具有现实的警世意义。1917年3月，《贫乏物语》结集成书，大受欢迎，曾再版30次。1920年，又分别以《贫乏论》和《救贫丛谈》两种中译本，在中国出版。

从1919年起，河上肇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河上肇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路径与马克思的理论成长道路不同。马克思是首先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在辨证唯物论的哲学基础上确立唯物史观，然后依据唯物史观研究经济现象，写成《资本论》。河上肇则与之相反。他是首先研究《资本论》并由此阐述唯物史观，在其错误理解遭到批判时，才觉悟到欲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无论如何必须理解作为其哲学的唯物辩证法，”然后才全面系统地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将其贯彻、运用于经济学研究中，从而成长为当时日本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解释与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做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1925年，日本政府公布了以镇压共产主义运动为目的的《治安维持法》。1928年，发生了著名的“三、一五”事件。3月15日晨，以违犯《治安维持法》为由，逮捕了日共及其外围组织劳农党、劳动组合评议会、无产青年同盟的大部分领导成员和一般参加者约1600余人。其中包括学生、毕业生及联成员200余人。各大学的社会研究会也被解散。文部省下令大学中驱逐“左翼教授”。京都 帝国大学校长亦要求河上肇辞职。河上肇凛然不惧，在校刊发表题为《告别大学之际》的文章说：“我坚定地于心中宣誓，首先应以真理为念。……决不能因顾念而丝毫改变自己的学说。”河上肇被迫离开大学讲坛后，虽曾写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资本论入门》等名著，但已主要致力于革命事件活动。1929年，他与大山郁夫协商重建劳农党，并决定亲自前往东京 参加建党大会。在新劳农党解散后，1932年8月13日，年已54岁的河上肇被推荐加入已转入地下活动的日共，为此而无比喜悦，曾为日共翻译共产国际的《1932年纲领》(《关于日本的形势与日本共产党任务的纲领》)，并将自己的多年积累上交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1933年1月，河上肇被逮捕入狱。8月被判刑五年。在狱中，政府当局曾以发表“转向”声明为条件，许其减刑或假释。还曾利用已声明“转向”的原日共领导人佐野学等相劝诱。但是，均遭河上肇拒绝。河上肇的坚毅行动和铿锵言辞，极鲜明地表现了他的“求道者”风骨、“以身殉道”的志士气质和“不辱天命”的儒者精神。在刑满出狱前，他著文表示“结束刑期被释放后，我决心离社会而隐居，不欲再犯法返回监狱。但若直率地说，这既不是由于认为马克思主义为谬误，也不是由于视共产主义运动为错误。只是由于我不久即年届六十，如再触国禁，唯有狱死一途。”他明确声言：“我的学问上的信念(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的确信)，实际上毫无动摇。”出狱后，在二战期间日本法西斯的严酷统治下，河上肇虽不能再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参加共产主义运动，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怀日本以及世界的命运，毫无消沉之举。他曾以诗达意，“衰翁站五十，身健心如春。尝看囹圄月，晚有此佳年。”他终于迎来了日本战败的一天。当得知被监禁18年的日共领导人德田球一等人出狱的消息后，已老病卧床的河上肇热情赠诗云：“衰翁七十许，萧条破屋底。独卧垂死床，遥寄诚敬意。”1946年1月13日，河上肇安然而逝，结束了艰难曲折的“求道”生涯，享年68岁。

七、从“皇军”到“日本八路”

日共在中国从事反战运动的最大成就，就是与中共合作，将许多日军战俘改造成了反战斗士。

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日军到处烧杀抢掠，残杀平民和俘虏，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然而，当日本官兵被中共军队俘虏后，却没有遭到以牙还牙的报复，相反还得到了相当的优待，并在思想上被真正改造，从而重新做人。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共俘虏了2022名日军官兵，严格执行了《日内瓦公约》，对日本俘虏可谓仁至义尽，以德报怨。在延安进行改造的日本俘虏曾感慨，即使在国内也从未享受过那样自由自在的生活。

当时八路军每月的津贴费为：士兵1.5元、排级2元、连级3元，而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一律按连级干部待遇。在供给上，中国官兵以小米为主，他们却主要是大米、白面。上午是一菜一汤，下午是两菜一汤，几乎天天都有一点肉。这样的生活，在当时的延安实属难得。

这也使他们渐渐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在异国他乡的战俘，而把自己当成一名八路军战士。

当然，从好战的“皇军”变成反战斗士，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这是一个充满痛苦的过程，因为他们需要洗去从小就被灌输的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毒素，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日军士兵杉本一夫在刚被俘虏时，曾对八路军充满了恐惧和怀疑。经过八路军干部耐心地做思想工作，他终于转变了思想，坚决地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反对日本侵略战争。1939年1月2日，在一次由八路军前线司令部召开的庆祝元旦集会上，杉本一夫和另外两名日军俘虏突然走上舞台，当场宣布要参加八路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当时深受感动，走上台去和他们紧紧握手，并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使他们成为第一批“日本八路”。不仅如此，还有一些战俘正式加入了中共。

据统计，从1940年到1945年，先后有近500名日军战俘曾在延安的“日本工农学校”接受改造，很多人后来都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在华反战组织，成为名副其实的“日本八路”。

在中国积极投身于反战事业的日本共产党人，特别是由战俘改造过来的新成员，经过曲折的转变后，都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来。他们所开展的反战活动，都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而形成了抗战期间一个特殊的队伍。“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可称得上是一支特殊的国际主义队伍，其成员被中国老百姓称为“日本八路”。另一个“日本人民解放组织”在日本军队中也颇有盛名，其影响力使军国主义分子都感到畏惧。

在华从事反战的“日本八路”们，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活动。有的从事对日军士兵的宣传工作，有的协助我军开展改造俘虏工作，还有的则直接拿起武器，与侵略军队进行面对面的战斗，其中不少人为此献出了生命。抗战期间，近500名日军战俘先后来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他们随后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及反战组织，36人牺牲。

这些“日本八路”大多来自侵华日军各个部队，在宣传中他们能紧紧抓住日军官兵的心理，遇到的敌对情绪较少，更容易达到宣传效果。在抗战期间，他们通过出版印刷品、喊话等方式，先后瓦解和争取了不少日伪军队。

一名叫松野觉的“日本八路”在苏中地区对日军进行了四天四夜的喊话，后来被日军子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在战斗岗位上。那些手拿武器直接打击侵略者的“日本八路”也和我军一起并肩作战，消灭了不少顽固分子，立下了赫赫战功。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华活动的日共成员大多数于1945年底前后返回了日本。也有个别人留在了中国，继续在八路军、新四军中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