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国三次崛起都被日本破坏 日本的魔咒

在日本落后的时候，中国总是伸出有好之手，帮助日本进步，比如在秦始皇时期，中国的一部分祖先就到达了日本，带去了铁器，让日本从石器时代，跨越青铜器，直接迈入铁器时代;在唐朝时期，日本还是奴隶社会，是中国传播了先进的文化，让日本有了大化改新，走入了封建社会。在元朝时候，虽然忽必烈发动南宋遗民进攻日本失败，大部分中国人留在了日本，被当做奴隶，但是同样带去了先进的军事，让日本的军事从村民械斗进入了真正的军事战争。

反观日本，日本一旦有所进步，就开始想进攻中国，占领中国，盘点起来有三次，第一次是明朝万历年间，日本进攻朝鲜，妄图通过日本进入中国;第二次是甲午中日战争，掠夺中国的物资成为其发展的动力;第三次，是民国建立之初，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让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夭折;第四次是侵华战争，打断了民国黄金十年的发展。

日本一直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毒瘤，它像魔咒一样笼罩在中国的上空，中国要想真正站起来，必须要破除这魔咒，所以中国政府把12月13日这一天定为国家公祭日，其实也是我们的国耻日，不仅仅是为了纪念中国同胞遇难，也是为了不忘过去中国遭受日本欺辱的那一段段血泪，勿忘国耻，更是为了永远记住并要破除中日之间那些不堪回首的魔咒史。

一、明朝万历一次价值昂贵的援朝抗日战争

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令日本战国精英群雄倾巢入侵朝鲜，旬日之内，朝鲜三都沦陷八道瓦解，覆亡只在旦夕之间。应朝鲜李朝所请，宗主国明朝大举派军援救朝鲜，中日之间第三次大规模碰撞就此展开！在这场决定亚洲今后三百年命运的决斗中，拥有大量火器的双方军队演绎了史上首场近代化国际战争。

七年之后，损失惨重的日军被彻底逐出朝鲜半岛，丰臣秀吉气病交加而亡，在明朝大军凯旋之日的献俘仪式上，万历皇帝对数十个藩属国宣布：“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

万历朝鲜之役对当时东亚的政治军事格局有着深远的影响。由于此役，明朝一方在二十年内无力进剿后金力量，使得女真部落日益强大，最后对明朝形成了致命的威胁。由于此役，朝鲜从亡国到复国，付出了数十万军民伤亡的沉重代价。

由于此役，日本元气大伤，丰臣秀吉集团的势力彻底垮台，日本从此进入德川幕府时代。因此，从长远来看，万历朝鲜之役实际上起到了重新整合东亚各国政治军事力量的作用。

这场战争前后凑一块7年。明朝方面虽胜，但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战争消耗了明朝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战争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实力，为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发展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潘州的杨应龙趁机发动叛乱、建州的女真迅速崛起，等等。已陷入全面政治经济危机之中的明王朝，在战后不到50年终告灭亡。

二、改变历史航向的中日甲午战争

由于在1894年和日本的战争中，中国大败。中国的十年洋务运动被打断，而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标志者中国的洋务运动失败，中国迈向近代的路程生生被打断。大清帝国的真正主人慈禧老佛爷，不得不批准了特使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的《马关条约》。

条约规定：

(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

(二)中国向日本割让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

(三)中国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两)。以及新开通商口岸，增加内河航线等共11款。

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规定中国从朝鲜半岛撤军并承认朝鲜的“自主独立”;这就意味着中国已不再是朝鲜之宗主国，中国的北方失去了天然的隔离屏障，朝鲜半岛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不言而喻。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中国对朝鲜半岛局势如此关注和揪心的原因。

事实上，这场战争也是因朝鲜而起。1868年，日本下级武士和大名推翻了280年的幕府德川统治，天皇明治领导的军国主义被推上了历史前台。是为历史上著名的明治维新。 188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

1894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就在日本和英国签订了《中英通商条约》一周后，当时朝鲜发生内乱，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支援(历史形成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就在中国向朝鲜派兵时，日本军队也大举入朝，战争拉开了序幕。这时日本还打着保护在朝侨民的旗号，照会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必无他意”。

实际上，正如外相陆奥宗光所说：“发动战争的决心，在帝国政府派遣军队于朝鲜时，业已决定。日本假借这个好题目，是为了索性借此时机促成中日关系的破裂。”当时帝国退居幕后的慈禧老佛爷一心忙着自己的60大寿，根本无心恋战，主张议和了事。

同意议和的不仅是老佛爷，还有洋务派。这场战争，也让李鸿章这个晚清重臣走向了他后来官场和政治声誉的两重天。事实上，李鸿章也反对这场战争，他认为还没有到和日本真正决战的时候，北洋水师虽然已初具规模，但在协调指挥上还有很大的缺陷。

但当时主持朝廷日常工作的光绪皇帝在自己最信任的老师翁同龢的游说下，认为这是巩固自己政治权力的最好时刻。可以通过这样的一场胜利来摆脱慈禧的权力控制，那时候，名义上他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但许多时候，慈禧的权力阴影却无所不在。所以在主持廷议时，光绪坚决主张开战。迫于爱国舆论的结果，慈禧只得同意了光绪的要求。

在这场战争前夕，朝野上下，包括康有为等一批知识分子，对已经通过明治维新走上军国主义的日本根本不屑一顾，民粹主义泛滥，一致要求对日本开战。

翁同龢挟民意自居，坚决劝说光绪命令李鸿章开战。事实上，翁同龢在这场战争中还抱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由于早年其兄翁同书在任安徽巡抚与太平军交战时，多次弃城逃跑，后被当时负责剿围的曾国藩弹劾，而代笔之人正是当曾府的幕僚李鸿章。后来翁同书被革职充军，翁家就这样和李鸿章结下了梁子。翁同龢以帝师身份位居中枢时，没少给李鸿章小鞋穿。

就这样，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投入了这场影响中国近现代历程政治格局的战争。在复出前去日本马关的船上，这位进士出身的将军写了这样一首诗：晚倾波涛离海岸，天风浩荡白鸥闲。舟人哪识伤心处，摇指前程是马关。

李鸿章视马关签约为奇耻大辱，发誓终生不再履日地，并倾向变法。但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汹汹舆论下，成了清廷的替罪羊。甲午战后，李鸿章 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

翁同龢后来也没有好到哪去，1898年戊戌新政不久，就被慈禧赶回了老家江南的常熟。1904年7月4日，在风云变幻中饱经忧患的这位著名的书法艺术家军机大臣，满怀抑郁和凄怆与世长辞了。

日本成为甲午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中国的巨额赔款，也日本近代的崛起，输入了强大的资金血液。等于依靠中国，再造了一个新的日本。也为日后日本多次觊觎中国提供了最好的战争动力。

日本朝野对此欢欣鼓舞，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给当时的首相伊藤博文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亿5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

不幸的是，大清国的洋务运动这一自救行动因为外部危机而发起，也最终被外部危机所打断，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甲午战争。这场战争，葬送了这场本来已经获得巨大成就的改革开放，甚至也由此敲响了大清国的丧钟。

甲午战争，一场由日本挑起的海上战争，以一个让全体中国人蒙羞的《马关条约》作为终结，让洋务运动的所有成果遭到否定。不变革没有出路，变革成果又被日本所毁灭。古老的中国，由此错过了一个富国强兵的大好时机。来自日本的威胁，从此像噩梦一般，给此后的中国屡屡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他直接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航向。在甲午战争17年后，大清帝国在奄奄一息中覆灭。

3、《二十一条》让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夭折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中国公使日置益从日本返回中国，绕过外交部长陆征祥，以“回任所拜见大总统”为由，请求与袁世凯直接密谈。在密谈中，日置益向袁世凯直接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并要求中国对此绝对保密。

1915年1月至4月期间，袁世凯一面命北洋政府外交部同日本谈判，一方面暗中逐步将条约的部分内容向报界泄露，希望获得英美两国支持抗衡日本。当美、英、法三国驻日大使向日本政府提出质询时，日本外务省既不便公然抵赖，又不敢全部公开，于是只承认了第一、二号的11条。

2月9日，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又向美国驻日大使格思类承认了第三、四号的存在，却对性质最恶劣的第五号七条加以隐瞒。在美方越来越严厉的追问下，加藤高明才于同月21日向格思类承认了第五号的存在，但辩称这只是日本的“希望”而非要求。

消息传出，举国震怒。签约当天，湖南学生彭超留下血书，愤然投江自杀。北京二十万人到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集会，捐款一百万元“救国基金”。天津南开学校的十七岁学生周恩来上街演讲，号召人们振兴经济、誓雪国耻。袁世凯下令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又名全国教育联合会)要求全国各级学校以每年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称为“五九国耻”。

后来袁世凯为了让日本支持他称帝，不得不接受二十一条约，导致民怨沸腾，它直接导致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夭折。当然袁世凯的81天的皇帝梦也随着各路拥护共和的讨伐大军的捷报而一命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