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室为何喜欢跨族联姻？皇家婚姻以指婚为主
皇家婚姻制度是皇族宗族史、宫廷史的重要内容，清代皇家婚姻制度因为实行以政治目的为主的“指婚制”，因而也是政治史研究的特殊内容。
清王朝作为“满洲帝国”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有何独到之处？其皇室婚姻在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与明代相比清代皇室婚姻又呈现出怎样的“满洲性”个性？
5月11日南开大学杜家骥教授带领听众揭开清代皇室生活面纱，以“清朝皇室的婚姻制度”为题在沈阳故宫博物院开讲。该讲座是沈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的“清史公益讲座”第七讲，也是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辽海讲坛——清朝历史与文化系列讲座”之一。讲座重点阐述了清皇家指婚制及其演变、清皇家的婚姻礼制、与额驸家庭成员相比公主高级身份的礼制体现和明清两代皇家婚姻的差异等问题。
结朔漠：清代皇家指婚制
杜家骥教授对清代满蒙联姻问题素有研究，《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一书是其此领域的代表作。“满蒙联姻”贯穿清代始终，是谈及“清朝皇室婚姻制度”绕不开的话题，讲座也正从这个话题开始。
满洲入关前，皇室成员婚嫁不具备完全的自主权，汗对皇室成员指婚当时已是惯例，违反者即受惩罚：天命年间弩尔哈齐(nurgaci)曾将其弟舒尔哈齐之女出嫁蒙古王公，又将侄孙女嫁予科尔沁部;多铎、阿济格则因自主择婚被皇太极治罪。
满洲入关后皇家指婚制是这一惯例和制度的延续，但有变化。
入关后实行八旗选秀女，以指婚皇室及宗室子弟。《大清会典》记述：“凡秀女之及岁者，三岁而一选，应选者，具名册名牌而引阅焉，……秀女阅选毕，将记名数目请旨覆阅，不记名乃听其婚嫁。凡宗室近支则指配焉。”
皇子指配福晋有指婚仪式，福晋父母需到乾清门前跪听宣旨，指婚后皇子彩服往见福晋父母。
指婚的另一方面内容，是将皇家之女指配旗人子弟及指嫁蒙古。理藩院、八旗都统分别将藩部蒙古、八旗的俊秀子弟名单交给负责皇族事务的宗人府，宗人府将其与及岁皇家之女名单交予皇帝点鸳鸯谱。最初皇帝只凭呈上的绿头牌简介指配不见本人。嘉庆帝以为此方式太过简单，改为引见制，无论八旗还是藩部蒙古子弟，一律引见皇帝——在蒙古史的学术会上曾有疑问：此举是否是为监视蒙古？杜家骥教授的研究否定了这一质疑：包括公主下嫁蒙古，也不是为了监视——乾隆朝之前公主下嫁后不许住京，也不许轻易回京，都入居蒙古。直到乾隆与富察皇后之女和敬公主与蒙古王公在京完婚时恰好皇后去世，乾隆不忍再让和敬公主远嫁蒙古骨肉分离，修和敬公主府，从此公主不再远嫁蒙古，改为蒙古额驸长期驻京，在中央担任高级武官等要职。
清初指婚在整个宗室人口中实行，乾隆帝即位后，鉴于宗室繁衍，规定指婚只在近支宗室(当朝皇帝祖父直系后裔)内实行。由于清前期宗室王公多不愿将女儿远嫁蒙古，以致乾隆还制定强制指婚蒙古之制——私嫁蒙古可以，对私嫁京城旗人者，罚俸一年。这种规定为满蒙政治联姻提供了强制性的保障。
嘉庆之后，近支宗室人口减少，被指婚八旗、藩部蒙古的公主、近支宗室之女人数也减少。但宗室王公与蒙古王公间自行的结姻人数仍然很多，且多有世代联姻的情况。这种宗室与蒙古王公间自行结姻的变化，与满蒙贵族的门第观念和“世婚”习俗有关。满族小说《红楼梦》里贾史薛王四家的世代联姻，反映的就是满蒙的世婚习俗。
每年冬季蒙古王公到北京朝觐，满蒙之间往来密切，为其满蒙亲贵行联姻创造了条件。从乾隆强制指婚蒙古到清后期满蒙王公自行结亲，反映了清代皇室指婚制度的重要变化，应该说，自行结亲比指婚更多地反映了自愿性，体现出两个民族之间关系更为密切了。
呼和浩特的固伦恪靖公主府。恪靖公主(1679-1735)为康熙皇帝第六女。《公主府志》评价恪靖公主：“外蒙古二百余年，潜心内附者，亦此公主。”康熙九个女儿中(长大成人者)，先后有七人嫁去了蒙古，分别是：固伦纯禧公主、固伦荣宪公主、和硕端静公主、固伦恪靖公主、固伦纯悫公主、和硕温恪公主、和硕敦恪公主。
社稷安：联结姻亲度艰危
指婚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性，杜家骥教授着重从三方面史实说明了这点。
一是指婚蒙古，尤其是与漠北蒙古(今蒙古国地区)联姻。康熙三十年多伦会盟，之后漠北蒙古归属清朝，但漠北仍不宁静。康熙将四公主(恪靖公主)嫁给漠北蒙古三部中最大的土谢图汗部领主之子敦多布多尔济(该家族也是清代四大活佛之一的尊丹巴活佛转的世家族)，府邸在今呼和浩特。康熙六公主(纯悫公主)嫁给漠北超勇亲王策棱。雍正帝从土谢图汗部中析出赛音诺颜部，命策棱为赛因诺颜部大扎萨克(执政官)。
二是内廷教养。允许蒙古王公子弟自幼驻京与皇子同在宫廷接受教育，这些王公子弟自幼与皇家感情密切，长大后很多被指婚为额驸，再派回蒙古或常驻北京担任要职。和敬公主丈夫科尔沁部的色布腾巴勒珠尔即为自幼教养于宫中。
第三个方面即娃娃亲。乾隆时漠北蒙古发生青衮杂卜之乱与撤驿之变，形势危急，漠北蒙古超勇亲王策凌之子成衮扎布正驻兵乌里雅苏台，成为扭转时局的重要人物，乾隆遂将刚出生三个月的皇七女指配成衮扎布之子拉旺多尔济。
慈禧太后也将其侄女指嫁科尔沁蒙古王僧格林沁之孙那尔苏。僧格林沁同治四年战死平定捻军的沙场，次年慈禧将醇亲王长女指予纳尔苏，这既是对僧格林沁战死的抚慰酬奖，也体现了刚刚通过辛酉政变掌权不久的慈禧对朝中最有权势的蒙古亲王家族的拉拢。
二是内廷教养。允许蒙古王公子弟自幼驻京与皇子同在宫廷接受教育，这些王公子弟自幼与皇家感情密切，长大后很多被指婚为额驸，再派回蒙古或常驻北京担任要职。和敬公主丈夫科尔沁部的色布腾巴勒珠尔即为自幼教养于宫中。
第三个方面即娃娃亲。乾隆时漠北蒙古发生青衮杂卜之乱与撤驿之变，形势危急，漠北蒙古超勇亲王策凌之子成衮扎布正驻兵乌里雅苏台，成为扭转时局的重要人物，乾隆遂将刚出生三个月的皇七女指配成衮扎布之子拉旺多尔济。
慈禧太后也将其侄女指嫁科尔沁蒙古王僧格林沁之孙那尔苏。僧格林沁同治四年战死平定捻军的沙场，次年慈禧将醇亲王长女指予纳尔苏，这既是对僧格林沁战死的抚慰酬奖，也体现了刚刚通过辛酉政变掌权不久的慈禧对朝中最有权势的蒙古亲王家族的拉拢。
满洲性：明清皇室家风异
关于明清两朝皇室婚姻的比较研究，杜家骥教授着重指出了两点差异：
首先，明代皇室婚姻基本囿于汉族内部。但清代皇室婚姻则跨越种族、民族。由于旗人内部来源的多样，皇帝后妃除满洲人外，又有八旗蒙古、汉军、高丽、回部(维吾尔)。八旗之外又有藩部蒙古及汉人。清代后妃中，除皇后外，其他妃嫔就有汉人(民人)，康熙皇帝的妃嫔中汉人较多。而宗室王公的庶妾中，则汉人女非常多。因而，清代的皇族中存在大量满汉混血。
其次，明代中期以后，为限制外戚势力，皇室有意识地与平民通婚，公主鲜与贵族官宦之家结亲，“委之宦寺，求之市井，而勋臣家禁不入选”，这是明代皇室的“家法”，有其政治考虑在其中。满族结亲注重门阀，皇室多与高贵门第、官宦世家联姻，其中满族“八大家”(一般认为是佟、关、马、索、齐、富、那、郎八个家族)与皇室通婚较多。满族结亲注重门阀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满族习俗注重门第;另一方面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更注重通过联姻形式维系和巩固执政根基。
选秀女后来也有这方面倾向，郑天挺先生曾指出清代选秀女之制“武官严于文官，外官严于京官，驻防严于外官，孤孀严于现任职官，盖重家教也。秀女入宫，妃、嫔、贵人，下逮答应唯帝命，但贵人以上必选自世家女，其选阅之严，与明代委之宦寺，求之市井，而勋臣家禁不入选者迥异。故有清皇子之母鲜有出身微贱者……清代皇室教育远胜于明，或亦以此”。清代帝王素质较高能够勤政而没出现明朝“二流子”皇帝，和这种择亲传统下形成的家风有关。
固伦和孝公主(1775-1823)，乾隆帝皇十女，嫁和珅之子丰绅殷德(1775-1810)。
短短两小时，杜先生的讲座给人以诸多启示：八旗贵胄，本有太多桎梏无奈;王朝背影，深藏公主笑泪悲欢;多元一体，历史呈现动态差序;民族团结，唯赖美美与共、苦心经营——如何“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这些启示确实亟待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予以不断的体认与重温……
孝庄文皇后与容妃。孝庄文皇后(1613-1688)，名布木布泰，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寨桑之次女。容妃(1734-1788)，原名伊帕尔罕，维吾尔族，阿里和卓之女。传说中的香妃原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