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烨亲政 康熙皇帝和四位辅政大臣间的矛盾纠葛
不到二十四岁的顺治皇帝福临死了，死于天花。
天花又叫痘疮，是一种过滤性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死亡率很高。不死者可以终身免疫，却会在面部或身上留下疤痕，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麻子”。塞外的白山黑水、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上，寒冷清爽，可能不适合病毒传播，很少有这种传染病。因此，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对于这种传染病便整体上缺少抵抗力。大清入关后，凶猛的八旗战士常常会因为这种病毒的侵袭而死掉。豫亲王多铎死于天花，如今的皇帝又死于天花。对于满清亲贵来说，天花无疑是一种真正的梦魇。
当时的人们为了抵抗这种病毒，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比如，顺治皇帝染上天花后，曾经下令北京市民不许炒豆，不许燃灯，不许泼水。据说，这是汉族民间避免染上天花或染上天花之后进行治疗的行之有效的习俗。在北京城里，一旦发现有人染上了这种病，会立即被强行驱逐出城二十里外，患者家属也必须报告兵马司，然后，在一百米之外拉起绳子，围出警戒隔离线，不许进出。
这种应是足够恐怖的情形，偏偏成全了玄烨，使他顺利继承皇位，成为我们所熟知的康熙皇帝。原因很简单，顺治皇帝的这位三皇子，时年还差两个月才满七岁，却在两年前已经出过痘了，且属于那种没有失去生命的幸运者。如今，他脸上那些浅浅的麻点，毋庸置疑地成了继承皇位的最重要资格与理由。后来发生的事实表明，这样的资格和理由，实在是当时中国人与后来中国历史所能获得的最大幸运了。
康熙皇帝本人真是足够幸运。经过他十四叔祖多尔衮和他父亲福临十八年的努力，到他继承下这一片广大国土时，战争已经基本结束，中国大体上统一在大清朝的治理之下，持续多年的噩梦成为过去。除了为数不多的明朝遗民在深深的隐痛中回忆着前朝衣冠风景外，更多的人已经对现实心平气和，他们在和平宁静中恢复着创伤，祈盼着好一些的未来。
七岁，他应该还不足以理解自己所面对的一切。史书记载说，从五、六岁开始，他的祖母孝庄皇太后——如今已经是太皇太后就派遣自己的贴身侍女苏麻喇姑，专门负责教导他学习满语。后来，又增加了几位老师和师傅，分别教他学习满、汉典籍和骑射武功等等。据说，这小皇帝读书特别用功，所读过的东西必定要到字字成诵的程度方肯罢休，“从来不肯自欺”，以至于他的保姆害怕他过于辛苦，时常要把书藏起来。
十一岁时，他的亲生母亲去世。孝庄太皇太后打破宫中的规矩，把他接到自己居住的慈宁宫，亲自抚养教导。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年以后的孝庄太皇太后“独嗜图史”，大约就是特别喜欢带插图的历史类图书吧。这种情形可能对玄烨影响不小。据说，孝庄曾经对孙子说：“哪有像你这样的人，贵为天子，却像书生赶考一样苦读？”有一次，在朝堂之上，孝庄太皇太后当着群臣询问玄烨：身为天下之主，有何想法？玄烨回答：“臣没有其他欲望，惟愿天下安宁，百姓安居乐业，大家共享太平之福而已。”可以想见，那老太太心中的欣慰。
随着年龄的增长，幸运的小皇帝想必应该渐渐知道，想要大家共享太平之福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做到的事情。
事实上，到顺治皇帝去世时，天下的治理还远远没有达到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程度。多尔衮入关后，确曾实施过一些善政，用当时人们的说法形容，就是解天下于倒悬，令多年备受荼毒的人民“立有乐生之心”，就是说，灾难深重的人民有了活下去的愿望。但是，从多尔衮摄政到福临亲政的十八年间，也实行过一些真正的暴行恶政，成为人们新的痛苦根源。其中，最为历史所诟病的就是圈地、投充、逃人等恶政恶法，还有初露端倪的大规模文字狱与政治迫害。
圈地从多尔衮入关之后的当年十二月份就开始了，目的是将京畿地区即北京周边包括今日天津、河北部分地区的无主荒地清理出来，安置入关后的八旗将士。当时，这一带地方有大片土地为明朝皇室、藩王、勋贵、太监们所兼并，经过战乱，许多变成了荒地。以此安置八旗将士似乎也无可厚非。
然而，圈地令下达后，在执行过程中却演变得一塌糊涂，成了事实上无代价掠夺当地人民土地的、名副其实的恶政。圈地所到之处，原来的主人立即被驱逐出去，房产田地被无偿占有，甚至妻子儿女都有被强行留下为奴为仆为妾的。当时，中央政府下令，为了保证满、汉民众不至于发生纠纷，要将他们的居住地分开来，因此，要求地方政府务必根据土地质量，给那些土地被圈给满人的汉人以补偿。但实际上，这些政策口惠而实不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由此，造成京畿地区大批人口流离失所。一时间，各种史籍中，充满了当地人民背井离乡、逃荒要饭、土地撂荒、吃糠咽菜的记载。
与此相关联的，则是产生了一个怪怪的社会现象：投充。
所谓投充，指的是自由民自愿投到满人门下充当奴仆。这种现象在当时的京畿地区曾经大量出现。中央政府听之任之，多尔衮甚至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可以“为贫民衣食开一条生路”。实际上，愿意给人做奴做仆的天生贱骨头应该不是很多，这种反常现象一定是因为迫不得已才会发生，和汉族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有关，和八旗军兵的威势胁迫有关，可能也和逃避徭役赋税有关。因为投充为奴之后，这种徭役赋税就可以豁免，至于其定额是否转嫁到别人头上，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因此，在这一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汉人不得不给满人种地、做奴做仆和当差纳税的局面。
除上述者外，另外一项名声很坏的恶法就是逃人法。早在努尔哈赤的后金时期，女真人就曾经以暴力将大量汉族自由民转变为自己的奴隶。因此，这些奴隶的逃亡，也就成为困扰后金政权与大清朝的一个大麻烦。当年皇太极出兵朝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朝鲜把大批逃亡汉人交还给明朝，不肯将他们遣返后金。如今，这种逃人现象愈演愈烈。顺治初年，甚至几个月间就有数万人逃走。为此，清朝中央政府制定了极为严酷的逃人法。并在兵部里设置一位副部长，组成庞大机构专门缉捕逃人。
该法令的主旨在于保护满族人的财产不受损失，因此，就将惩罚重点放到那些收留或藏匿这些逃人的人家身上。这些人不但自己会失去性命，就连左邻右舍的十户人家也都要被牵连同坐。
大清朝册封的四大汉族异姓王之一耿仲明，曾经收留了一批汉族逃人，结果被发现，最后，这位为大清朝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王爷不得不自杀谢罪。广西巡抚，相当于今天省长的郭肇基被查出藏匿了五十三名逃人，结果，这位省长被处死，家产全部没收。
当时，有一些满、汉流氓勾结起来，假扮成逃人，躲藏到一些殷实人家，然后，再以检举揭发相威胁，以敲诈钱财。史书记载说，为此而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并且，花样翻新，到了令人防不胜防的地步。一些绝望的逃人，也在走投无路之际，选择了自杀一途。康熙八年的清代官方史书记载说：“八旗家丁上报的自杀人数每年都不少于两千人。”(《清史稿》列传五十，朱之弼)。同年，亲政后的康熙皇帝曾经对这些旗人家中屡屡发生的奴仆投水、自缢事件发出过谴责和警告(《清圣祖实录》卷三十)。
顺治年间，有一位名叫李裀的监察官员，上书皇帝，认为逃人现象有“七可痛心”，建议国家改变一味的严刑峻法。他说得精辟而微，充满了忧国忧民的一片赤诚。谁知，经过满清诸王贝勒讨论，竟认为李裀虽然是监察官员，应该允许他发表意见，他所说的一切，按照法律也无罪，但他说的“七可痛心”却情由可恶，因此，应该处死。就是说，法律这玩意儿，必须服从权贵们的感觉。他们也知道这种事情太不光彩，但在利益和名声之间，他们选择了利益，然后，企图以强力来堵住大家的嘴，似乎以为这样一来，不光彩就会变成光彩了。孰不知，如此一来，事情只会变得更糟，不光彩也变成了加倍的丑恶。并且，留下了极深的隐患。最后，皇上开恩，将他痛打一顿，然后，流放到了令人谈而色变的宁古塔。第二年，这位忠心耿耿的监察官员就死在了那里。
细细追究起来，这些恶政之所以没有引发全国性的反抗浪潮，大约和基本局限在京畿地区有关，就全国的情形看，似乎面积没有那么大，涉及到的人口也没有那么多而已。
这些恶政恶法和恶劣行径，在当时中央政府发布的政令中，曾经被解释成入关之初的不得不为之举。然而，一直没有可能受到谅解，也一直受到抨击，成为大清朝声名狼藉的原因之一。令人很难理解的是，偏偏在今天，居然有学者为此辩护。这些学者不但认为这是不得不为之举，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还用明朝皇室大规模兼并土地作为依据，认为两相比较起来，八旗圈地算是好的多了。
这就太过分了。
恶政就是恶政，有理由也并不能改变其恶的性质，有理由也无法令恶政变成善举。如果一个人做了一百件恶事，另一个人做了十件，难道就可以由此认定，与那一百件比较起来，这十件已经不能算是恶事了吗？难道曾经有人做过一百件恶行，就可以构成另一个人做十件恶行的理由吗？学者的良知在于应用人类普世价值，揭露恶行产生的根源，而不是为其寻找理由，更不能为其辩护。
这些恶形恶状恶声恶气的恶政恶法，毫无疑问属于令人发指的暴政，应该受到永久的诅咒。事实上，在当时，这些恶政就已经变成了一根高度敏感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康熙皇帝与辅政大臣之间的激烈冲突。
玄烨继位之后，每次临朝，他都会坐在高高的御座龙椅上，在不绝于耳的“万岁”声中，俯视着趴在地上叩头的文武百官。那时，他既不能理解那些军国大政，也很难参与其讨论决策。他一般只是在礼仪官员的辅导下，主持各种礼仪性活动而已。所有政务全部由他父亲指定的四位辅政大臣，请示祖母孝庄太皇太后裁决。他只是个挂名的见习皇帝。
顺治皇帝的遗诏中，对大清祖制有两项重大改变。
其一，由皇帝自己指定继承人，废除了诸王贝勒大臣推举后继皇帝的制度。这一制度，始自努尔哈赤时代，在皇太极时继续得到遵守，在入主中原十八年后的福临手中，终成历史。其二，将皇室直系血亲诸王贝勒辅政，改为由八旗重臣辅政。这是一个极大的改变。诸王贝勒是旗主，是主子，旗下众臣不管立过多么巨大的功勋、具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仍然是奴才。这个改变意味着，从此以后，国家大事要由奴才们去主持，而主子们只能站在一边看着了。就这样，入关十八年的大清朝，神速地完成了向大明朝学习与效仿的整个过程，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成绩不错的学生。
努尔哈赤制定的八和硕贝勒共“柄”国政制度，在皇太极手中变成诸王贝勒共“议”国政，如今，在福临这里，则变成了皇室宗亲、诸王贝勒共“看”国政。他们参与国家决策的权力基本被剥夺殆尽。当年，在大清崛起过程中，发挥过绝大作用的贵族共和体制，现在，大体上只剩下了一个淡淡的、令人忧伤的影子。
这个改变，肯定是接受了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的教训。其潜台词不言而喻：让那些血缘关系最近的亲戚们，离皇位最好远一点，免得招惹他们想入非非。若是在心猿意马当中，再冲出一匹多尔衮式黑马来的话，他们可就真的受不了了。中国皇家的神经敏感而脆弱，需要细心呵护，远没有一眼看上去那么坚强。
另外一个潜台词可能就是一个如意算盘了。这种安排的设计者大约认为，这些辅政大臣终究都是奴才，诸王贝勒们则永远都是主子。奴才们撅着屁股干活儿，主子们在边上看着。奴才不敢乱来，而主子又不累，岂不是天经地义、一拍两好？其实，这真的是一相情愿。在当时，这绝对是一个令主子寒心、令奴才惶恐的改变。后来，亲政后的康熙小皇帝艰辛地对付满朝乱局时，没有一个亲王、贝勒伸出援手，逼得小皇帝只能用一帮子小孩子，开玩笑似的拿下鳌拜，应该就是这种情形的逻辑后果。
史书记载说，顺治皇帝的遗诏发布后，首席辅政大臣索尼立即带领其他三位辅政大臣，跪拜在诸王贝勒面前说：“国家大事，从来都是只有皇室宗亲才能协助处理，我们只是些异姓臣子，哪里能够担得起？还是请诸王贝勒爷一起分担的好。”诸王贝勒的回答简单而意味深长，于五味杂陈中醋味十足，说：“诏旨说得明明白白，谁敢干预？”(《清圣祖实录》卷一)
就这样，大清朝轻轻完成了自己入主中原后的一个巨大政治转变。后来的发展表明，这个转变，远不是像此时表现的那样轻而易举。从一般情形判断，从此以后所发生的一切，就和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故事，差不多大同小异了。那些位高权重的顾命大臣们，能够得到善终者并不是很多。因为，这种帝王政治传统自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如钢铁一般坚强，屡试不爽，百发百中。鳌拜等四位辅政大臣的命运，早已在这种逻辑中成为命中注定。能够逃出这种宿命的人，鲜矣哉！唉！
索尼是满洲正黄旗人。他的祖上是海西四部中哈达部的赫舍里氏，他和父亲、叔叔三人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文字，是后金最有学问的文臣之属。索尼被指定为首席辅政大臣时，已经历经四朝，在满清历史发展的几个关键时刻，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当年，清军第一次打到北京城下时，与千里赴援的袁崇焕发生激战，豪格冲入护城壕内血战，几乎被困死在北京城下，索尼曾经冒着炮火箭矢杀进去救援，抢出了豪格。
皇太极死后，在三官庙中，索尼面对多尔衮，明确表示，除了皇太极的儿子，别人谁也别想染指皇位。在诸王大臣的推举会上，他和鳌拜率先发言，拥立皇子。福临能够继位，这位索尼发挥了极大作用。
多尔衮摄政时期，当初和索尼一起盟誓扶助幼主的两黄旗大臣中，有几位陆续靠向多尔衮，索尼不卑不亢，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立场。在多尔衮几次又打又拉时，索尼丝毫不为所动，表现得忠诚而且正派。最后，多尔衮没有办法，找了个罪名，抄了索尼的家，把他撵回沈阳，让他替皇太极看守、打扫陵墓去了。
福临亲政后，立即起用索尼，封一等伯爵，提拔他为内大臣兼议政大臣，主管内务府，成为大清朝皇家事务的大总管。如今，皇帝临终托孤，命他为首席辅政大臣，表达了皇家对他的高度信任。
苏克萨哈是满洲正白旗人。他的父亲与叶赫贝勒金台吉同族，属于叶赫那拉氏，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不久，就投奔过来，是努尔哈赤的额驸——驸马。就是说，苏克萨哈是努尔哈赤的外孙子。他是在满清之间最后一次大决战——松锦之战中，因作战有功而崭露头角的。后来，在跟随多尔衮入主中原的过程中表现出色，被多尔衮提拔为议政大臣，很受多尔衮的信任与重用，大体相当于今天国务委员的样子。
多尔衮死后，这厮率先揭发多尔衮潜怀异志、图谋不轨，凭此反水之功，受到福临的赏识。清算了多尔衮之后，福临将实力最强的正白旗收到自己手中，替下了原来上三旗中的正蓝旗，从此，两黄旗加正白旗便成为上三旗。苏克萨哈也从多尔衮属下的奴才，变成了皇帝的奴才。后来，在平定湖广地区农民军残部的战斗中，屡立军功，被提升为领侍卫内大臣，加太子太保衔。因为有公主的儿子这一层关系，所以苏克萨哈的排名仅在索尼之后，成为位次第二的辅政大臣。
苏克萨哈与鳌拜很早就结下了儿女亲家，可是，两个人气味不投，鸡对鸭讲，大事小事都说不到一起去，动不动就吵得不欢而散。本来这两人相见争如不见，谁知不是冤家不聚头，如今二人一起成了辅政大臣，从而，为掀起一场绝大政治风波埋下了伏笔。
遏必隆是满洲镶黄旗人。他的父亲是努尔哈赤身边最显赫的开国五大臣之一额亦都，曾经救过努尔哈赤的命，努尔哈赤为了酬谢他的特殊功勋，将自己最喜爱的和硕公主嫁给了他。所以，遏必隆也是努尔哈赤的外孙子。
这个遏必隆很倒霉。他的一个侄女嫁人后，没有生育，就把一个仆人的女儿弄过来，谎称是自己生的。结果，被人告发，遏必隆知情不举，犯了包庇罪，世职被夺，颜面扫地。后来，凭借出色战功好不容易熬出头来，偏偏多尔衮摄政时，他的一个侄子又揭发他对两白旗不满。当初，皇太极死后，调重兵守皇宫，防范两白旗，可能就有他的参与。结果，他又被撤职查办，再一次弄得很不好看。
多尔衮死后，他向福临伸冤，从此，重见天日。又因为受过多尔衮的迫害，所以特别受信任，陆续被提拔为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直到成为名列第三位的辅政大臣。
后来，因为鳌拜的牵连，遏必隆第三次灰头土脸，被列举出了十二款大罪，判处死刑。好在康熙皇帝玄烨宽宏大量，让他最终体面地得到了善终。
最后，就是因为惹出无数事端，从而在历史上留下了极大名气的鳌拜。
鳌拜也是满洲镶黄旗人，是努尔哈赤开国五大臣中费英东的侄子。这是一员极为凶猛的战将，年纪轻轻就被赐为巴图鲁——勇士称号。毛文龙在朝鲜皮岛创立的敌后根据地，因为后金军队不习水战而对其无可奈何，多年以来始终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汗王的心头之患。后来，在皮岛被攻克的战役中，这个鳌拜就是先锋主将。据说，进攻前，这厮发誓：若拿不下皮岛绝不活着回来！结果，他身先士卒，冲杀在第一线，终于一举将皮岛拿下。他就是因为这一战而获得了巴图鲁——勇士的称号。此后，在数十次大大小小的战役中，他战功极多。定鼎中原之后，考察诸臣功绩，鳌拜获得最高一等。
皇太极死后，他和索尼一样，是最坚定的拥立皇子一派。有人认为，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在多尔衮摄政期间，连续三次受到惩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对两白旗如此不满。但不管怎样，他肯定是因为上述原因而受到福临的特别赏识，从而被任命为议政大臣兼领侍卫内大臣，并最终成为排名第四位的辅政大臣。
从后来的发展看，福临的这个选择很难说是有政治眼光的。
在理论上讲，玄烨是在康熙六年七月七日举行的亲政典礼，但此后四位辅政大臣并未完全归政于皇帝，史称“仍行佐理”。据说是为了双方有一个适应期，由孝庄太皇太后特意安排的。因此，这四位辅政大臣真正有效的辅政时间，大约在八年左右，直到康熙八年五月，鳌拜被拿下为止。
仔细打量这些辅政大臣的工作，可以用乏善可陈来评价。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成了他们工作的主要内容。安安静静地做事，大约只有开头的三两年时间。而就在这点儿时间里，他们还干了两件地地道道的混账事儿，一件是哭庙案，另外一件则是制造了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文字狱——《明史》案。
哭庙案发生在康熙继位后不久。当时，苏州吴县的新任知县任维初为了做出政绩，采用许多苛刻的手段征收赋税，引起文人学士们的愤怒。于是，二月初五，他们借着悼念顺治皇帝的机会，聚集在孔庙里，一边哭悼刚刚死去的皇帝，一边宣泄出自己的不满。结果，地方官员恼羞成怒，逮捕了一大批读书人，其中就有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金圣叹。随后，这几位辅政大臣，在奏请孝庄太皇太后同意后，决定继科场案、奏销案之后，在江南再兴大狱。最后，于当年八月，在南京，一次杀死一百二十多人。一时间，真的血流成溪。
史书记载说，金圣叹听说对自己的死刑判决后，十分惊异，他没有想到这个混账的满清政府竟然为了这么一点点事情，便如此大开杀戒，于是，叹息道：“杀头是天下最痛之事，抄家是天下最惨之事。而这至惨至痛之事，居然被我金圣叹在无意之中都碰上了，岂不是天下最奇怪的事情？”
据说，在刑场上，刽子手问他对家人还有什么遗言，这位才华横溢、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大文学批评家让他的儿子附耳过来，他悄悄对儿子说：“用花生米就着豆腐干吃，有火腿风味。记住，不要告诉别人。”随后，从容就死。其悲愤，其惨痛，其无奈，至今读来仍令人扼腕。
随后，康熙二年正月，这四位辅政大臣获得孝庄太皇太后的同意后，再次兴起大狱。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庄廷鑨《明史》案。
庄廷鑨是浙江湖州南浔人，家里很有钱，他本人也是一个颇有才学的读书人。中年时，不幸双目失明。他决心仿效前贤左丘明双目失明作《国语》的精神，写一本明朝历史。当时，曾经做过明朝宰相的朱国祯，恰好写有一本未出版的《明书》。庄廷钅龙便花一千两白银买下了这部书稿，请许多文化界知名人士帮助自己补充润色，最后，以他的名义出版了。据说发行后颇受欢迎。
这部书中，在写到崇祯一朝时，有一些评价满清的段落具有贬义。当时，有一个被罢职的龌龊官员——前浙江归安知县吴之荣——正在想着弄一笔钱，以便奔走行贿，重新钻营官场。见到这本书后，吴之荣大喜，立即前往庄家敲诈勒索。结果，遭到拒绝。这吴之荣就一路上告，一直告到了辅政四大臣那儿。
随后，四辅政大臣下令，在江浙一带进行大逮捕，将所有与这本书有关的作者、作序者、刊刻者、参校者、买书者、藏书者、卖书者，甚至没有觉察此事的地方官儿，一网打尽，前后被捕者达二千余人。最后，有八十八人被处死，其中十八人被凌迟处死，其家属全部被流放到黑龙江，发配给披甲人为奴。早已死去的庄廷钅龙，也被从坟里挖出来，焚尸扬灰。遥想当年，那已经不是人间世界，根本就退回到了鬼蜮横行的时代。
这些暴行，发生在康熙皇帝继位之初，当时，他还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自然不应该把账记在他的头上。我们已经很难知道这位被称之为“宽厚仁慈”的皇帝，对此作何感想。但在当时和后来的大清官方史书上，对此或者轻描淡写，或者不置一词。他们大约也知道，在他们满口称颂的康熙盛世里，以这些恶行开篇，似乎有些说不出口。而那四位辅政大臣和在今天文化人笔下受到崇高赞美的孝庄太皇太后则难辞其咎，他们必须受到谴责和诅咒，他们必定将为此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否则，就叫没有天理！
康熙皇帝玄烨和四位辅政大臣之间的矛盾纠葛，主要发生在康熙四年及其以后。其导火索是黄、白两旗圈换土地。
本来，这是一本陈年老账，发生在二十多年前。当时，正值多尔衮和两白旗声势如日中天之际。因此，在圈占土地、安置八旗将士的过程中，多尔衮便不按牌理出牌，玩了一个花样，把按照顺序应该用来安置镶黄旗的土地，强行安排给了正白旗。按照大清朝的规矩，由皇帝亲领的两黄旗地位最高。如今，镶黄旗事实上被强力打压到了右翼最末的位置，成了正白旗的小兄弟。结果，导致两黄旗和两白旗之间本来就很难调和的恩怨，更加积重难返。两黄旗将士对此怨恨不已。为二十年之后的这场争斗，埋下了很深很长的伏笔。
在四位辅政大臣中，索尼属正黄旗，遏必隆与鳌拜同属镶黄旗，只有一个苏克萨哈是正白旗。索尼年纪最大，资历与威望也最高，只是，经过一次次官场争斗的血雨腥风，此公老矣，早已不复当年之雄风。他瞧不起苏克萨哈，对鳌拜的凶悍也心怀忌惮，于是，抱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宗旨，凡事不出头，宁愿受世故圆滑之讥。遏必隆在官场几上几下，也练就了一身琉璃球般滑不溜丢的本事。他特别害怕鳌拜，而且，同为镶黄旗，有不少利害与鳌拜是一致的。于是，就在鳌拜咄咄逼人的气势之下，成了他事实上的同路人。苏克萨哈则正相反，他虽然是鳌拜的亲家，却特别不喜欢自己的这位亲家公。只要有什么事，他都要和鳌拜反着来，遂“积以成仇”。
在四人中，鳌拜最是令人一言难尽。他的军功最多，脾气也最大。史书说他“意气凌轹，人多惮之”，就是盛气凌人、英雄欺人，人们都很怕他。从史料中推断，这个刀头舔血，踩着人头滚滚登上帝国最高层的鳌拜，可能是一个豪勇凶悍、粗暴蛮横，但对皇家忠心耿耿的人。他显然缺少政治胸怀与才干，喜欢逞一时之快。他做的那些事儿，更像一个快意恩仇的江湖豪客，而不是一个担负天下兴亡的政治家。
早年间，鳌拜与出身正白旗的内大臣费扬古有仇。当了辅政大臣之后，他认为费扬古担任皇宫侍卫的儿子和其他几个侍卫，对辅政大臣不够恭敬，于是，以擅自骑乘御马和用御用弓矢射鹿的罪名，把这几个人全都杀了。这还不算，不久，又以费扬古心怀怨恨的罪名，把费扬古和他的另外两个儿子又一起干掉，然后，把费扬古被抄的家产一股脑都给了鳌拜自己的弟弟穆里玛。
这家伙如此生猛，把大家吓坏了，也把孝庄太皇太后吓了一跳。康熙四年七月，是为公元1665年，孝庄太皇太后突然决定为刚刚十二岁的康熙举行大婚。一般说来，皇帝大婚就意味着这孩子已经成年，意味着不能再拿他当小孩子看待，意味着不久就可以亲政。更加有意思的是，孝庄太皇太后一反皇后要在她老家博尔济吉特部落选的路数，指定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为皇后，指定遏必隆的女儿为皇妃。其用意，显然是为了平衡四辅臣的力量，加强索尼和遏必隆对皇帝的忠诚。
此议一出，鳌拜极为愤怒，认为皇帝选后和大婚是国家大事，不应该不和辅政大臣商量，于是，上书坚决反对。谁知，孝庄太皇太后主意已定，不理那一套。两个月之后便为康熙皇帝举行了大婚典礼。经历过三朝风浪、自己也导演过无数风波的老太太，早已深得帝王政治、皇家威权之精髓，大约根本就没把这个粗野的武夫放在眼里。
康熙五年正月，鳌拜终于把那颗埋藏了二十多年的定时炸弹引爆了。他要求把多尔衮二十年前犯的错误纠正过来，让正白旗和镶黄旗互换圈地，将镶黄旗调回八旗右翼之首的位置。在理论上讲，鳌拜肯定没做错。
去过沈阳故宫的人，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八旗亭的排列，就会一目了然，正黄旗、镶黄旗分别是八旗左右翼之首，这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代就已经确定的祖制原则。鳌拜的理由无可辩驳，特别是打出太祖太宗的旗号，具有恢复祖制、维护皇家尊严与权益的大道理，谁也不能再说什么了。因此，当镶黄旗移文户部，要求尽快调换时，起初，“中外皆言不便”，苏克萨哈“相抗尤力”，而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也是正白旗人，他不客气地把八旗移文驳了回去。理由也很充分，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大家早已安居乐业，别这么瞎折腾。后来，鳌拜将祖制这大棍子一抡，所有的人便都只好闭嘴。索尼、遏必隆利益攸关，自然不会反对，孝庄太皇太后和皇帝也没有理由反对。于是，辅政大臣便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命户部会同直隶总督、直隶巡抚前去办理。
鳌拜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办一件正确的事情，谁都知道这是在和苏克萨哈过不去。无奈他手中拎着的那顶帽子太大，没有人能够驳回。不过，谁也不比谁傻多少。这种英雄欺人、霸王硬上弓的做法肯定很是令人讨厌。这大约是他后来被康熙皇帝拿下时，举朝相庆的重要原因。
不久，前去办理圈换事宜的三位大员即相当于今天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相当于华北局第一书记的直隶总督朱昌祚，相当于河北省长的直隶巡抚王登联联名上书给皇帝，希望皇帝千万要自己拿主意，明确下令停止圈换。因为，这件事牵涉面实在太大，涉及到了数十万人的生活和数百万亩土地。搞不好就会出乱子。随后，三人回到北京，并撤回办理此事的官员。
见此情形，鳌拜采用了极端强硬的措施，他下令逮捕上述三人，交刑部议罪，并判处死刑。罪名是结党抗旨，违背祖制。
十三岁的康熙皇帝见事情越闹越大，连忙召集大家开会。会上，索尼、遏必隆同意鳌拜的处置，苏克萨哈默默无语。康熙觉得这三人罪不至死，这样的判决太重了。鳌拜没管那么多，散会之后，便下令将那三个倒霉的大员绞死了。在理论上讲，鳌拜做得还是没有错。因为，此时的皇帝尚未亲政。四个辅臣有三人同意，一人不表态，应该就可以决定了。而且，他定的罪名也可以成立，“不愿迁移，迟延藐旨”，“不照所委料理，妄行具奏”。此时，鳌拜的所作所为，和中国历史上那些权臣入人以罪的做法已经没有太大的不同了。
此时，玄烨已经十三岁。这件事情给他的刺激肯定是足够大，以至于四十年后，回忆起往事，他仍然愤愤不平，认为这是鳌拜等人制造的一起冤案，认为那三个人不但不应该处死，他们根本就没有罪。一般说来，在中国，若让皇帝受到了这么大的刺激，大体上就可以预见到鳌拜未来的命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