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国共三十年谍战 真实历史比潜伏更精彩！

导语：《潜伏》、《北平无战事》和《风声》都看过吧，虽然还比不上007的神器和潇洒，但国共双方的间谍也被演绎出了自己的神奇。但艺术终究是高于现实的，本文中的谍战才是真实、冷酷和热血的。

当然，文字很冷静，这和那些历史上的知名间谍们一样，而冷静的底下，是他们满腔的理想和热血。

1949 年4月，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红色卧底沈安娜接获党的通知，不必再追随国民党南下，可回到解放区。沈安娜自此安全结束14年的潜伏生涯。国共内战中，大凡蒋介石主持的党政军重要会议，作为速记员的沈安娜都将情报通过丈夫华明之传递给共产党，她因此被称作“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像沈安娜一样传奇的红色特工有很多，曾经红遍全国的《潜伏》和《北平无战事》一次次将当年“惊心动魄”的国共谍战推到大众面前，但真实情况并非像文艺作品描述的那么神奇。

沈安娜

抗战前红色谍战全面遇挫

国民党在强化组织建设上学习了诸多苏联经验，但它比共产党晚一步建立谍报组织。从北伐到定都南京，国民党政府并无谍报机构，秘密活动依靠帮会，如“四·一二”事件里让青帮解决共产党的武装工人纠察队。

1927年5月，共产党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成立，这是国共两大阵营里最早的谍报机关。得益于没有像样的对手，还因军阀割据、国民党宁汉分裂造成的混乱，特务工作处初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汪精卫很快发动“七·一五”反共事件，共产党中央机关无法在武汉立足，只好转移到上海租界。特务工作处也在10月改组为规模大于往昔的特别行动科，即大名鼎鼎的“特科”，周恩来任负责人。

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负责。国共间初期的谍战较量主要在这两个组织间进行，初期国民党无优势。

“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封闭的很严密，在我担任这个工作最初一年之间，从各方面摸索，始终找不到门径。”1930年初调任调查科科长的徐恩曾曾在回忆录里感叹初期工作的困难，但他很快等到“敲开了共产党地下组织大门”的机会。

1931年4月，共产党汉口市委书记尤崇新叛变，指认在武汉装扮成魔术师的顾顺章，兴奋不已的徐恩曾执意要争取顾顺章，未几便遂愿。

顾顺章指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地下党，但钱壮飞已经跑路，还向组织通报了顾顺章的变节，上海的共产党在第一时间迅速转移。“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周恩来说。

但顾顺章身居党内要害地位，知道太多共产党的秘密。“他好像一部活动的字典，我们每逢发生疑难之处，只要请助于他，无不迎刃而解。”徐恩曾说，因为有顾的帮助，“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的地下组织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受创严重的地区，竟至无法恢复组织。”

从1930年到1933年，国民党方面连续破获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共产党从江西苏区调来大批人员补充损失，但无济于事，多数补充者被捕后叛变。

徐恩曾让这些被捕后叛变的人编写特务教材、担任特务教员，暗中变节的则继续留在共产党组织内，使国民党全面渗透共产党地下组织。

1934年9月，负责惩治叛徒、暗杀国民党特务的中央特科行动科(红队)35人全部被捕，其中有7人是国民党卧底。这一年共产党损失惨重，用当年刘少奇的话讲，白区组织损失接近100%。

因绝对实力悬殊，共产党在第一轮国共谍战中全面落败。

抗战中红色谍战起死回生

抗战全面爆发后，周恩来飞赴南京，为恢复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争取到合法性地位。

“根据双方新的协议，共产党员可以在国民政府的统治区域里，享受普通公民所能享受的一切权利。”徐恩曾说，共产党因此重整旗鼓，在西安、武汉、重庆等中心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身穿国民革命军军服的办事处人员，虽与国民党情治系统不断产生冲突，但后者除了监视外很难采取攻击手段。

共产党也吸取抗战前的教训：首先要求地下工作者放弃与社会隔离的政策，取得正当职业作掩护。其次是“守法”，不在国统区建立反国民党团体，也不再吸收进步群众入党，减少刺激国民党，并防止国民党特工混入。

同党外人士发展关系的统战工作也惠及到地下战线。在桂林，李克农得到桂林行营主任李济深的庇护。在西安，共产党把秘密电台安装在杨虎城公馆。有人被捕后也不再如以往孤苦无依，他们可获得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声援，最终被共产党高层通过谈判领走，这大大减少叛变的可能性。

抗战期间大量爱国青年进入共产党的学校和培训班，随后奔赴各地参加各种抗战工作。其中一些人进入国民党要害岗位工作，在日后内战时做出重要的谍报贡献。

他们都属特别党员，不需要参加组织生活，也不被要求提供情报，只等情况合适时被激活。

在担任胡宗南机要秘书前，熊向晖去了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郑重告诫他，要保持不左不右的政治面貌：“也许不需要你或你不可能发挥特殊作用，你都不要着急，要甘于做闲棋冷子。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

著名的共产党潜伏人员，通常是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出身。在一个组织不严密的政党里，过硬的人脉关系是个保护罩。

熊向晖的父亲是湖北高等法院庭长，1940年春军统电台案中被捕的张露萍父亲则是川军师长余安民。沈安娜也出身望族，1938年，上级命令她找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朱家骅谋职。朱家骅非常高兴，不仅让她任秘书处的速记员，还用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让她“特别入党”。

不过，国民党情报机构并不像文艺作品渲染的那么笨，熊向晖的行动早被对方察觉，胡宗南因惜才而大力保护才多次平安渡险;保密局人员亦多次想找沈安娜谈话，但都被她以“你去找朱家骅”为由挡开。当时，共产党还拥有蒋介石曾承诺给予的合法公开地位，国民党情报机关不便强硬行事。

抗战时，国民党也实施对共产党的渗透行动，军统的汉中特训班培养出大批特务，利用延安召集知识青年的机会，渗透到各部门。

汉中特训班的档案至今未公布，作家郝在今的《中国秘密战》一书是唯一介绍它的公开出版物。据他说，共产党在延安抓了32人，在其他根据地抓了55人。而1955年解放军攻取一江山岛后缴获的军统文件表明，军统在抗战中向共产党派出670余名间谍。公安部立即设立603专案，最终抓获631人。

红色谍战全面胜利

1948年5月18日，国民党空军袭击华北军区机关和毛泽东驻扎的河北阜平县城南庄，所幸毛泽东提前转移了住所。

这就是著名的“城南庄事件”。破案线索最终来自留在保定的国民党档案，一份电报文件泄露了间谍名字——刘从文，华北军区司令部小灶司务长。保密局通过中间人收买刘从文，获得军区和中共中央驻地信息，这差点改写历史。

这是国民党在内战期间最辉煌的谍战成就。此前，1947年9月，北平的共产党地下电台被破获，随后华北、西北、东北的情报组织遭重创，123人被捕，是为“北平间谍案”事件。

除此之外，国民党在内战时期的谍战作为乏善可陈。国共军事决战里，最具传奇色彩的军事间谍当属郭汝瑰和刘斐，但尚不能确认此二人是否为地下党员。关键时刻率军战场起事的张克侠、何基沣、廖运周等人，则是地下党员。在战场上故意部署失误以让解放军获胜的韩练成，直到1950年才入党，周恩来曾赞誉他是“没有办理入党手续的共产党员”。

中国革命成功后，新政权轻松肃清国民党潜伏在大陆的间谍，而国民党在台湾取得胜利。

1949年7月，一份台共的《光明报》被交到蒋介石面前，证明台湾有地下党活动。愤怒的蒋介石召集毛人凤等开会商讨。当毛人凤散会走出来后，台湾保密局上校谷正文说正好有卧底潜入一个共产党的工会，毛人凤立即命令他从会计室拿两千元办案经费，迅速去办案。

国民党此时山穷水尽，会计室里只有800元，谷正文只领了500元，不过他很快抓到基隆市工作委员会书记——时任基隆中学校长的钟浩东，之后的进展也非常顺利。

化名“老郑”的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在第一次被捕后逃脱。但他的随身资料暴露了“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吴石与参谋总长周至柔的关系非常好，他用这层关系和军衔来施压谷正文，但这一套做法在台湾失效，周至柔拒接吴石的电话，吴石被捕。

不久后，蔡孝乾第二次被捕，供出一切，台共被彻底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