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使中日关系易位的启示 改革要彻底全面
120年前发生的甲午战争，是新兴的日本同腐朽衰败的清末中国的一场决定两国命运之搏。此前被“天朝”视为“蕞尔小邦”的原中华文明的师从者，竟然把文化母国打得一败涂地，这不仅改变了中日两国的发展轨迹，也深刻地影响了此后双方往来的相互观感。
回顾甲午战争，应力戒狭隘单向的思维方式和简单的悲情意识，而将其放在中国和日本近现代历史的进程中来审视。甲午战后，中国以日本为自身崛起的坐标，激发起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大潮，在抗战和经济竞赛中实现战胜和超越，并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中日关系。
日本对华仰视到俯视——荣辱靠实力
中国自汉代起同日本接触，至唐代以后日本才对华形成了密切往来。从那时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人对华态度转变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唐朝至宋朝是“仰视”，日本学习中国文化走出蒙昧落后时代;从元代到甲午战争前是“平视”，日本借台风即所谓“神风”击败了忽必烈的舰队，不过明朝军队又在朝鲜打败日军使其收敛了野心和傲气;从甲午战争后到抗战结束是“俯视”，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将清朝统治的中国打得一败涂地，傲慢一发不可收拾。
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中日两国最早的密切交往，是靠中国对日军事胜利得以建立的。公元633年，日本出动舟师数百，进攻朝鲜半岛白江口，唐朝军队与之交锋大败之。这一仗使日本看清了自己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落后。日本从此心悦诚服地向唐朝全面学习。7世纪至8世纪，日本大量派出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赴大陆，学习制造工艺、建筑美术、典章制度等等。日本在唐代对中国的尊重，反映出这个民族善于学习的优长，同时也显露了其崇拜强权的特性。
中国的宋朝被元朝灭亡后，日本一批人便认为神州的文化精粹只保留在自己国内。16世纪，日本人购买和仿制西洋火枪，对中国又拥有了火器优势。当时日本流浪武士组成的武装团体即明朝人所称的“倭寇”窜扰中国东南沿海，为祸百年，使中原王朝首次有了海防危机。
明末的中国虽已衰败，在1592年至1599年还能派出10万大军跨过鸭绿江，联合朝鲜取得抗倭援朝的胜利。这一胜利遏制了日本的侵华野心，赢得中国东邻半岛近300年的稳定。
17世纪至19世纪中期，幕府时期的日本因感受到外来威胁实行锁国，却不禁止西洋武器输入和讲西方科学技术的“兰学”(当时日本通过荷兰学习西方，把西方科学技术统称为兰学——本报注)，开放程度大大高于闭目塞听的清王朝。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实行西化增强了经济军事科技实力，“征韩”、“征清”便被迅速付诸实施，1894年即甲午年间中国所遭遇的那场战祸已势不可免。
“脱亚入欧”与“中体西用”——变革须彻底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日本在此后的十几年里也面临着同样命运的威胁。令人叹息的是，日本是以牺牲中国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1853年7月，刚刚跻身强国之列的美国派出四艘全副武装的黑色军舰，闯入日本港口。此时的日本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看到抵抗必败，便于1854年同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条约》。接着，俄国、英国也接踵而来，日本又相继与它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开放横滨等港口让西方开租界(“居留地”)并给予领事裁判权。
面对西方入侵，日本采取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办法，那便是挤进西方的行列，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所走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如今还印在1万日元钞票上的人头像，便是被称为“近代东洋启蒙之父”的福泽谕吉。明治维新之前，福泽谕吉访问了美国，回国后便大力宣传“脱亚入欧”，积极主张日本应该放弃过去学习的中华文明和儒教精神，吸收西洋文明优胜劣汰的思想，加入西方行列而与东亚邻国绝交。
日本开始明治维新时，中国也搞了洋务运动，却因指导思想不同出现了巨大的差异。日本虽保留天皇制和封建武士的传统，却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体制上全面学习西方，而清王朝在“中体西用”的口号下只引进了一些西方“器物”，而拒不做体制改革。
一个国家的社会变革，必须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全面配套实施才能成功。日本明治维新提出的三个口号是“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清王朝却只提“富国强兵”，又甚不得力。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青壮年男性已基本完成了扫盲，几乎全部男童和半数女童也已接受义务教育，而中国占人口总数九成的下层民众包括兵卒大多目不识丁。一个有文化的国家和军队同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和军队较量，其结果在战前便已注定。
总体较量全方位失败——落后必挨打
过去国人提到甲午战争时往往为北洋水师的奋战和覆没所叹息，其实这支中国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军队尚能与日本海军在同一水平上交战，清朝陆军却几乎无战不溃。甲午陆战的惨状，更说明当时清朝陆军在编制和战术上尚停留在古代，已落后于日本陆军一个历史时代。
清朝原有的军队八旗、绿营在太平天国起事时便腐朽不堪用，依靠湘淮军才将国内各派造反势力削平。此后为数25万人的八旗和46万绿营兵长期虚耗饷银，清廷为照顾利益集团又不能裁撤，只有依靠湘淮勇营编练成的35万防军为国家军队的主力。防军虽然购买了西方枪炮(因各自为政无规划导致型号杂乱)，却只从洋人那里学了点枪炮施放技术和操场上演练方式，战术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以密集队形攻防时的水平。这些部队的编制又沿用戚继光和湘军成法实行单一营制，营以上无确定建制，平时星散各地，互不相属，战时凑合一处，没有组成以步兵为主，骑兵、炮兵、工程兵为辅的合成军队，在战斗中也难以容纳近代各种火器和有效地组织兵种间的协同，可称是一支拿着新式枪炮的古老旧式军队。
甲午陆战证明，清朝陆军同日军交锋时，基本上沿用对付太平军的一套旧战法。其进攻时只是以密集队形猛冲敌火网，死伤惨重又没有什么战果;防御时清军只是株守阵地，呆板地受敌炮火杀伤，时间不长便混乱败退。
如果再从深层次的思想文化渊源来考察，中国传统封建主义的思想统治，导致国民只知朝廷不知国家，只知天下不知世界，只知家族不知民族。没有树立近代民族国家观念，自然无法有效进行保卫国家的战争。
令各国军队惊愕和耻笑的一件事，是北洋舰队舰只被围在威海卫港中向日军投降时，1000吨级的鱼雷巡洋舰“广丙”号竟然提出，本舰属于广东水师，只是去年秋天海军会操时来到威海，此时应予放行南返。在这些海军将领的心目中，好像不是自己的国家而只是北洋水师同日本进入了战争状态。
全面回顾甲午惨败，我们应看到此次战争是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军事水平、政治体制乃至思想文化观念的总体较量，当年中国的失败是全方位的失败。
助长日本辱华风潮——弱国无尊严
中日甲午战争，是两国千年间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具有尊强凌弱心态的日本轻易打败中国，从此改变了对华心态，“大和民族”的自傲变成不可一世，对自己的文化母国居高临下，视若草芥。种种辱华之称陆续呼之而出。
清末时日本对华称“清国”，甲午战后东洋三岛上却以“猪尾巴”作为称呼中国人的绰号。华侨男子或中国留学生上街，日本小孩往往放肆地在后面用手扯辫子，口中还喊：“清国奴！豚尾奴！”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男人都剪去辫子，日本人不再称“清国”，却不呼正式国号而只用“支那”一词。曾留学日本的著名作家郁达夫曾记述说：“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贱贼’还难听。”
笔者小时候曾听郭沫若的日本夫人郭安娜讲述本人经历，这位原名佐滕富子的女护士爱上中国留学生郭沫若时，素称开明的父亲却马上发怒——“你怎么能和一个支那猪结婚？”
民国成立后的18年间，日本政府向北京政府、南京政府递送外交照会都无视起码的国际礼仪，只称“支那共和国”。对这一侮辱称呼，北洋军阀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竟然忍受下来。直至1930年，国民政府认为忍无可忍，才拒绝接受带这一称呼的外交文书。此后，日本政府对华公文中才称呼“中华民国”的国名，但在其他场合仍一律称呼“支那”。
日本社会上以贬斥“支那人”为重要标志的辱华、蔑华风潮，在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发展到顶点。
学日抗日赶超对手——国人当自强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进步的中国人在政治上看清了封建专制的腐朽，变法、革命的大潮也从此开始。
论起近代中国人的对日观，一直充满了复杂矛盾——既憎恶，又羡慕;既排斥，又最接近。日本对中国造成了最大的伤害，也带来了最大的觉醒。看到原来自己文化的学习者通过学西方而迅速强盛，过去轻视日本的国人马上转而向日本学习。
甲午战败后，欲变法图强的中国人大都认为“远效西人，不若近法日本”。败于日本的第二年，中国便向日本派出第一批13名留学人员，随后留学东洋热潮席卷中国，至1905年突破万名，规模为当时世界仅见。至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留学过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下10万，若加上短期考察参观者人数更要翻番。打开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名人录，可看到国民党前期的主要干部多是留日学生，包括蒋介石、黄兴、宋教仁、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南陈北李”即陈独秀、李大钊，以及早期党员董必武、李达、周恩来和最早的农运领导人彭湃等同样也曾留日，并从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创始人河上肇等人那里了解到共产主义原理。
中国通过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民族进步，其中也包含着向敌国日本学习的成果。觉醒起来的中国人学习世界各民族的一切长处，包括自己对手的长处，才能走上强国之路。
回顾甲午战争以来120年的中日关系，可以说经历了漫长的“日强中弱”局面，后来又有了在亚洲“双强并立”的状态。自201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百年来终于超过了日本。在新形势下，当人们再次回顾甲午战争的历史以及中日关系的历史走向便可看出，只有中国越来越强大，才能使日方逐步端正心态，中日关系的发展才能走向正常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