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失败的必然原因 多方利益的相互阻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军人的实践，军队的实践，从最根本上来说都是这两个字：战争。战争从来用血与火，对一支军队进而对一个国家作出严格检验。被甲午战争检验了的北洋海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呢？

官僚倾轧下的窘迫成长

一支在官僚倾轧中艰难成军的海军，从始至终的窘迫绝不仅源于挪用经费

北洋海军成军主要受到三个事件的推动：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74年的台湾事件，1884年的中法战争。这三大事件，无不与海上力量的有无和强弱密切相关。在危机愈加深重的时刻，清廷终于确定“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的决断。

从1861年决定投巨资向英国购买一支新式舰队起，到北洋舰队成军的二十七年时间内，清廷为建设海军到底耗去了多少银两，至今无法精确统计。有统计说，清廷支付的舰船购造费超过3000万两。再加舰船上各种装备器材的购置维持费、舰队基地营造费及维持费等，对海军的总投资约在1亿两上下，等于每年拿出300余万两白银用于海军建设，平均占其年财政收入的4%强，个别年份超过10%。

这样的数目与比例，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谓不高。道理不复杂，此时不论慈禧太后还是同治、光绪两任皇帝，皆意识到海防对维护统治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但为什么自1888年北洋成军后，“添船购炮”的工作就停止了呢？请注意三个人物：醇亲王奕譞，北洋大臣李鸿章，帝师翁同龢。

首当其冲是慈禧旨派的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奕譞。此人在任上筹措款项，建立机构，确实做了一些事情。但从他入主海军之日，便带来了过多政治利害。

奕譞是光绪皇帝的生父，主持海军衙门，正值慈禧应撤帘归政、光绪亲政在即的关键时期。奕譞深知慈禧专权，亲睹即使慈禧亲生子同治帝，亦被长期作为“儿皇帝”对待的境况。同治病亡无子，两宫皇太后宣布奕譞之子入承大统，奕譞竟然“警惧敬惟，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可见对祸福的感受有多么深。多年来，他担心其子光绪永远只能做个儿皇帝，也担心自己不慎惹怒慈禧，招致更大祸患，“谦卑谨慎，翼翼小心”。其最大心愿并非海军建设，而是如何使光绪帝平安掌权。海军衙门不过是他完成这一夙愿的平台。

在光绪被立为皇帝之后，最初坚决反对重修圆明园的奕譞，变为挖空心思挪用海军经费修园的始作俑者。铁甲舰和颐和园是一对矛盾体。对慈禧来说却并不矛盾。危机时用铁甲舰来维护统治，承平时用颐和园来享受统治，一切都是天经地义。掌握数百万银饷的海军大臣奕譞，知道慈禧既要购舰、也要修园的两个心病。他也有两个心病：既要保己、也要保子。他最终选择用海军经费作为协调利益的粘合剂。这不但可巩固自己政治地位，还能让政权早日转移到光绪帝手中。

李鸿章加入挪款，矛盾表现得更加深刻。

李鸿章当年未处朝政中枢时，就在反对修园上起过重要作用。他还曾上奏“停内府不急之需，减地方浮滥之费，以裨军实而成远谋”。奕譞入主海军衙门之初，要李鸿章挪用购船款项30万两“修三海工程”，他也推说：“因购船尚不敷，请另指他处有著之款拨付。”

但是，最终他还是加入了挪用海军经费的行列。这首先是因对自身政治地位的忧虑。在奕譞入主海军，光绪帝亲政在即的情况下，李鸿章不得不开始新的政治算计。在最初婉拒挪款后不足一月，李鸿章函“请奕譞在亲政撤帘后继续主持海军”。五个月后，奕譞要李“借洋款七、八十万两”，李鸿章立即办理。1888年奕譞又称万寿山工程用款不敷，要李鸿章以海军名义从各地筹款，李即分函两广总督张之洞等多地督抚，从各地筹到260万两，以利息供慈禧修园。

李鸿章加入挪款行列的第二个原因，是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李鸿章本是清廷中最具危机感的大臣，但随着“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的到来及北洋海军成军，在一片夸赞声中，他也开始飘飘然，感觉“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可摇之势”。1894年7月大战爆发近在眼前，他仍认为“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饷，臣办差可自信，断不致稍有疏虞”。早年对日本的高度警惕，变成了晚年的昏庸和麻木。

当初筹建海军最力的人，后来腾挪海军经费最力。当初反对修园最力的人，后来别出心裁暂借、直拨、挪用、吃息筹资修园最力。

这种极其矛盾复杂的现象，还出现在李鸿章的反对派、光绪皇帝师傅翁同龢身上。他是甲午战争中激烈的主战派，也恰恰是此人，和平时期异常坚定地克扣、停发海军经费。翁同龢如此行事，既有多年与李鸿章深结的宿怨，更来自满族中央权贵对汉族封疆大吏的排斥。在翁同龢等一批满族权贵眼中，北洋水师是李鸿章的个人资本。削弱李鸿章，就要削弱这支舰队。“主战”与“主和”的争斗，不过是由承平延伸到战时的官僚倾轧。

斗来斗去，吃亏的只能是夹在中间的海军。在内外利害纵横交织的形势下，谁也不会将主要精力投入海军建设。一个政权将如此多的精力、财力用于内耗，无法有效迎接外敌的强悍挑战。

失败绝不仅归于船速炮速

一支在歌舞升平中悄然断送的海军，其震惊中外的覆灭绝不仅归于船速炮速

从软件方面看，北洋海军建立之初参考西方各海军强国，制定了周密的规程。其中囊括船制、官制、武备等方面，对各级官兵都有具体详尽严格的要求。北洋舰队前期训练相当刻苦，监督甚严，有严格的要求和训练。

从硬件上说，“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直到大战爆发前，仍然是亚洲最令人生畏的军舰。在火炮方面，日方只在中口径火炮方面数量占优，同时因中口径炮多为速射炮，所以在火炮射速方面优势明显。但大、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的数量优势同样不小。再看船速的比较。日舰平均航速快1.44节，优势并不很大。有人说北洋舰队10舰编一队，使高速舰只失速达8节，不利争取主动。其实日本舰队中也有航速很低的炮舰，舰队整体失速不在北洋舰队之下。

黄海海战前的北洋海军，从表面看软件硬件都具有相当实力。清廷正是出于此种自信，在丰岛海战之后毅然对日宣战。日本精心策划了这场战争，但面对北洋海军也没有必胜把握。

但当战场不再是操演场时，平日训练的差异便立即显现。

面对逼近的敌舰，北洋舰队首先在布阵上陷入混乱。提督丁汝昌的“分段纵列、掎角鱼贯之阵”，到总兵刘步蟾传令后，变为“一字雁行阵”;随后交战时的实际队形成了“单行两翼雁行阵”;时间不长，“待日舰绕至背后时清军阵列始乱，此后即不复能整矣”。这种混乱致使今天很多人还在考证，北洋舰队到底用的什么阵形。

其次，还未进入有效射距，“定远”舰首先发炮，不但未击中目标，反而震塌主炮上的飞桥，丁汝昌从桥上摔下严重受伤，首炮就使北洋舰队失去了总指挥。黄海大海战持续四个多小时，北洋舰队“旗舰仅于开仗时升一旗令，此后遂无号令”。战斗行将结束，才有“靖远”舰管带叶祖圭升旗代替旗舰，升起的也是一面收队旗，收拢残余舰只撤出战斗而已。

第三是作战效能低下，击之不中，中之不沉。激战中掉队的日舰“比叡”冒险从我舰群中穿过，“来远”舰相距400米发射鱼雷，不中，让其侥幸逃出。目标高大的“西京丸”经过北洋海军铁甲舰“定远”舰，本已成射击靶标，“定远”发4炮，2炮未中;“福龙”鱼雷艇向其连发3枚鱼雷，也无一命中，又让其侥幸逃出。

北洋舰队官兵作战异常英勇，但对军人来说，胜利没有替代品，很多东西仅凭战场上的豪壮不能获得。

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海军在一片承平的环境中，军风严重毒化。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实际情况是“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水师最高指挥者丁汝昌，在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

章程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

章程规定的舰船保养也形同虚设，保养经费普遍被挪作他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谈过他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

至于舰船不作训练而用于它途，已非个别现象。如以军舰走私贩运，搭载旅客，为各衙门赚取银两等。在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腐败风气蔓延，训练则弄虚作假。

大战之前，“定远”、“镇远”两艘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3枚，唯练习弹“库藏尚丰”。一年前李鸿章已知此事，“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无人落实。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二舰之主炮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

军风腐败的结果，战时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力图隐瞒这一代价，就要谎报军情。

丰岛海战，“广乙”沉没，“济远”受伤，北洋海军首战失利。丁汝昌却报李鸿章，“风闻日本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

黄海海战丁汝昌跌伤，是我方仓促开炮震塌飞桥的结果，上报却成“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丁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丁汝昌还向李鸿章报称“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轰击致远，旋亦沉没”;实则日方舰队中根本没有“鱼雷快船”，“致远”在沉没前也未曾“将来船攻沉”。

此战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等五舰，日舰一艘未沉。李鸿章却电军机处“我失四船，日沉三船”。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李二人形容为“以寡击众，转败为功”。清廷也以为“东沟之战，倭船伤重”，给予大力褒奖。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之中，严重加剧了对局势的误判。

越是艰难处境，越考验军风、军纪。北洋海军在威海围困战后期，军纪荡然无存。

首先是部分人员不告而别，“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以文官不属于提督，临战先逃，洋员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殊为可耻”。

其次是有组织的大规模逃逸。1895年2月7日，日舰总攻刘公岛，北洋海军十艘鱼雷艇在管带率领下结伙逃跑，最后“或弃艇登岸，或随艇搁浅，为日军所掳”。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就这样丢脸地毁灭。

最后发展到集体投降。“刘公岛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营务处道员牛昶炳请降;刘公岛炮台守将张文宣请降;“各管带踵至，相对泣”。面对全军崩溃的局面，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官兵“恐取怒日人也”不肯沉船，使“镇远”、“济远”、“平远”等十艘舰船为日海军俘获。显赫一时的北洋舰队，就此全军覆灭。

牢记教训，而非掩埋教训

一支被人惋惜了一百多年的海军，对其教训的挖掘往往又伴随着掩埋

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之外敌交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它又是近代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鸦片战争之后，国人皆知西方专恃坚船利炮，无坚船利炮要割地赔款。北洋成军，船不可谓不坚，炮不可谓不利，为什么反而更大规模的割地赔款？

从失败一刻起，当事者就开始诿过别人，洗刷自己。

丁汝昌曾向李鸿章报告说，“若非济远、广甲相继遁逃，牵乱全队，必可大获全胜”。认为败战就因个别将领的怯懦逃跑。

李鸿章则间接诿过于清廷：“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船，兵船果可恃乎？”这是最早的经费不足失败论者。

清廷则将责难集中在李鸿章身上：“满清文武，均议李鸿章应负陆海军战败之全责。”以为李鸿章只知避战保船，导致战败。

这些观点直至今日仍在延续。

不妨提出几种假设。

假设一，北洋水师皆有邓世昌之勇，如何？

自从战争与人类社会相伴以来，还没有哪一种力量像海军这样，尤其检验一支军队的整体实力。也没有哪一种兵器像军舰这样，每一个战斗动作的质量都是全体成员战斗动作质量的总合。同治年间有人仔细观察过西方海军的训练：“……每船数百人，终日寂然无声。……不但无故无一登岸者，即在船亦无酣嬉高卧之人。枪炮、器械、绳索什物，不惜厚费，必新必坚，终日淬励，如待敌至……虽王子贵人，一经入伍，与齐民等，凡劳苦蠢笨事，皆习为之。”真正的战斗力，只有这样产生于严密的组织、严格的训练、严谨的作风形成的整体合力。一支平素疏于训练却精于应付的舰队，战时无论怎样英勇，也难整合成整体合力。

假设二，北洋水师经费充足，多添快船快炮，如何？

持这样想法的人，仍以为北洋舰队败于装备性能，败于经费不足。同是主力舰，只备有一两枚主炮实弹去作战的海军，给它再强的兵器也归于无用。同是鱼雷艇，我方管带率艇冲出港外争相逃命。日方艇长铃木贯太郎却冒死率艇冲入港内，并创下世界近代海战史上鱼雷艇首次成功夜袭军舰的战例。其中的差距，不是船速炮速能弥补的。单就军事来说，甲午海战中最令人铭心刻骨的结局，莫过于庞大的北洋海军舰队整体覆灭的同时，对方舰队竟然一艘未沉。就此一点，任何经费短绌与船速炮速方面的考证，都是苍白无力的开脱。

假设三，北洋水师多运用谋略，少去死打硬拼，又如何？

北洋海军从始至终都在失败地运用谋略。李鸿章“以夷制夷”的手法贯穿战争始终。外交上他殚精竭虑地疏通英、俄、德，妄图用它们钳制日本;在军事上更费尽心思，增援朝鲜的运兵船雇佣英轮“高升”号，以为日舰不敢开炮。思虑、算计不可谓不深，但现代战争从头到尾是实力的较量，包括兵力、兵器，更包括人的勇气、意志、素质。以心术支撑的谋略哪怕再高再深，在实力冲撞面前不过是画饼充饥而已。

甲午之败，腐败使然。从慈禧、光绪到奕譞、李鸿章、翁同龢，再至丁汝昌、刘步蟾等人，可以算一下，在日本联合舰队开炮之前，有多少人参加了埋葬这支舰队的工作。他们的悲剧何尝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在政治腐败、军纪废弛的社会环境中，一切都因循往复，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锁链：政权建立了军队，又腐蚀着它;军队维护着政权，又瓦解了它。在这一过程中，它们互为牺牲品。

对当今的军人来说，一个再大不过的教训就是：武器本身并不是战斗力，哪怕是再先进的武器。任何武器的效用，必须通过人及其组织去实现。从这一点上来说，北洋海军的失败实属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