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对中国的落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明太祖所制定制度，不会是孤立的根据自己性格所定，一定时有所因革取舍的。陈寅恪先生大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通过正史资料，论述认为，隋制远承汉晋，近承北齐， 并在灭陈后，对陈朝制度，有所借鉴。隋朝与北朝以来政治发展之大成的北齐，（而隋之远承汉晋，也是通过北齐来承袭的）相隔不过3年，隋朝官员多有通晓北齐制度的，而灭陈更是隋朝建立9年之后的事情了。陈朝继承南朝以来发展的制度的合理部分，隋文帝更能直接借鉴。但明太祖建国时候是什么情况呢？明太祖所开创的明朝，不是取代的宋朝，更不是唐朝，而是一代天骄所开创的元朝。

元朝对其下700年的中国，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根据《金史》，当金国全盛之时，中国北方户口约700余万，4500余万口，元朝取代金朝后，于1235年统计北方户口，得户不足百万，口不足500万。根据〈宋史.地理志〉以一户五口推算，四川人口当南宋全盛，约有2000万，而战后据元朝统计四川人口约50万，虽然政府统计户口数量一般少于实际人口，但是从以上简单的对比不难看到，元代征服以上地区时，包括四川在内的北方（即蒙古所谓汉人地区）损失了大部分人口是可以肯定的。灭南宋时，虽然蒙古已经进入了汉化后的元朝阶段，但南宋户口依然损失了三分之一以上。

元朝自灭金约80年未开科举，偶而开科几次，也录取甚少，而且还分四榜录取，汉人南人很难获得官位。所以在元朝，读书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号称“九儒十丐”。这就是臭老九的由来。而元朝制度，虽然有些励精图治的统治者用了些汉法，但是蒙古贵族势力极大，忽必烈因为行汉制，被西北诸王公仇视，多次开战。终元一代，没有出现北魏，辽，金那样强烈的汉化倾向。而蒙元旧俗却深刻的改变了此下中国。

蒙古立国灭金时，还处于奴隶制度初创时期，他进入中国以来，施行的制度，相对于他本来的制度无疑是相当大的进步，但对汉地却是倒退千年的毁灭性灾难。汉人南人由平民变为奴隶的事情，史不绝书。行省制度乃是皇帝对地方官不放心，把中书省分一部分到地方，建立路以上的行中书省，宋代文官有中书门下省总理，武将有枢密院总理，财政有三司使掌握，而元朝统一交给中书省处理政务。所以元朝宰相能有废立皇帝的力量。而这一制度为明所沿袭，成为胡惟庸擅权的制度性条件。而蒙古一代没有完善的财政制度，宋代三司使统一的财政权消失了，而代之以西域特色的包税制。

明太祖起兵南方，以一个某些人眼中无赖子而北伐成功，赵翼、孟森称之为“自古得国之正，莫若汉高明祖”。民主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建立民国临时政府后首先也是拜祭明孝陵。这正是对明太祖功业的肯定。

但明太祖制定制度的时候，却没有隋朝那样有北齐南陈的较好的制度基础来继承，因为此时距离南宋中央政权灭亡已经92年，距离北方沦于金国已经240余年，距离北方人口锐减的时代也已近150年了。元朝虽然尊奉儒家，给予儒家朱子极高地位，但明显只是一个姿态，而并没有贯彻到实际政治中去。有元一代，制度不立，已成定论。在这样的条件下，明太祖欲恢复汉唐制度，而实际政治中却无处可以因袭，无疑难度相当大。

王莽时代儒学昌盛，王莽欲以古代良制来变革汉法。其恢复井田等措施，不可说是王莽完全为了祸害百姓的。因为他所作为，完全是按照《周礼》等古代制度变革的。但王莽失败的很惨。《周礼》虽不是周公所做，却是汉初儒家理想制度的结晶。可见单纯依靠理想而不考虑现实情况制定制度，并不能达到理想的时代，反而会适得其反。

明初中国社会经济情况，比之宋末，完全不同了，北方虽然在金朝统治下百多年，女真初期虽然极为野蛮，但汉化的速度极快，金世宗，章宗时期反而有小尧舜的称誉。但蒙古灭金时，甚至以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经过耶律楚材的劝谏，蒙古统治者才没有杀绝北方汉人，改派耶律楚才去治理汉地。但是窝阔台死后，耶律楚材就被当权者排挤，而重把对汉地的税收交给中亚和西域来的色目人承包。所以直到元朝灭亡，一百五十年了，北方也没有恢复到金朝的水平过，元朝人口最多时候北方有大约1000多万。当然这比金元鼎革后的惨状已经有相当恢复。但北方经济水平最多不过相当汉初而已。

朱元璋没有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明初南北相差巨大的情况下，朱元璋只好以全国最落后地区的情况来制定制度，在元朝基础上因革损益，并杂采汉唐宋可取之法。所以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称：明朝开创的经济制度充满了短线补给，而无中央统一财政。这实际上是元朝用色目人行包税制后，明初不用包税而无新良法替代的后遗症。（儒家历来羞谈财税的，桑弘扬、杨炎、王安石都不获得儒家的赞赏。）而直到万历年间张居正改革的时候，根据江南制定的一条鞭法，在北方推行还是遇到了相当的阻力。万历年间北方经济比明初有了长足的发展尚且如此，何况明初。忽略了这一经济基础，无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根据展涛《中国古代经济史》推算，明朝赋税（张局正改革前），无论平均还是总量，都与唐宋相差甚远。这除了明初凋敝外，也体现了明朝政府实行儒家仁政，藏富于民的思想。但明代政府财政制度的落后，导致很多应该政府施政的项目，也废止了。顾炎武《日知录》中，记录了其西北之行，他每见一地有雄壮城池和坚实道路，询问当地故老，多是唐朝所建。而这个与其所明朝政府的腐败，不如说是明朝藏富于民的措施推行的太极端化，地方政府无财力兴建这些设施。

经济如此，其他方面可想而知。

不过明代这一收缩性的财政，而给予了官吏远低于以往历代士人的俸禄。海瑞给老母祝寿，买了块肉，而成了当时官吏中的新闻。可见奉公守法的官吏，仅依靠法定俸禄，日子是相当清苦的。高薪虽然未必养廉，但如明朝那样低的俸禄，而要求人人象海瑞那样清廉，确实是不太可能的。正如〈管子〉中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忽略了官吏的奉公守法时甚至不如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而单单去要求士人去弘扬大丈夫精神，才真是缘木求鱼了。

但朱元璋建国后，依然尽力复兴华夏传统。朱元璋在明初制度创立时候，复我汉唐衣冠，重开科举，尊师兴学，重视农桑，也是一时人心大快。大明律本于唐律，而重重罪轻轻罪，也为法制史所称道，一扫元代法制混乱的弊端。

朱元璋开科取士的时候，士人梦想中的科举盛世两宋已经过去近百年了。重开科举对于士人的意义，绝对不低于恢复高考。而明代科举制度的制定则更是斟酌损益后而为了。

当时南北学问相差很大，北方因为金亡时损耗太大，经济，学术已经调令殆尽。而朱元璋虽然起家南方，却要作天下的天子，而不是淮西的天子或者江南、浙东的天子。这是朱元璋最值得钦佩的地方。（明初开科取士，因为北方学术确实与南方有差距，而有所谓南北榜案。朱元璋对主管科举只取南方的主考官杀掉，而重新开考，只取北方士子。但南北学术差距确实存在，于是明朝就有了南榜北榜，来保证北方能有相当的士人进入政府，从而使政府具有代表性）。这跟清朝的旗人本位政策，是何等的天渊之别。

曾经读到过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里面以翔实的资料给我们展示了明代的另一面——舆论传播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但是明儒空疏之病确实甚深。这恐怕不是“ 四书五经”对士人束缚的作用。而是士子对朱熹学说的反感，而有明代学术的代表----阳明学派的出现。王阳明本人是一代大儒，其学说心即是理，知行合一本是惊天大事。但是这种极端唯心主义思想，在大儒那里会成为治世良法，但在一般末流那里，却无法得到其精髓。因为王阳明的致良知的途径是内求于心，心外无物。于是王学末流遂以王学为旗牌，过起了酒肉和尚的生活。既然心外无物，王学末流也就全不读书，只是参禅一般去“致良知”。于是明儒空疏遂养成大患。

但是四书五经八股取士作为一项取士制度，到明末已经300多年，确实已经到了弊端丛生的时候，是应该改革了。明朝的四书五经八股取士已经走到了头，而他后面的朝代却不加改革，这个罪名却无法加到明太祖头上。否则，这样推演下去，我们会得出宋太祖是中国文弱的根源，因为是他推崇士人的。我们也会得出墨子、《易经》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根源。因为他们对事物的分析只有归纳法，而没有西方的演绎法。如果这样找到根源的话，怎么去对症下药？难道不再推崇士人让士人接着去当臭老九才能唤回中国人尚武的精神？或者将易经打入十八层地狱，才能使中国科技赶上来？这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有个说法叫清承明制，那么是否清朝是明朝完全的翻版呢？

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一代雄文，本人无意模仿其规模，但在此借用其关陇贵族升降解析唐代史事一法，来看看清代的制度如何。看看明清是否一致。

清代各部官员为满汉尚书各一，侍郎各二，大学士也是满汉各半，外省督抚者大都是满蒙贵族，而汉人地方官的势力，要到太平天国运动时，清朝中央没有力量镇压后，才重新升起。所以清代政治虽然有汉人参与其中，实际权利仍大多由旗人包揽。但是满蒙贵族特别是后期的八旗子弟与关陇贵族的素质和开阔力完全不能相比。而且唐代政坛也并非关陇贵族一家独占，无论高祖太宗，还是武后玄宗时期，政权都是更具有全国性的，而且出任三省六部官员的政治家，多是全国公开选拔出来的干练之辈，并不专宠一家。

那满蒙贵族呢？其清朝入关时候，不过刚刚建立皇权制度十几年，其文明进展至多相当于中国周秦之时，邸永君《清代满蒙翰林群体研究》一书，对满蒙士人多有论述。其中指出，满蒙士人虽然登科举，但其身份与其旗主仍然是奴仆关系，清朝有一日为主，终身为主的说法。这样的士子已经是满蒙贵族中最先进阶层了。以出身主奴思想严重的满蒙翰林为主体的满蒙官僚，能有什么士大夫精神呢？哪里允许这些汉族士人去齐家治国平天下呢，这是皇帝和满蒙贵族的事情。八旗旗主王爷及其后裔的享乐意识和“国家主人翁”的思想，则又根深蒂固。八旗子弟一词，含义众所周知。如此群体，而为清朝极盛时期掌握实权的官僚主体，虽然号称康乾盛世，也不过是一个生产力见量不见质的虚妄盛世罢了。没有思想文化、科技相应的支持，这种盛世又怎么能持久呢？道光以后就是没有外敌入侵，清的灭亡也不远了。

汉人对政策的确定基本没什么权利，文人学士在清朝的地位，不过如优伶一般，点缀太平而已，要知道康梁变法的大罪，乃是“保中国不保大清”。可见汉族士人的实际地位。

而明清皆有文字狱，这是当时统治阶级的严重罪行，我没有对他们五十步比百步的想法。但是明清文字狱，却有根本上的不同。

明代文字狱主要集中在洪武年间和永乐之后几年。而且除了方孝孺之惨烈外，其他文字狱规模并不大。持续时间也不算太久。对明朝整体实力影响不是很大。而清朝文字狱则是对中国文化伤筋动骨的摧残了。明史案，南山集案，吕留良案，加上清初的科场案，哭庙案，奏销案，前后持续了约一个半世纪。受刑文人遍及全国精英，若论明清皆有文字狱而视之如一，那可就是忽略了质变与量变的根本差别了。一个人判十年徒刑，出来仍能自立，生活，若判个五十年一百年，可就要绝后了。如果十年动乱不是七十年代中期及时结束，随后及时恢复高考，再运动个几十年的话，老一辈学者相继谢世后，中国传统学术可就要真绝了。

清以前，晚明的思想运动，王学左派、顾炎武、黄宗羲对明朝皇权提出的严厉的批评，并且有许多政策、学术上的建议和探索。在清朝士人眼中，这些人都成了无父无君之人。所以清朝这一个半世纪文字狱的杀戮，彻底扭转了晚明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而重新回到了极端皇权的时代。杨珍的《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对清朝皇权的集中，有相当精彩的阐述，明朝虽然朱元璋废相，而一度集大权于一身，皇权达到顶峰，其后皇权却是不断削弱的过程，内阁逐渐有相权之实。而清朝则从建国到乾隆，一直在不断的强化皇权，直到在外国势力的打击下丧失部分主权后，皇权才逐渐削弱，而这个削弱也首先是因为主权的丧失。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绝对不是一句“清承明制不详说”所能解释的。清朝末年的思想解放与反思，是在外国思潮的影响下兴起的，与明朝完全自发的思想解放与反思，价值完全不同。晚明的思想反思，说明中国传统思想，在明朝制度下是可以自我修补的。而清朝的反思则直到外力冲击才显露出来，才说明了清朝政治高压下，对思想的强有力控制。

本来清儒对明儒的反思后，走朴学的扎实之路，讲求实证，学风非常正派大气，顾炎武，黄宗羲为清初学者起了个好头。但是连续一个半世纪的文字狱，杀的士人缄口不敢谈时事，讲求实证的治学思想，无法在现实中实现，便埋头故纸堆，虽然清儒有考据的巨大功劳，对中国学术全面的整理，但因为无法在现实中有所发挥，而成了死学问。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将晋以下视为真理的《古文尚书》，一举证明乃是晋人伪作。这绝对是巨大的成就，可以同意大利历史学家瓦拉发现罗马教皇拥有至高无上权力依据《君士坦丁献土》文件为伪造的成就比美。但在清代竟然对思想界没有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而只引起考据学上的轰动。清儒学问成就虽高，却于经世无一用。“万马齐喑究可哀”就是在乾嘉学派尚称昌盛的时代发出，正是清朝连续的文化高压下的结果。

明儒空疏而不读书，清儒专注考据而不联系实际，恐怕才是明清儒家学者两代最大的弊端。明儒空疏实在不能讲是他们读四书五经读的。而确实是八股文应该改革了。而清朝学者不联系实际的弊端，则确实是清朝文字狱的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