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战阻力重重 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坚持参加一战？
1914年7月，国际形势风云突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参战还是不参战？如参战，参加哪一方作战？这些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弱国无外交，陷"中而不能立"窘境
1914年7月，国际形势风云突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参战还是不参战？如参战，参加哪一方作战？这些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中国一开始选择了置身事外。
1914年8月6日，北京政府宣布中立，希望欧洲战火不要殃及中国。为了防止列强在中国争夺厮杀，北京政府又公布了《中华民国局外中立条规》24条："各交战国，在中国领土领海内，不得有占据及交战行为；凡中国海陆各处，均不得倚之为根据地以攻敌人。各交战国之军队、军械及辎重品，均不得由中国领土、领海经过。其有违背前项规定者，应听中国官员卸去武装。""各交战国有破坏中国之中立条规者，中国如以各种方法阻止之时，不得视为启衅之举。"显然，中国政府的规定完全符合国际法中有关中立国权力的原则，如果各方行事皆尊重国际法原则，中国的主权是应该得到保护的。
那么，选择中立有什么好处呢？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看，中国保持中立是很自然的选择，符合中国的国情。一是战争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无论德奥还是英法，都无所谓人道、公理，他们都是侵略中国的强盗，中国没有必要为列强效力，况且参战对中国并无直接的好处。二是中国力量弱小，没力量加入任何一方作战，也没有力量制止任何一方在中国的胡作非为。三是畏惧与西方列强的战争。近代以来，中国在反对列强入侵的战争中，屡战屡败，一次次挫折，一次次丧权辱国，使中国人对西方列强有一种潜在的恐惧感，避之唯恐不及。
但是，无论参战还是中立，都需要能力。中国既然没有力量参与作战，那么也很难通过中立维护自身的利益。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中国想置身事外只是一厢情愿。
欧战双方虽然在中国都有少量兵力，但由于中国远离欧洲战场，对战争胜负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中国限制战区得到了交战双方的赞同。按理说，欧战双方既有此意愿，远东战事似乎可以消弭。然而，中国限制战区的希望却遭到了日本的反对。此时，列强卷入欧洲战事，无暇东顾，日本巴不得战火早日烧到亚洲，趁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8月7日夜，日本内阁通过了参战决定。8月8日，也就是中国宣布中立之后的第二天，日本舰队便声势浩大地出现在德国租借地胶州湾海岸之外，准备趁火打劫。8月15日，日本对德国发出最后通牒，限其在8月23日之前将胶州租借地交与日本接收。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9月2日，日军在远离胶州湾的山东半岛北岸龙口登陆。
为限制战火在华蔓延，羸弱的中国政府再次让步，被迫在自己的领土上划定交战区域，以限制日军的活动范围。9月3日，北京政府照会各国公使声明，划出龙口、莱州及连接胶州湾附近各地为"战区"。
然而，日本对此置若罔闻。登陆日军竟先沿铁路西进，占领济南，控制了胶济铁路，最后于11月7日攻占青岛。面对中国的抗议，日本竟然警告中国政府："中国方面的任何抵抗都将被认为是援助日本的敌人，中国必须为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承担责任。"至此，中国政府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避开战火的愿望终成泡影，陷入了"中而不能立"的境地。
日极力阻挠，两次试图参战未果
中国政府判断，英法俄对德奥意之间的对决，对中国利益冲击最大、充满变数的就是山东主权。其时日本对山东的觊觎，已是昭然若揭。
据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说，袁世凯曾预计日本可能借大战之机夺取胶州湾和胶济铁路。为了避免这一结果，袁世凯曾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提出希望参战，愿意提供5万兵力与协约国一起围攻青岛，从而收回胶州湾和胶济铁路。但是，朱尔典认为与中国合作是多此一举，拒绝中国的参战要求。当然，狡猾的日本对中国的用意洞若观火，更是坚决反对这一计划。
日本为何极力反对中国参战？因为如果中国参战围攻胶州湾德军，会阻碍日本攻占青岛进而控制山东的图谋；同时，早就有亲英美倾向的袁世凯政府将与英美等国靠得更近。这显然不利于日本扩大对华侵略。
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对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发出警告：区域有限，中国既守中立，自无预战之理。加藤高明还欺骗陆宗舆说：“此为永保东亚和平起见，并无占领土地野心，且对中国诚表友谊，特先通告。深望中国政府以诚意信任日政府，遇事推诚相商为幸。”在英国的反对和日本的威逼蒙蔽下，加之云南爆发护国运动，袁世凯急于安内，也就不再考虑参战问题。
中国首次参战的设想就这样胎死腹中。
随着战争持续进行，英法俄协约国在经过巨大消耗之后，意识到战争短期不可能结束，赢得战争面临重重困难。因此，为了集结更多的国家以对抗德国，也为了驱逐德国在华利益，协约国很想促使中国参加对德战争。1915年11月7日，英国公使朱尔典与俄国公使库朋斯齐向中方提出，希望中国向协约国提供军械出口，条件是贷款给中国，帮助中国扩充兵工厂。
日本得到消息以后十分恐慌，几乎动用了所有的手段和力量来阻止中国参战。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马上奉命到中国外交部质询。北京政府表现畏缩，不敢如实正面回答，竟然答复日本说“经过调查，此事不实，英俄并未有所提议”。后来虽承认俄方确曾希望中方能向其提供军火，但因为有碍中立而拒绝了。
英国面对日本的询问，为了避免在关键时刻失去日本的支持，也说未曾与中国协商参战的问题。随后，日本向英、俄、法三国政府声明，日本在中国处于特殊地位，关于中国问题，西方三国必须取得日本的同意才能采取行动。最后，协约国不但拒绝中国直接参战，而且还让日本主导协约国的远东政策。
中国的第二次参战企图也以失败而告终。
特殊参战国，“以工代兵”功不可没
1917年初，德国宣布无论交战国或中立国船只，均将遭到德国潜水艇的攻击，史称无限制潜艇战争。德国这一扩大战争的政策，损害了美国在海外的利益。1917年2月3日，美国宣布对德绝交，并将这一情况通知中国，希望采取一致行动。美国这一举动，又将中国参战的话题摆上桌面。
这次，日本态度大变，竟然大力催促中国对德国断交。在中国向德国提出抗议的当天，日本外相就告诉中国驻日公使，没有必要先提抗议，也不必等德国对抗议的回应，可直接宣布断交，而且极力鼓动中国尽快参战。
日本为什么对中国参战问题的态度有了根本性变化？一是袁世凯已死，中国政府的实权在军阀段祺瑞手中。段祺瑞是亲日派，如果中国参战，日本可以通过段祺瑞增强其在华势力。二是日本已相继获得西方列强许诺，由其继承德国在山东利益，赞成中国参战可以换取列强的进一步承认。
当列强一边倒支持中国参战时，中国内部却出现了一场关于参战问题的大争论，外交家、政治家、军事将领及社会各界都卷入了争论。虽然意见纷呈，莫衷一是，但主流意见还是建议中国参战，认为中国参加对德作战，从小处着眼，是为了应对日本，为了在战后和会上占有一席之地；从长远看，是为了加入国际社会，走向国际化，使中国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有发言权。
1917年8月14日，经过半年左右的斗争和辩论后，中国政府对德宣战。此时，距一战结束的1918年11月11日还有不足1年3个月时间。
中国虽然是参战国，但并没有向欧洲派出作战部队。1917年9月14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愿意派兵到法国参战，提出中国可以在6周内向法国派遣2万至3万士兵。但是，由于日本没有为协约国向欧洲战场派去一兵一卒，因此日本也不想让中国派兵。在西方列强包括日本极力阻挠下，中国最终没有能够派兵参战。
由于中国未能派兵参战，被称为“宣而不战”。协约国方面，有人嘲讽中国“参战不力”，是“理论参战者”。日本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更是指责中国“未出兵，宣而不战，应不下请帖，不为设座”。
中国虽未派兵参战，但却“以工代兵”，派出了大量劳工到欧洲战场，并给协约国一些国家送去大批粮食，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说中国是一战的特殊参战国，还在于作为战胜国却没有获得战胜国应有的尊重和待遇，中国参战的目的也完全没有达到，是一个屈辱的参战国，更是一个屈辱的战胜国。
有积极意义，获国际社会入场券
在中国近代史上，日本始终扮演了极其恶劣的角色，是列强中欺凌中国的首恶，也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一战爆发后，日本趁火打劫，以对德宣战的名义夺取了山东权益，实现其扩张野心。在中国参战问题上，日本屡加阻挠，是中国参战的最大障碍。中国试图通过参战解决山东问题，为一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在巴黎和会上受尽屈辱，未能收回山东主权，根源也在日本。今天的中国，仍要警惕日本，防范日本。
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面临战争何去何从，理应有权作出选择。而中国参加一战，却不能由自己决定，而是被列强所左右，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求战之路曲折、艰难、漫长，令人心酸，使人感叹，发人深省。弱国无外交，弱国在国际事务中无话语权，我们必须永远铭记。历史昭示我们：富强是硬道理，国弱遭人欺，落后就要挨打。中国只有成为一个强国，才能维护领土主权和国家统一，才能与世界各国平等相处，才能在世界舞台上有自己应有的地位。
中国参战虽然含有从强从众的因素，在巴黎和会上未能受到平等待遇，也未能实现预定的目标。但是，中国这一抉择本身是积极的，具有开创性意义。通过参战，废除了与德奥之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开了近代中国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之先河；停付或缓付了庚子赔款及其他对德借款的息金，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国人民的负担。从广义上看，参战使中国赢得了进入国际社会的入场券，首次以战胜国的身份参与国际关系体系的重新安排，成为国际联盟的创始会员国，与国际社会建构起更加紧密的制度性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