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历史上为什么要设立电影的检查制度

1896年，刚刚诞生不过一年的电影，漂洋过海，由外国商人带到了中国，在上海首次放映，被国人评为“开古今未有之奇，泄造物无穹之秘。如影戏者，数万里在咫尺，不必求缩地之方，千百状而纷呈，何殊乎铸鼎之像，乍隐乍现，人生真梦幻泡影耳，皆可作如是观”。这样一种新奇的艺术形式，很快引来了国人的兴趣与商人的注意。不过十余年的时间，一些大城市中已经有了电影的商业性放映，最初的国产影片也已问世。由于早期电影多为自然风光和人们日常生活状态的实录，而且是来自外洋的新鲜玩意儿，使久浸于传统艺术形式并且还不大容易迈出国门的国人得以直接领略到外部世界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引发了观众强烈的好奇心。当时国人对电影的感受以正面为主，推崇看电影“益处狠大，无论那一等人常看，都可以增长许多的知识。第一是开眼界，可以当作游历，看看欧美各国的风土人情，即如那名山胜水，出奇的工程，出名的古迹，冷带热带，各种景致，各种情形，至于那开矿的，耕田的，作工的，卖艺的，赛马的，斗力的，种种事情，真如同身历其境，亲眼得见一样”。

也正因为当时的影片是以自然记录为主，来自异质文化的冲击还不大，因此论者将电影和中国传统艺术比较后，认为外国电影中“有许多的道理，狠可以劝善戒恶，叫人警醒。余外还有那离奇古怪的片子，也可以开心散闷，人得了闲，时常看看，岂不比听戏强的多么？中国戏，小孩子们看了，坏处狠多，好处极少，我也不必细说，明白点的人都知道。那些淫荡不堪的戏，最容易引诱坏了青年的子弟，不用说了。就是那好戏，也不免夹杂着邪说迷信，毫无道理，最能够锢蔽人心，人能把爱看戏的心，移在看电影上，管保他有益处”。再进一步，该论者甚至认为：“若是说看电影不如听戏，我敢说他一定是俗鄙不堪的人，他那程度还够不上呢。”如今看起来，这样的议论的确不无偏颇之处，但却反映了当时一些人(实为部分知识分子)对电影的好感，不似过去动辄视外洋玩意儿为“奇技淫巧”而予以鄙薄。

有意思的是，清皇室自始即对电影放映表现出较为开明的态度。1904年为慈禧太后七十寿辰祝寿，及1906年端方自外洋考察宪政回国时，都曾在宫中“放电影自娱”，而且两次均因电机故障，发生炸裂，后一次还使在场的通判何朝桦等人因此丧生，但此后宫中放映电影并未因此种“不吉利”而被禁止。但是，正是对电影的这种认识，反映出中国文化传统中潜含的对于道德教化的期待，而一旦看电影不再有他们期盼的“益处”时，随中西价值观和文化观的差异而至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随着电影的发展，故事片日渐成为拍片主流，电影不再是生活实录。故事片里既有社会生活的自然反映，又有通过艺术方式表达的人生观、价值观与文化观，而这些观念，不必说在社会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的国度会引起争议，就是在一个国家内部，也会由于社会阶层和生活环境的差别而引起不同的反响。民国年间电影检查呼声的出现，就与故事片上映的日渐增加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影片取代一度流行的法国影片，占领了中国市场。此时正值美国开始流行连集侦探片，如《火车盗》、《铁手》、《黑衣盗》、《蒙面人》等。这些影片均为当时在中国上映时的译名，原名如何，今多已不可考。，在这些影片中，“有形形色色的坏人，如强盗、暴徒及黑社会人物，都是外国的，不是中国的，以前亦未见过。坏人干坏事，亦是形形色色，如抢劫绑架，谋财害命，奸淫掳掠，杀人拒捕……宛如坏人展览会，描写得像英雄好汉，叫人眉飞色舞。侦探片好像坏事教课书，叙述得出神入化，使人兴趣盎然”。20年代早期，上海租界内“盗匪横行，白昼行劫，动不动开枪拒捕，掳人勒赎”，作案者自称是照电影学的。

这些案件中尤以被搬上银幕的阎瑞生案最为轰动。1920年，上海某洋行买办阎瑞生，为图财害命，勒毙妓女王莲英。案破后，“阎瑞生在审讯时，供认谋杀情况，都从美国侦探片看来的。案件的本身，的确就是一部外国侦探片的翻版”有论者谓：“自侦探长片输入而后，国内之盗劫偷窃之数，遂与此等影剧之流行而同增。且其所用之方术，亦即本影剧上传来之西方方法”。因此，“侦探长片实有百害而无一利”。其时，天津警察厅已有训令给各警所云：“近今津埠盗案多乘摩托车行劫，推其原始，皆受电影之教诲。盖在电影未有此种影片之前，人民尚不知有此种技术，自影片指导，遂以增匪之智，而变幻更日出不穷。盖演者以为神奇怪诞，可以藉广招来，而观者惊为思议所不能及，不免因喜而生恶，斫丧心术，败坏道德，玩视警章，紊乱秩序，莫此为甚”;要求“该管区署，严行检查，如有该项诲盗诲淫之影片，饬即禁演，倘屡戒不悛，并即逮案，依法罚办”。论者将上海租界治安的恶化归于美国侦探片在美国本土，不少人同样认为，电影是“培养堕落分子和犯罪分子的学校”，“电影教唆未成年人犯罪”，“影片内容不道德的居多”，等等，反映了宗教势力的道德观和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他们也因此极力主张实行电影检查。但我们并未见到对其时上海租界治安情况的详细调查研究，因此租界治安的恶化是否为事实尚待考查，而即使此种恶化为事实，当亦有更为复杂的原因，远非归之于看了几部作案片便起而效法如此简单。

人们对治安恶化的关注往往源于传媒的报道，而在现代传媒的作用下，个案的意义可能被放大，从而使受众得出今不如昔之印象。不过从当时人的评论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人们对于电影的关注及其处境迥异于他种艺术形式之现实。

美国影片中的华人形象对民国电影检查制度之创立及其发展有着更为久远的影响，因为美国影片中的华人形象造成了中国人普遍的反感。“中国阴谋家”是美国银幕上常常出现的形象，这些人往往身材矮小，怪模怪样，在处理上，要么是杀人越货的歹徒，心狠手黑;要么是无知无识的弱智，形容猥琐;而且常出现长辫、小脚、抽烟、吐痰等中国人的形象。时人论曰，这些片中“需用中国人处，不是充盗匪的下手，就是做人家的仆役。且必囚首垢面，弯腰屈背，形状秽琐，丑态可憎，有意侮辱中国人，实足引起国际恶感”;“加之扮演者虽似我国人民，但泰半为他国人任之，故诬我尤深。即真有我国人任之，亦以久居异邦，对祖国社会情形不无隔膜，以之表演之事物，皆根据外人所作小说之理想，凡我国人士曾见此种影片者，无不认为耻辱”。因此，这些影片在国内上映后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和抗议，斥之为“辱华”影片。近代中国由强而弱的地位变化，使国人对自身形象之海外反映备加关注，如果我们将其称为民族主义情怀，则此一民族主义情怀贯穿于民国电影检查制度之始终，并在国民党电影检查制度中得到了更多的强调。

1930年在上海发生的抗议上映美国“辱华”影片《不怕死》的事件，促使上海电检会下令禁映该片，从而开禁映美国“辱华”影片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