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上袁世凯的“中华帝国” 一场奢华的闹剧
1913年(民国二年)算是个袁世凯年，这一年，他解散了最大的对手国民党，无论是孙中山的“打到北京去，消灭袁世凯”，还是黄兴的“让法律来说话”，抑或宋教仁的“党是对抗北洋军阀的唯一武器”，都不可避免地先后失败了。《中华民国约法》取代了《临时约法》，新约法规定，大总统任期十年，可以无限连任，大总统任期即将结束时，有权推举三个人作为下一届总统候选人，这种做法几乎与帝制无异。明眼人都知道，袁世凯这回要搞家天下了。当然，称帝不是说称就能称的，还是要名正言顺，搞的“民心所向”才可以。
要称帝，首先就得有民意，于是各色请愿团粉墨登场。当时的请愿团多如牛毛，什么商界请愿团，公民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甚至于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都出来了。似乎这袁世凯要是不当皇帝，这乞丐乞讨，妓女卖淫都失去了原本的价值和意义。
拥袁世凯为帝，最开始，是湖湘才子杨度奠定理论根基的。1915年4月，杨度完成论著《君宪救国论》，该文洋洋洒洒，长达两万多字，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论述君主立宪救国的理由，中篇论述总统制的缺漏，下篇批判清末民初的立宪。他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终归亡国而已。在杨度看来，共和国必须有很深的民主自由传统，一般意义的共和国，经济强盛，军事实力相对较弱，比如美国和法国等；共和国的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往往会导致政局不稳。至于君主立宪国家，一般都有服从和等级的传统；君主立宪的国家，一般来说军事实力比较强大，比如英国德国。杨度还根据中国国民认识的现状出发，认为中国人多数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因此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
1915年8月中旬，袁世凯授意参政院参政杨度组织了筹安会，鼓吹民主不适合我国国情，主张君主立宪；又秘密组织了一个由内务总长朱启钤和梁士诒、段芝贵等组成的十人班子，作为发动帝制的中心，着手筹备。8月30日，这个班子又秉承袁世凯之意，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把利用民意的意图说得一清二楚：“现拟定第一次办法，用各省公民名义，向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上请愿改革书，表示人民趋向君主之意，再由立法院议定进行之法。大致每省各具一请愿书，均由此间代办，随将底稿电闻，诸公同意，即将尊名并贵省同意绅商列入，俟立法院开院时，各省陆续呈递。总之，改革国体问题，将来必用民意机关解决之。”
杨度等恃有袁世凯为后台老板，不顾全国人民反对，公然把一些来京的各省筹安会代表和旅京人士，组成所谓“公民请愿团”，于9月2日向代行立法院的参政院递交请愿书，请求改变国体。
恢复帝制浪潮就这样愈演愈烈。于是参政院开会，研究处理公民请愿问题。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在会上代表袁世凯发表书面讲话，声称：“维持共和国体，尤为本大总统当尽之职分。近见各省国民纷纷向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于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似难相容，然大总统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这种吞吞吐吐的“表态”，对于变更国体态度十分暧昧，似乎既是赞成又是反对。不过弦外之音显然很清楚，那就是如果全国人民硬要袁世凯做皇帝的话，他也会尊重和服从国民的意愿。
搞了这么多事情出来，袁世凯称帝的心思已经是昭然若揭，但是他还是有顾虑的，这个顾虑就来自日本。当时的国际情况，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如火如荼，西方国家要不是满头脓疮，就是心肌梗塞，根本没有时间往东边看。东方的大小事情，大多还是那个1895年打败了他老师的小日本说了算。日本人如果不赞成他称帝，那事情就非常不好弄了。其实日本一向把袁世凯看成它控制中国的一个障碍，因为袁世凯和日本打交道几十年，对日本非常了解，而且也有一套手段，硬的、软的，你想把他摆平了很难的。所以日本视他为控制中国最大障碍。应该说，日本在袁世凯称帝的事情上是不怎么支持的，偏偏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梦想着做“皇太子”的袁克定。
当时日本外务省在北京主办的一份报纸，名叫《顺天时报》，主要介绍日本的化妆品和小百货，有时也会刊登些时政文章，其言论多代表了日本的官方立场。为了替袁世凯彻底扫除称帝的思想障碍，袁克定不惜重金雇请枪手打造了一个工作团队，专门负责伪造只给袁世凯一个人看的《顺天时报》。很明显，在这份袁记《顺天时报》里登得自然都是些鼓吹帝制，赞成称帝的文章。这让袁世凯开始渐渐打消了自己的顾虑，真的认为自己称帝是万民所向了。当然这件事后来还是穿帮了，如果不是袁世凯的三女儿袁静雪偶然发现包核桃、板栗等干果的《顺天时报》跟自己在家看的《顺天时报》大相径庭，从而向袁世凯报告，袁世凯恐怕至死都还蒙在鼓里，但此时的袁世凯心思已定了。
袁世凯的半推半就，明显地就是怂恿人们继续努力。人们看出了袁世凯的心思，争先恐后地开始“进谏”了。雄踞山西的阎锡山不但上表劝进，而且为表忠心，阎竟派人将父亲阎书堂送到北京，表面上是请老人家逛逛北京，实则是把父亲作为人质，好让袁世凯放心。四川都督陈宧离京就职前更是专门跑到袁世凯的家里声泪俱下地劝袁世凯称帝，他说这共和国体为世人所诟病，弄得民国不如大清，一日乱似一日，大总统您一定不能顾一己之私而辜负了天下黎民啊。言之切切，说得你都不好意思拒绝。以袁世凯的政治手腕，他并没有当面回绝，而是说，这东西我没研究，你还是找我儿子袁克定谈谈吧。陈宧刚退下去去找袁克定，佣人就传来了袁世凯的旨意，说让袁克定和陈宧结拜为兄弟。
也有不愿意但被逼着劝进的人，被称为财神的梁士诒本来是不赞成袁世凯称帝的，据说，袁世凯曾14次请梁发表对帝制与共和的看法，梁都佯装不知。但这次，箭在弦上，到了非站队表态的时候，梁士诒无法只得召集来平时一干要好的政治盟友，说，现在的形势，赞成称帝是不要脸，不赞成称帝是不要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头之不在，哪有脸面？结果大家一致商量的结果还是头比脸面重要得多。
袁世凯帝制运动中，最重要，也是心思最复杂的群体，就数段祺瑞、冯国璋等手握重兵的北洋军人了。虽然袁世凯对这些手下大将一直很倚重，也有很深的私人情缘，但段祺瑞和冯国璋知道，袁世凯一旦称帝，皇位世袭，他们的“总统梦”便会随之破灭，就得终生俯首称臣。从内心当中，这些老部下也是有抵触的。并且，袁世凯自当政后，一直强调“军人不得干涉政治”，要求各省的都督只管军事，各省又另设一个民政长，相当于现在的省长。这样的方式，也让军人出身的段祺瑞和冯国璋很不感冒。冯国璋因跟袁克定关系一直不睦，对袁世凯的称帝更是心有忌讳。有一次冯国璋由南京来拜见袁世凯，有意无意间冯便提到了外界盛传的称帝一事。冯国璋说，大人如顺民意称帝，我等一定全力支持。明眼人一听就知道，这冯国璋哪里是来劝进的嘛！分明就是来警告和恐吓。便接着冯国璋的话茬往下说，“以事实论，民国总统既无异人任，且今日行总统责任制，权利无所不足，何故为此？”“即使改为君主，也未必比现在更好！且所谓君主者，不过为世袭……我对于我的儿子，即使是给他们一个排长的职务，也难以放心，怎么可以以天下之重任交给他们呢？而且自古以来，君主传不了几代之后，子孙往往遭受到不测之祸，我何苦要把这样危险的事情加于我的子孙呢！”
听到他这么说，冯国璋就开始一力宣布袁世凯并无称帝之心，一切都是外界讹传，不要误会了大总统的一片赤诚云云。而此时袁世凯也一反以前任由舆论泛滥的势态，主动出来辟谣，说自己绝无称帝之思想，这些所谓的东西都是不满政府的人捏造出来故意丑化领袖形象的，为此他还专门接受了美国《独立周刊》记者的采访。并说，相信《独立周刊》一定有能力将他这一想法告诉全世界眼睛雪亮的群众，这下很多人释然了，认为可能大家真的误会袁世凯了。可就在这话说出去还没两天，那篇专访都还没发出来呢，12月11日上午9时，袁世凯操纵的国民大会便在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的问题上选择了君主立宪，然后袁世凯推翻一切前言匆忙地就要在北京称帝了。
1912年3月10日，身穿前清陆军上将军常服的袁世凯（前中）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与部分政府官员和外国使节合影。左前一为孙宝琦、前右二为陆徵祥、二排左二为荫昌，荫昌右为梁士诒
9月1日，参政院开幕，请愿团纷纷向参政院请愿施行君宪制。蔡锷、沈云沛、周家彦等人也在同日请愿改变国体。袁世凯在9月6日说：“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事宜”。梁士诒又在9月19日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呈上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票决国体。10月6日，参议院收到建议改国体为君宪制的各省代表请愿书83件。依参政院起草的《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由全国选出的国民代表共计1993人于1915年12月11日上午9时就国体变更问题投票，结果全票通过君宪制。
这场所谓的“全票通过”背后有着十分可笑的故事，各省为了圆满完成投票任务，首先在从将军署大门至投票厅的路上全部布满武装士兵，让这些代表们从刀丛枪林中走过，先给他们一种阴森森的恐怖感；然后就是将军、巡按使发表演说，痛诋共和，称颂君宪，要代表慎重从事；最后在虎视眈眈的监视人员监视下投票，代表稍有交头接耳，即遭大声呵斥。
四川将军陈宧尤其独出心裁，别具一格。他在会场之外也派有武装岗兵，来往巡回。代表签到后，招待员即引入休息室进行安全检查，以防革命党混充代表，在会场内投炸弹，打手枪。场内每个代表桌上，放有毛笔一支，墨盒一方，点心一盘，笔杆上、墨盒上均刻有“赞成帝制”四字，点心是绿豆做的潮糕，糕面上也有“赞成帝制”四字。主席宣布投票的意义后，众多的监视人员用手指着墨盒和点心，口中连叫“写”！看见有人沉思，便连声不断地喊：“快写，快写！”与场内相配合，场外的士兵也把枪栓拉得哗哗作响。这样的“民主投票”带来的结果当然是全票通过。在各省上报的推戴书中都有如下四十五个字：“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一字不差，一字不少。之所以出现这种“巧合”，是由于朱启钤等人10月23日密电各省，专门就推戴书问题做过指示，特别声明此四十五字系“必须照叙字样”，“万勿丝毫更改”。就这样，袁世凯就以1993张全票被推戴为中华帝国的皇帝。
1915年12月11日，各省代表请袁接受推戴书，袁以“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为由婉拒。当晚，孙毓筠等人又以参政院总代表的名义呈递二次推戴书，称：
“ ……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而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力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
12日早袁世凯申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于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文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子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袁接受第二次推戴后，拟定《新皇室规范》：
“……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治官员；永废太监制度；永废宫女采选制度；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
至此以后，中华帝国进入筹备阶段，欲改年号为洪宪，意为洪扬宪法，定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袁世凯下令成立登基大典筹备处，以朱启钤为办事员长，专门承办袁世凯的登基大典。袁世凯下令成立登基大典筹备处，定于1916年1月1日举行登基大典，以朱启钤为办事员长，专门承办袁世凯的登基大典。袁世凯为登基大典而成立的筹备处就花掉了3000多万元，真可谓是花钱如流水。
可惜，天不遂人愿，袁世凯最终还是没登上这个为他量身定做的皇位。蔡锷、唐继尧等人在1915年12月25日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举行护国运动，西南爆发反袁运动。此时距离袁世凯通电全国称帝仅仅过去两周的时间。蔡锷在缺少装备军饷的情况下，独自率领三千滇军子弟兵踏上征途，向北方强大的北洋势力宣战。蔡锷以近乎决死之心态，率兵讨袁，护国军上下官兵也受到鼓舞，士气旺盛，与此相反的是，袁世凯的北洋军阀们，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虽然袁世凯迅速集结了三路大军，共计十万余人，但是前线各路将军，却以一种默许的姿态消极抵抗，以至于只有三千人的护国军，在蔡锷的率领下，轻而易举的从云南打到了四川。
但是蔡锷的护国军毕竟兵力不足，当部队千里跃进，攻入四川之后，补给供应也出现了问题，这个时候数支北洋劲旅，已经将护国军团团围住但是大部分的北洋将领消极应战，双方陷入到不战不和的僵持状态，战场上迎来了短暂的宁静。但是在战场之外，反对帝制的呼声却风起云涌。在国内一片反袁呼声之中，俄、英、法等国也随着形势变化，调整了外交政策，公使们纷纷指出变更国体，将惹起意外之扰乱。而在云南起义之后，原本不怎么待见袁世凯的日本更是见风使舵，宣布不接待袁世凯派往东京的特使，并且指责袁世凯断然推行帝制，拒绝承认洪宪皇帝，这种明确的反对态度，让袁世凯感觉到形势在迅速恶化。
面对这样的举国征讨，部分官员及参政院奏请袁世凯早日登基，可惜的是，随着战势的加剧，人心不稳，黔、蜀、粤等省相继宣布独立，冯国璋于1916年3月18日联合5名将军发密电致各省将军，就迅速取消帝制、惩办祸首、停战议和等征求各省将军同意。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之下，于1916年3月22日召秘书张一麟起草文告宣布取消君主立宪国体，退回各省区推戴书，所有筹备事宜停止，中华帝国随之流产，张一麟忆述当时情形：
“……那天，项城把我叫去说：‘我糊涂，没能听你的话，以至于此。’……他意思是直接命令取消，并将拥戴书焚毁。我说：‘这件事你是被小人蒙蔽了’。袁回答说：‘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别人’，袁还曾说：‘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欲者，乃真国士也。仲仁在予幕数十年，未尝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严范孙（严修）与我交数十年，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
袁世凯在《撤销帝制令》中申明道，民国建立以来变故纷乘，忧国人士多主张恢复帝制以结束争端。1913年后，主张帝制的声音不绝于耳，每次都遭他呵斥。1915年形势有变，多数人都说若不施行君主立宪制，就不能救亡图存。且看墨西哥革命后的内战及葡萄牙第一共和国成立后争权夺利的斗争，越南、缅甸一定会步其后尘。帝制论者言之有理，各界纷陈来电呼吁帝制。而自己一再声明有维护国体之责，但主张帝制者依然坚持，所以他决定由国会解散国体，大家一致赞成君主立宪。他说，数千年来帝王子孙之祸不断，而主张帝制者本意是巩固国基，然爱国误入歧途足以害国。反帝制者也发表了政见，但不能矫枉过正，危机国家。他望各方摒弃异见、同心协力，神州华裔不应同室操戈。并将所有责任归咎于己，不怪罪他人。
直至袁世凯对内宣布取消帝制都没有正式登基，洪宪年号也仅在内部流传，对外仍称民国，故袁世凯当时也仅仅是民国大总统，取消帝制后滇军也没有放过袁世凯，仍坚持要袁下台，革命党人继续动乱。1916年5月4日，梁启超电劝段祺瑞出以果断，劝袁退位。5月6日，袁世凯通电陈宧，同意退位，但需要先商定善后。冯国璋联络各省于5月17日组织召开《南京会议》，因各省区将军代表谋略不一，会议无果而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