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 改变中国的两场大仗皆因误判而起

地球人都知道，中国近代史因两场战争而发生巨变，第一场是中英战争——鸦片战争，促使闭关锁国的中国“对外开放”；第二场是中日战争——甲午战争。促使封建中国政治改革，走上了“立宪”大道。但大家未必都知道，这两场战争，皆因误判而起。甲午战争的误判者是袁世凯，鸦片战争的误判者就是林则徐。袁世凯是对政治改革后的日本实力估计不足，而林则徐则是对世界局势和对手英国所知有限。先说林则徐，可以说，他主持的虎门销烟，是一场误判下的壮举。

当时清政府，都意识到鸦片之害，但无论是禁烟派还是反对禁烟派，几乎没人将禁烟和战争连到一起，反对派考虑的是个人利益，禁烟堵了财路。而禁烟派考虑的是，禁烟之后，中国还要不要和英国做生意贸易。道光皇帝虽然才情不高，但毕竟不傻。身为帝国最高责任人的他，还是想到了这个问题，问及林则徐。而林则徐马上给了他一粒定心丸。在当时的大清，林则徐无疑算是最有资格回答关于英国问题的人了。他养了四个翻译，终日为他翻译英文书报，整理成册，加以参考。从这些翻译的资料中，他对英国的梗概略知一二。但他看的是简单的介绍与表面的数字，从这些表面东西来看，英国显然不如天朝。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GDp仍旧是世界首位，别说英国，就是整个西欧，其GDp总数也不及中国。面对这样一个的天朝，英国怎么能是个儿呢？

对于英国会不会翻脸，林则徐始终持乐观判断。他为皇帝分析了三个原因，结论是“中英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为零”。一，英国人从六万里外远涉重洋而来，主客众寡之势不言而喻，岂敢劳师袭远，轻举妄动？二，即使其船坚炮利，亦只能取胜于外洋，而不能得逞于我内河。三，除却鸦片一项，英国人即使老老实实做正经买卖，也可以获利三倍，何苦非要和我们过不去呢？而且，面对从未交手的英国，林则徐又给出“万一开战”的坚定答案——中方必胜，英方必败。理由竟然是复述当时清朝军民流行的一种荒谬见解，认为洋人士兵因为脚上有绑腿而无法弯曲膝盖。故只长于海战，一旦登岸，犹如“鱼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

道光皇帝对林则徐的话深信不疑。因为林爱卿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嘛。正是林则徐给道光送上这样的“零风险评估”，道光才踌躇满志，以世界大帝姿态，号令林则徐，对英国鸦片商，采取霹雳手段。然而，林则徐收拾了英国商人，却收拾不了英国军人。后果马上来了。鸦片战争一爆发，林则徐和道光皇帝都惊呆了。英国以区区6千人军队，在这个拥有四万万人口。百万大军的天朝大国海岸线上开始了“登陆表演”，而这边的大清，犹如“不设防”般一败涂地。清英之战，首先不是人数问题，而是时空问题。热兵器对战冷兵器，一个是活脱脱的天兵天将下凡，另一个是直挺挺的庙中泥像发呆，根本不在同一个时空隧道里。于是人数之众者兵败如山倒，而人数之寡者却如入无人之境。

真的打不过，差着一个世纪，不是一星半点儿。半个世纪后，袁世凯对日本，重复了林则徐对英国犯下的错误。1884年，朝鲜“开化党”起事，发动“甲申政变”。政变取得了初步胜利，“开化党”占领了王宫，保守老臣诸多被杀，国王被禁闭于宫，“开化党”一度大权在握。他们宣布“外结日本，内行改革，联日排清，脱离中国，朝鲜独立，实行君主立宪”。然而，清朝驻朝公使袁世凯果断率领驻朝清军及忠于国王军队联合反扑，政变仅三天即遭破灭。“开化党”首领逃往日本求援。鉴于本国维新大功尚未告成，军队羽翼还未丰满，日本对这次朝鲜变局采取了“有限介入”方式，最后与清政府约定“中日共享朝鲜”，签订了《天津专条》。十年后，朝鲜发生爆发东学军起义。袁世凯并未把起义军及虎视眈眈的日本放在眼里，还想如上次那般出师助朝，维持“父国”的尊严。在韬晦的对手日本面前，袁世凯失去了对局面发展的基本判断力。电告清廷派兵入朝，可是没想到的是，当清兵入朝后，日本派兵也挺进朝鲜。

战争一爆发，驻朝清军与日军一交手，方知“此日本已非彼日本”。不仅“罩不住”“小兄弟”了，而且自己的“姥姥家”也难保。袁世凯的对手大鸟圭介爆发出蛇一样的灵敏与攻击力，亲自带兵、兵临朝鲜王宫，而一度高高在上的袁公使，其反应速度与果决力相形见绌。大鸟圭介一举拿下了朝鲜王宫，迅速掌控了“朝鲜内政”。袁培植的朝鲜亲清势力顷刻瓦解。袁世凯本人也差点被日军俘虏。作为误判者，林则徐和袁世凯的事前态度一致：轻敌。事后却大相径庭。林则徐不改初衷，依然认为天朝制度优越西方；而朝鲜战败后的袁世凯却已然学乖，由对日主战转变为“识时务者”。事后在向朝廷的报告中，他面对现实，怅然写到：中日实力对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已占尽优势，中国不可能在对日战争中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