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学生领袖是哪一位？罗家伦与五四运动

大家都知道，五四运动的思想和革命领袖、“总司令”是北京大学教授、文科学长陈独秀；那么，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究竟是哪一位呢？

1919年，时年22岁的北大外文系三年级学生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3位著名学生领导者之一，而且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位。他只用了15分钟就写就了“五四宣言”，文中严正指出：“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当时汇集于东交民巷的学生大约3000余人，来自北京十几所高校。代表他们与外国使馆交涉的主要学生领袖，也是罗家伦。

进北大主修外国文学

民国六年（1917）夏，罗家伦21岁，北京大学在上海招生，罗家伦应试被录取，进北大文科主修外国文学。自1917年到1920年，罗家伦在北大讲究学术自由的风气当中，接受良师益友的启发、熏陶，不断地切磋、琢磨学问；不停地搞活动、求发展；与同学办《新潮》，提倡文学革命；参加爱国游行，起草五四宣言。其儿时所埋伏的革命种子，经中学时期的孕育，在此时已彰显为高昂的民族意识与革命的行动。

1917年就职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他也是罗家伦的浙江绍兴同乡），他那富有革命性的特立言行，在当时罗家伦的心目中，很自然地发出了共鸣。他曾以《伟大与崇高》、《文化的导师》、《人格的典型》等篇章，来表达自己对蔡元培的推崇；而蔡校长也相当欣赏他，并极力提拔。

罗家伦虽是鼓吹革命的新潮派人物，但只要是有见解的教师传授课程，无论是那个科别，即使是守旧派大师，他也会去听课。当时，老复辟派的辜鸿铭在北大讲授英国诗，他把诗分为“外国大雅”、“外国小雅”、“外国国风”、“洋离骚”，罗家伦屡屡“在教室里想笑而不敢笑”。但是，他对于辜鸿铭仍是非常地欣赏，并未以片面之言而废人。胡适更是罗家伦经常讨教甚而争辩的对象，所谈大半是文学革命之事。李大钊是新潮社的热心赞助者，罗家伦和他谈话的范围很广。此外，写《西潮》的蒋梦麟也是他尊敬的人物。

罗家伦

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

蔡元培到北大的一年，适巧也是罗家伦进北大的那一年——1917年。罗家伦回忆说：

当时的情形，可以说是暮气沉沉，真是腐败极了。教员之中，没有一点学术兴趣的表现。学生在各部挂名兼差的很多，而且逛窑子个个都是健将。所以，当时北京窑子里有“两院一堂”之称(“两院”者参议院、众议院，“一堂”者京师大学堂也)。

蔡元培初来北大时，本科分为4科，有4个学长。蔡到任后，重聘4科的学长——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瑮、法科学长王建祖、工科学长温宗宇。并决定工科按期结束以后，并入北洋大学；而将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大。这件事自然引起工科中很多的反对。

文科方面，则生气较多。胡适之是新从美国回来，章行严也到学堂来教几点钟逻辑。国文方面，则由蔡挑了一批章太炎的学生如黄侃(季刚)、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等；更有一位经学大师刘师培，和一位“两足书柜”陈汉章。还有一位刘半农，本来是在上海做无聊小说的，后来陈独秀请他到预科教国文。当时大家很看他不上，不过慢慢地他也走上正路了。

英文方面，则有辜鸿铭，担教外国诗。从前有几个英国人——英国下等流氓——在里面教英文，蔡到以后，一气把他们辞退了。这件事闹到英国公使馆出来干涉，而蔡不为之动，所以把无聊的外国教员肃清一下。但是以后所添的外国教员，也并不高明。除了一位地质系的葛利普是一位特出的学者，替中国在地质学上打下一个很坚固的基础。

理科方面，则有秦汾、何育杰、王烈、王星拱等一类人。法科则以官僚任教为多，如余荣昌、张孝簃等，都是大理院厅长一流的官。法科一直等到民国9年（1920）下半年，王世杰、周鲠生等加入北京大学以后，才日见起色。最初实在没有什么大的整顿。

所谓文化运动的出发点，还是文科。因为蔡元培对于聘请教授是主张兼容并包的。凡是一种学说苟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只要在学术上是说得过去的，他总让他在大学中有机会去发展。所以，拖辫子复辟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以至于主张急进的陈独秀，都能熔化在一炉；而北京大学遂有“百派争鸣”之势。(蔡之取兼容并包主义，有时候也有太过度的地方。从前有一位刘少少，做了一部《新改老》，挺可笑，蔡先生居然也让他在北大开一门功课。)

各派之中，势力最大、而且最易号召者，便是所谓新、旧文学两派。当陈独秀没有进北大以前，他就在上海亚东书局办了一个杂志叫做《青年》。胡适之不过是一个投稿的人；而易白沙这些人，都是这个杂志的主干。胡适之发表《改良中国文学刍议》一文，以八事相号召。此文发表以后，陈独秀就做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其主张较胡适之更为激烈。故“文学革命”4字，乃是陈独秀提出来的。胡适之又接上了，做了一篇《建设新文学革命》。因为胡适之本来于“革命”二字有点害怕，所以于文学革命之前面，戴了一个“建设”的帽子。

胡适之初到北京大学，罗家伦曾去看他，觉得胡适之对一般旧教员的态度还是十分谦恭的。后来因为他主张改良文学，而陈独秀、钱玄同等更变本加厉、大吹大擂，于是胡适之的气焰因而大盛，这里仿佛有点群众心理的作用在内。

当时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时候，大家已经吓得目瞪口呆了；而钱玄同更加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所以许多人更目之为怪诞。他们因为要找一个反对的人做骂的对象，所以钱玄同便写一封假名的信，用“王敬轩”的假名字。这封信是特地用旧派口吻，反对文学革命的。当时刘半农就做了一篇什么连刁刘氏鲜灵芝都包括进去的复信，狗血喷头地把这位钱玄同先生的化身“王敬轩”骂了一顿。这封信措辞轻薄，惹引了不少的反感。后来新青年社中人，亦甚感懊丧。刘半农还有一篇《作揖主义》，也是同样的轻薄口吻的文字，所以大家都看不大起。

《新青年》的编辑与作者

当时的新青年社，是由6个人轮流编辑的。

陈独秀笔锋很厉，主张十分尖刻，思想很快，而且好作惊人之语。他的毛病是聪明远过于学问，所以只宜于做批评社会的文字，而不宜于做学术研究的文字。

胡适之在当时还是小心翼翼的，他回国第一年的功夫，拼命地在写着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他自己亲手抄了2遍，的确下过一番苦功。但是，这是依他在美国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作骨干而以中文写成的，所以写起来比较快，1年就完事了。当时他所做的《建设(新)文学革命论》，很引起大家的同情。他还做了一些似词非词、似诗非诗的所谓“白话诗”，虽然失之于浅薄，但是在过渡的时代里，是很适合于一般人口味的。

钱玄同本来是一个研究音韵学的人，是章太炎的学生，是自己主张白话、却满口说文言的人，是于新知识所得很少、却满口说新东西的人。所以大家常说他有神经病，因为他也是一个精神恍惚、好说大话的人。他的哥哥钱询，做过意大利公使。钱玄同很怕他的哥哥。这个在外面一向主张很激的人，然而见到了哥哥，却一点也不激烈了。他当时主张废姓、主张废汉字，因此大家更觉得这种主张可怕，而更觉得钱玄同是同疯子一样。

沈尹默也是一个编辑，但是他是很深沉而喜治红、老之学(《红楼梦》与《道德经》)的人；手持一把羽扇，大有谋士的态度。北京大学许多纵横捭阖的事体，都是他经手的。他不做文章，也不会做。但是因为他常做的白话诗，而胡适之赞赏他的诗做得好，所以也就成为新青年6大编辑之一。

更有一位莫名其妙的，便是陶孟和。陶是英国的留学生，他外国书看得很多，是一位很好的读书顾问。但是，罗家伦觉得他的中国文字太坏了；而且他读书不若胡适之的能得简，且没有综括的能力，做出来的文章非常笨。以后他还出了一部《孟和文存》。只是因为他能够谈什么社会问题、家庭制度等，所以也成为一位编辑了。

第六位编辑是刘半农，当时大家对于他不很重视，乃是一种实在情形。以后北京大学派他到法国研究音韵，学对于他乃是一种很大的帮助。

《新青年》除了6位编辑以外，更有许多投稿的人：

李大钊是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他的文章写得很好，人也很朴素。

周作人是极注意于写小品文字的，他《自己的园地》等一类稿件，都是那个时候写成的。

鲁迅即周树人，乃是周作人的哥哥，当时在教育部做一个科长，还是蔡孑民（即蔡元培）做教育总长时代找他进部的。以后他宦隐于教育部多年，这时候也出来打边鼓，做《狂人日记》、《药》等很传诵一时的小说。

至于旧派方面，刘师培（申叔）在学问方面是公认为泰斗的，他赋性柔弱，对于此类问题不去计较。

黄季刚（侃）则天天诗酒谩骂，在课堂里面不教书，只是骂人；尤其是对于钱玄同，开口便说钱是什么东西，他哪种讲义不是抄着我的呢？他对于胡适之文学革命的主张，见人便提出来骂。他有时在课堂中大声地说：“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里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这种村夫骂座的话，其中尖酸刻薄的地方很多；而一部分学生从而和之，以后遂成为国故派。

还有一个人，读书很多，自命不凡并太息痛恨于新文学运动的，便是陈汉章。陈汉章乃是前清一位举人，京师大学堂时代，本要请他来做教习，他因为自己没有得到翰林，听说京师大学堂毕业以后可得翰林，故不愿为教师而自愿为学生。他有一个兄弟，乃是一个进士。当年他兄弟中进士的时候，要在他家祠堂的中央挂一个表，他坚决地反对。他说：你的表不能挂在祠堂中央，中央地方要留给我中了翰林时候才可以挂的。哪知道他在当年12月是可以得翰林的，可8月间便是辛亥革命了。所以到了现在，他到祠堂里面尚不敢抬头仰视。他所读的书确是很多，《十三经注疏》中三礼的白文和注疏，他都能个个字背出。他一上讲堂，便写黑板，写完以后，一大蓬黑胡子变成了白胡子。他博闻强记而不能消化。有一次，罗家伦问他中国的弹词起于何时？他说：我等一会再告诉你。罗家伦问他是上午9时；到11时接到他的一封信，上面写了27条，都是关于弹词起源的东西；但是没有一个结论，只是一篇材料的登记而已。他自负不凡，以为自己了不得，只有黄季刚、刘申叔还可以和他谈谈。这位先生也是当时北大一个特色。

还有朱希祖、马叙伦等人，则游移于新、旧之间，讲不到什么立场的。

“群言堂”与“饱无堂”

《新青年》诞生以后，学生方面，也有不少受到影响的，像傅斯年、顾颉刚等一流人，本来中国诗做得很好的，黄季刚等当年也很器重他们，但是后来都变了。所以，黄季刚等人因为他们倒旧派的戈，恨之刺骨(后来朱家骅要请傅斯年做中央大学文学院长，黄季刚马上要辞职)。

当时，北大的学生们除了读书以外，实在有一种自由讨论的空气。在那时，他们几个人读外国书的风气很盛，其中以傅斯年、汪敬熙和罗家伦3个人，尤其喜欢买外国书。大学的图书馆，对于新书的设备比以前也好些。大家见面的时候，便讨论着自己所读的书籍。而回去的时候，便去看书或写信给日本丸善书社(代收西书的书店)去定买外国书。

除了早晚在宿舍里面常常争一个不平以外，还有两个地方是他们聚合的场所，一个是汉花园北大一院二层楼上的国文教员休息室，如钱玄同等人，是时常在这个地方的；另外一个地方是一层楼的图书馆主任室(即李大钊的办公室)。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

大约每天到了下午3点以后，这两个房间人是满的。大家称二层楼这个房子为“群言堂”(取“群居终日言不及”之义)，而在房子中的多半是南方人；一层楼那座房子，则称之为“饱无堂”(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义)，而在这个房子中则以北方人为主体。李大钊本人是北方人；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顾亭林批评北方人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是他批评南方人的话。

这两个房子里面，当时确是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大家都是持一种处士横议的态度。谈天的时候，也没有时间的观念。有时候从饱无堂出来走到群言堂，或者从群言堂出来走到饱无堂，总以讨论尽兴为止。

饱无堂还有一种好处，因为李大钊是图书馆主任，所以每逢图书馆的新书到来时，他们可以首先看到，而这些新书遂成为讨论的资料。

当时的文学革命，可以说就是从这两个地方讨论出来的。对于旧社会制度和旧思想的抨击，也产生于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的人物，虽然以教授为主体，但是也有许多学生时常光临。至于天天在那里的，恐怕只有罗家伦和傅孟真(斯年)两个人，因为新潮社和饱无堂只隔着两个房间。

学生界的思想，在那时也有一个剧烈的变动。最初的北大学生们，看外国书的便比较多起来了。傅孟真和罗家伦两个人，是每月都要去向日本丸善书社报效一点款子的。傅孟真是抛弃了黄季刚要传章太炎的道统给他的资格，叛了他的老师来谈文学革命。他的中国文学，很有根底，尤其是于六朝时代的文学。而他从前最喜欢读李义山的时候呢？他回答说：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妖。

傅孟真同房子的有顾颉刚。而俞平伯、汪敬熙和罗家伦，都是他俩房间里的不速之客。他们天天要去，去了就争辩。由此可见，北大当时各种人物杂居一处的情形以及学术自由的空气。

创办《新潮》杂志并产生巨大影响

罗家伦进入北京大学以后，很快就与高年级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成了莫逆之交，一起创办了当年北大最著名的社团之一“新潮社”和与《新青年》齐名的杂志《新潮》。罗家伦回忆说：

因为大家谈天的结果，并且因为不甚满意于新青年一部分的文章，当时大家便说：若是我们也来办一个杂志，一定可以和《新青年》抗衡，于是《新潮》杂志便应运而产生了。《新潮》的英文名字为TheRenaissance，也可以看见当时大家自命不凡的态度。

这个杂志第一期出来以后，忽然大大的风行，初版只印1000份，不到10天要再版了；再版印了3000份，不到一个月又是3000份。以几个学生所做的杂志，陡然有这样大的销数，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最初大家办这个杂志的时候，还抱着好玩的心理；等到社会看重了，销数一多了，大家一方面有一种高兴的心理，一方面又有一种害怕的心理——因为害怕，所以研究的空气愈加紧张，而《新潮》第二、三、四、五各期从客观方面看来，却比第一期要进步一些。

最初负责编辑的是罗家伦和傅斯年两个，经理人是徐彦之和康白情两个，社员不过20多来人，其中有顾颉刚、汪敬熙、俞平伯、江绍原、王星拱、周作人、孙伏园、叶绍钧等几位。

罗家伦说：“孟真当时喜欢谈哲学谈人生观，他还做了几个古书新评，是很有趣味的；我着重于谈文学和思想问题，对于当时的出版界常常加以暴烈的批评。有些文字，现在看过去是太幼稚了，但是在当时于破坏方面的效力，确是有一点的。比较起来，我那篇《什么是文学》在当时很有相当的影响，《驳胡先骕文学改良论》也很受当时的注意。”

顾颉刚的文字，多半是关于抨击旧家庭制度和旧社会制度的，关于妇女问题，也有许多篇文章加以讨论，在当时大家以为是骇人听闻的话，有妇女人格问题一篇，主张女子应当有独立的人格。这篇东西，被江瀚看见了，拿去给徐世昌看，说是近代的青年思想至此，那还得了。于是徐世昌拿着这本《新潮》交给傅增湘，傅示意于蔡孑民，要他辞退两个教员，开除两个学生，就是当时的所谓“四凶”，这两个是《新青年》的编辑，两个是《新潮》的编辑。

蔡孑民先生当时坚持不肯，他复林琴南的那一封信，不只是对林琴南说话，并且是对徐世昌而发的。林琴南的背后是徐树铮，也就是段祺瑞，是代表当时军人派的意见；而徐世昌也是所谓北洋“文治派”的领袖，当时北大同时受北洋文武两派的反对，其情形之危险也可想而知了。但是蔡孑民这一封信，得到了绝大舆论上的胜利，反而学术界因此对他非常敬仰，这真是蔡先生有“道德勇气”的地方。于是，所谓“新文化运动”，到了这个时候，其势遂不可遏抑。

他们主张，要以近代人的言语（白话文），来表达近代人的思想、情感；打开传统束缚，解放学术思想，反对违反人性的文学；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重新评估传统的家族制度和社会习惯；反侵略、反封建，主张民主、民族的独立和自决。这种以民族为本位的思想，更进一步的表现，就是后来参加“五四运动”了。

在时人看来，《新潮》比《新青年》更加离经叛道，“《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们的同情更多一点”。青年罗家伦发出豪言：“我们何妨……做一个世界的‘弄潮儿’呢！”当俄国革命的消息传来之后，他更是大胆宣称：“以前的革命是法国式的革命，以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就是20世纪的世界新潮了！”

就这样，这个在同学眼中有着“粗鲁的外表”、“熊爪”，以及“爱炫耀”的年轻人，很快便跻身学生领袖之列。

而在国难当头、群情激愤之时，这个激情、叛逆、煽动力十足的年轻人——罗家伦，终于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

五四运动的鼓动者与领导者

1919年4月底，巴黎和会上不利中国的消息传来，北京的学生组织“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工学会、同言会、共学会等召开会议，决定在5月7日举行“国耻纪念日”示威大游行；同时向全国各报馆、团体发出电报，以求声援。这项决议，得到了北京所有大专院校学生团体的响应。

就在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5月2日，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钱能训，密电命令巴黎的中国代表团签约。北大校长蔡元培第一时间将此事告知了北大学生。5月3日晚7时，各校学生代表1000余人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召开紧急临时会议，决定游行提前到次日举行。

作为五四运动的北京大学学生总代表，罗家伦一夜未眠。次日早10点，就在他准备和大家一起去游行的时候，被同学狄福鼎一把抓住：“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8所学校的同学推我们北大起稿，你来执笔罢！”

于是，在短短的15分钟之内，罗家伦一气呵成了那篇著名的180字《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这篇慷慨激昂的宣言，被迅速印刷了2万份拿到街头去散发，也是当天唯一的印刷品。

5月4日下午一点半，在天安门广场上，各校学生陆续到达，“凡先到者辄欢迎后来者以掌声，而后来者则应和之以摇旗，步伐整齐，仪容严肃，西人见者，莫不啧啧称赞”。

北京《晨报》的记者，目睹了当时广场上人群如潮、旗帜如海的盛况：学生们“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大会主席段锡朋宣布开会以后，游行总指挥傅斯年慷慨陈词：“……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危机已发，幸共图之！”台下掌声雷动，“废除不平等条约！”“惩治卖国贼！”的口号此起彼伏。

1个小时后，3000名学生晃动着小旗、呐喊着口号，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了。

【名家小传】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笔名毅，浙江绍兴柯桥镇江头人。著名教育家、思想家。

罗家伦之父罗传珍，曾任江西进贤等县知县，思想比较进步。罗幼年就受其父影响。1914年考入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肄业后进入北京大学文科，成为蔡元培的学生。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徐彦之等人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当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支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亲笔起草印刷传单中的白话宣言（而文言篇由许德珩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五四运动后接任《新潮》主编。

1920年秋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后又去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6年归国后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很多文章中支持蒋介石的政策。1928年就任以蒋为首的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教育处处长。

1928年8月任清华大学校长，使清华由教会学校转为国立大学。1930年后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中央政治学院教育长、中央大学校长等职。在执掌中大期间，提出建立“诚朴雄伟”的学风，改革教学方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1941年9月起任滇黔考察团团长、新疆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团长。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1947年5月出任驻印度大使。

1949年去了台湾，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任“考试院”副院长。1957年任“国史馆”馆长、“中国笔会”会长等职。1969年病势渐重，12月25日因肺炎、血管硬化等症状并发，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72岁。

主要著作有《新民族观》、《新人生观》、《文化教育与青年》、《科学与玄学》、《逝者如斯集》、《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