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不敢杀故意放走的中共大将究竟是谁？(图)

蒋介石抓住陈赓后为什么不敢杀？陈赓与蒋介石之间的故事也是颇有传奇色彩。1925年黄埔军校学生东征，陈赓救了蒋介石一命。但很快国共之间反目成仇。1933年，陈赓被捕，蒋介石感激陈赓救命之恩，也不想把这个难得之才放走，便亲自会见陈赓，以感化他。

采访陈赓的长子陈知非、次子陈知建、女儿陈知进以及部下王恩田

采访时间 2003年1月

采访地点 北京灵境胡同

采访对象 陈知非(时年74岁) 陈赓与王根英的长子

原航天部高级工程师

陈知建 陈赓的次子 原重庆警备区副司令员 少将

陈知进 陈赓的女儿 北京301医院主任医师、教授

王恩田 原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宣传队队员

陈知非是陈赓与王根英唯一的儿子，王根英在1939年牺牲。陈知非听说父母1927年结为夫妻;听说他们异常恩爱;听说1933年他们在上海相继被捕。陈知非对于父母的印象几乎空白，基本上都来自别人的讲述。

记者：由于当时的革命形势，老革命家的孩子在幼年时期由父母亲自带大的实在不是很多，您的童年好像都是与外婆在一起，您和父母接触的机会很少吧？

陈知非：是啊。我的名字都是我祖父给起的，我是1929年出生的。从记事的时候起我就和外婆在一起，记事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我父亲母亲是什么样子。我与母亲合影是两岁多，但是我这个人记事晚啊，我父亲母亲什么样子都是我的姥姥告诉我的。

记者：所有的孩子在小的时候都希望能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可是您的父母却因为革命工作，只能把您托付给您的姥姥。孩子总会对自己的父母产生思念之情，那姥姥是怎么向您描述父母的？

陈知非：她告诉我说，你父亲是共产党的官。我小的时候就知道，别去向外人说。从小我就知道我父亲母亲都是共产党里头的。在我小的时候总是听我外婆给我讲我妈在上海闹罢工的事情，说我妈净闯祸。把那个枪搬到自己的家里来，步枪，搞什么起义嘛。她把枪放到我们家桌子底下，我那个大舅舅吓得要死。他给我讲我妈罢工，我舅妈也知道，我舅妈也是纱厂的工人。说外国汽车要撞她(我母亲)，她站着不走，结果那个汽车就停了。

记者：您小时候和您母亲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很多，在您的记忆中，您对母亲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段时间？

陈知非：我印象清楚的就是我妈在南京坐牢。她常常给家里写信来，还给我绣了一个枕头，有时候还给我寄来小孩玩的东西。我母亲在监狱里待了9年，经常给我寄枕头、布娃娃之类的东西。我妈出狱以后就根本没到上海来，直接去延安了。

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人攻打上海。我和姥姥就在法租界里待了好几个月，有点相依为命的感觉。回去的时候家里房子都烧光了，什么都没有了。没办法，我们就搭了一间小房子住在里面。姥姥老是哭啊，在那个被火烧得一塌糊涂的地方哭了好几天。

记者：后来随着国内形势向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您父亲也有条件把您带到身边，父子团聚。他是怎么找到您的？知道自己就要见到父亲，您的心情是不是很激动？

陈知非：那时候上海有地下党，我父亲派人到上海来打听我的下落。那是1946年，我父亲派人来打听，说要把我接到解放区去。那时候我们没事干，我在家里生活也不好，我吃得多，我舅妈就瞪眼。

我走的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正在谈判。我上路的时候很高兴，心里想总算能够离开上海，可以到外面去看看了。我在苏北上船，碰到游击队员，不穿军装的。我当时对枪比较感兴趣，这可能是遗传。然后到山东，曲阜解放了，进曲阜去看，全是石头碑。当时吃饭倒不发愁，斗地主也见到了不少新鲜事，一路上经过了曲阜、泗水、灵岩等许多地方。那时候没有车，就开个路条，到这个县政府。县政府一看我们行动不方便，就让我们住下。第二天他们派人送我们走，有时候骑骡子、骑马，有时候坐牛车。过封锁线的时候，就由山东民兵保护我们，有20多个民兵，我以为封锁线多厉害，结果过了以后，我问他们过了没有，他们说早就过了。

记者：大家都知道山东是老解放区，老革命、老八路特别多，您父亲当时已经是赫赫有名的虎将，您路过山东时，有没有遇到认识他的人？

陈知非：当时比较有意思的是山东有好多人认识他。在山东有个人说，你父亲脾气特坏;还有个女同志说你父亲很英俊，长得很漂亮。但是我听我外婆讲，我父亲是穿长袍戴礼帽，很讲究的，也告诉我他戴眼镜，结果到解放区一看，他穿着八路军的衣服，根本不是我姥姥说的样子。说到心情，就是紧张。我小时候听我外婆说，你父亲把你扔到上海，没良心，儿子也不要，所以给我印象不好。所以见他的时候，我心里紧张，不知道他会不会对我很厉害。

“我死了以后，你会不会哭我啊”

“晚上的时候我父亲跟我一起睡，我父亲摸着我的头，说：‘我死了以后，你会不会哭我啊？’他问我这个话，我现在想，他可能是想因为以前把我扔在上海，跟他没有感情了，死了以后不会哭。”

——陈知非

记者：有句老话说“知子莫若父”，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是父子之间的这种极其深厚的感情的体现。十几年没有见面，您和父亲见面的时候是什么情景？

陈知非：傍晚的时候，傅涯带着我们来了，大家早就在村外迎接我们了，很多人，有人说这是你父亲，我一看，跟想象的不一样。我父亲一看见我，马上抱我：“看你长这么大了，长得跟你妈似的，头发也像你妈。”摸我背，摸我头。回去的时候，他搂着我，一路上搂着走的。我当时觉得我父亲还可以，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大的脾气。晚上的时候我父亲跟我一起睡，父亲摸着我的头，说：“我死了以后，你会不会哭我啊？”他问我这个话，我现在想，他可能是想因为以前把我扔在上海，跟他没有感情了，死了以后不会哭。

记者：离别多年的儿子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身边，您父亲一定非常欢喜，终于可以尽父亲的一份责任了。

陈知非：找到父亲，我觉得他对我的关心真的是无微不至的。晚上睡觉，他一会儿给我盖被子，一会儿给我盖毯子，我过去没碰到这种事。我们睡在一张炕上，他晚上不断地给我盖被子，我感觉到他是爱我的，我第一次感觉到。我小时候哪有人老给我盖被子这样的事。

记者：您的母亲曾任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1938年任一二九师后勤部指导员。她和您的父亲聚少离多，1939年1月他们最后一次相聚，分手时，父亲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根英已经流泪了。

陈知非：百团大战胜利结束后，我父亲大病了一场，没日没夜地高烧，昏迷了半个多月。他嘴里常常喊道：“王根英！王根英！”他发誓要永远铭记我妈妈，并至少要为她守节三年。我妈很早就在山东牺牲了，所以我父亲晚上经常给我讲我妈的事情。他说，你妈傻乎乎的，看到延安的山，说那么高的山，没有电梯怎么上得去。他很爱我妈，听说我妈牺牲的时候，他把电话机都砸了。我父亲脾气不好，特别暴躁。他一不高兴，别人就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找不着他了，说陈赓去哪儿了？一找呢，他在一棵树底下发呆呢。听陈锡联(开国上将，陈赓好友)讲，我父亲在日记上写“今天是我最惨痛的一天”。别人讲，说他决定“守寡”三年……

记者：可以看得出您父亲很爱您母亲，当初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陈知非：这些都是傅涯老太太讲的。他们以前就认识，我父亲在上海夜校讲课，我母亲去听，他们就认识了。

在武汉召开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时候，我父亲写了个条，让人传到我母亲那里，就是向她求爱的这么个纸条。但是我母亲不理他，把他写的条子用唾沫贴到墙上，写了两三张条子，都被我母亲贴到墙上去。我父亲说，谁能帮我说服王根英，让她跟我结婚，我给他磕三个响头。后来周恩来和邓颖超帮助他，说服了我母亲。可能他们比较对脾气吧。

“孩子王”怕孩子哭

陈赓不仅爱自己的孩子，他对别的孩子也倾注了很多的爱。传说陈赓有“三怕”：国民党里怕廖仲恺，共产党里怕彭德怀，再一个就是怕小孩哭。他特别怕小孩哭，孩子一哭他就受不了。

记者：陈赓将军敢爱敢恨、敢做敢言，天不怕、地不怕，但是在他的战友里好像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您父亲最怕看见小孩子哭，一个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大将军怎么会害怕孩子哭呢？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陈知建：我父亲可以说是一个孩子王，身边所有孩子都喜欢他，但是这孩子不能哭，一哭他就躲到老远。这是因为在长征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当时过草地，他发现一个小红军摇摇晃晃在前面走，就下来问怎么回事。问他还有没有粮食，那个小红军本来已经饿得不行了，但还逞能，说我有粮食，让他骑马他不骑，干粮袋里鼓鼓的。我父亲一想有粮食就算了，就走了，刚一走就觉得上当了，回来一看小红军死了。他在那儿哭了一场，扇了自己两个嘴巴子，说，陈赓你上当了。打开干粮袋一看是个牛的膝盖骨，根本没有粮食。从那以后我父亲就特别怕小孩哭，孩子一哭他就受不了了。在我们家也是，孩子一哭，他就先躲一边去了，他受不了。他是真怕小孩哭，我弟弟生病要打针，就在那儿哭，父亲说你们先别打，然后把一道道门关上了，说，打吧。他不愿意听孩子哭，我们也了解，所以只要我们哭了闹了，一般目的都能达到。他最喜欢孩子，在我们家住过的孩子有十几个吧。

记者：他这么喜欢孩子，那孩子们是不是都不怕他？

陈知建：说起我父亲与孩子的关系，我们是又爱又怕。他发起脾气来是雷霆万钧之势，拍起桌子来，铜墨盒都蹦起来。但是你对了他的脾气，像不能说假话啦，不能偷东西啦，反正他那几根弦不能拨，其他淘点气没事。有一次我试了一下，忘了是犯了什么事了，他就骂“王八蛋”，我灵机一动说，骂得好，他就在那苦笑，你什么意思，我说没什么意思，你骂我王八蛋，我承认就是了，后来他哈哈大笑。他说王震那儿子在延安的时候，王震骂他儿子说，你这个孬种，他儿子说，我这个种就孬，我爸反过来就又说了个笑话。只要不拨他那几根弦，他绝对是慈父。

记者：人们喜欢称您父亲为“乐天派将军”，他的乐观开朗甚至玩笑和恶作剧，在血雨腥风的年代里非常可贵，是同事和战友们精神的安慰，他好搞恶作剧在军里是出了名的。

陈知建：的确是这样，我父亲的性格非常开朗乐观，也喜欢和身边的好朋友开玩笑。在黄埔时期，我父亲看恽代英老不睡觉，就趁他睡着的时候，拿墨汁把恽代英的眼镜片给染黑了，他一睁眼，噢，天还没亮，又接着睡，这样就能让恽代英多睡一会儿。

还有一次，是在实行军衔制之前。军委会上，研究新的军装，有的人提出来要体现民族特色，我父亲反对这个意见，他说整个军衔制都是跟外国人学的，搞什么民族特色。最后他捣起乱了：“哎，我提个建议，咱们一边插上四面护背大旗，头上再戴上两根雉尾翎。”大家哄堂大笑，据说把叶帅笑得都说不出话来了，说陈赓你这家伙，亏你想得出来。

还有是在大生产运动中，部队比赛种西瓜。他种的西瓜个头小，结果头天晚上我父亲就到医院偷葡萄糖，给西瓜注射。第二天，一比赛，他赢了。他说我西瓜个小但是吃着可甜呢。他的西瓜里注射了葡萄糖能不甜吗？

打仗的目的是消灭战争

尽管会对孩子的哭手足无措，尽管在日常生活中爱搞恶作剧，但是作为一名军人，战争占据了他生活的大部分。从著名的黄埔军校毕业，到成长为一个世界闻名、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共产党将领，他经历了无数的战争。但是陈赓打仗的目的不是消灭敌人，而是消灭战争。

记者：“携杖登高观阵地，万里山拥万里云。义兵壮气吞牛斗，誓灭豺狼侵略军。”这是陈赓将军的挚友，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赠给您父亲的诗，您父亲最为人称道的是在战争中的才华和取得的成就，您怎么看待作为军人的父亲呢？

陈知建：有些人打仗是以杀人为快，我父亲可不是。每一次作战，他看到尸体多了以后，心情都非常沉重。上党战役的时候，父亲的指挥所转移，要经过刚打完仗的战场，老参谋就说，哎呀，从来没见过那么多尸体，血流成河、横尸遍野。其中有个参谋看了很高兴，说战果很大，就踢了敌人尸体一脚。结果没想到我父亲勃然大怒，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残忍，他都死了嘛，已经得到了他应该得到的惩罚，你干吗还踢人家的尸体。他作战的目的不是为了杀人。我悟出了一个道理，真正作战的目的，真正能打善战的将军，作战的目的就是消灭战争！

记者：你们家是军人世家，您父亲的祖父是湘军著名将领，曾跟随曾国藩征战南北，而您父亲14岁只身投奔湘军，从一名小兵逐渐成长为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您现在也是一名老兵了，您选择当兵是不是也受了父亲的影响？

陈知建：从我父亲对我们的影响就可以看出他的军人情结，全部都是当兵的，我儿子也是当兵的，这样我们家已经是四代行伍了，这就是他的情结。有一次我带我们十四军的英模报告团到北京来作报告。当时记者协会联合起来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就问到这个问题。他们问你们是不是穷兵黩武，跟越南打仗，你们是什么目的？我们另外一个副师长答得很好，他说昨天我到范曾那儿，要他送给我们一幅画。范曾问画些什么内容，我就给他提要求了，你就给我们画一幅田园诗般的美妙景象，农民在种地，工人在做工，妇女在给孩子喂奶。范曾就很奇怪，为什么要画这个。我们那个副师长说这就是我们作战的目的，以后到我们作战最艰苦最吃不住劲的时候，看看这幅画，不就有动力了吗？不就有精神了吗？我们那个副师长回答得很巧妙，我觉得代表了我们从军的目的。

在我们家参军好像是理所当然的，没想过别的，我那个儿子从来没想过上什么地方大学，就是上军事院校。

记者：您现在也是军人，您能从军人的角度说说陈赓将军作战时的战略战术风格吗？他经历的战争沧桑对他性格的形成是不是有一定的影响？

陈知建：比如在山西，我父亲消灭了胡宗南的第一军第一师，当时也叫第一旅，整编师当时也叫旅。胡宗南的那个旅号称“天下第一旅”，我父亲把它消灭以后，胡宗南还打电话来问，他接电话说：“对不起啊，你这个旅已经被我整个地消灭了。”美国大使卡尔逊称赞父亲率领的三八六旅是亚洲最好的一个旅。

还有个例子：神头之战，就是现在山西朔州。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他要在那里打一次伏击战，而且指定在朔州这个地方。那儿有个村子叫神头村，当时是在地图上选了这么个地方，神头村从地图上看两边是大山，中间是一条公路，这么个地形，很适合打伏击战，打日本人。后来父亲问谁去那儿勘查过。结果大家傻眼了，谁也没去过。我父亲就说走，一起去看一看。到现场一看傻了，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那个地方确实是一个山沟，但山沟里边又突出一个山梁子，公路在山梁子顶上。大家看了觉得没法伏击，我父亲说看公路两边二三十米的地方，一边有一条国民党修的旧战壕。他看了看那个长度，估计能埋伏一个团，然后回来开会，讲这个地方还是可以打伏击的，大部队在后面，就按这样的部署。这样日本人来了，他们就往两边高处看，就没往脚底下看，没看沟里。日本人先派尖兵来侦察，结果撒尿都尿到我们士兵的头上，就那么近！最后战斗发起以后，八路军突然从他们面前出现，歼敌1500人。那在抗日战场是很厉害了，后来打得日本人在坦克车上贴标语：“专打三八六旅”，日本人也说这是共产党最典型的游击战。当时咱们是一个旅加一个团，共四个团打了1500人，等于四个团打他一个团。

记者：1947年夏，鉴于形势的发展，中央军委决定调陈赓将军纵队西渡黄河，配合彭总司令的部队进行陕甘宁边区保卫战，保卫党中央。他认为党中央让他率部西渡黄河是消极防御，而不是积极进攻，毛泽东激动地说：“好！好！你真不愧是陈赓，我知道你肚子里有绝招的。”可见毛主席对陈赓将军的评价是相当高的，那您父亲是怎样看待自己的？

陈知建：他从来不以胜利者自居。重庆解放以后，我父亲到白公馆去看望国民党战犯。那些战犯好多是他黄埔军校的同学，他们已经做好准备，准备被我父亲教训一顿。这些人是他战场上的手下败将，我父亲是个胜利者。没想到我父亲却请他们吃饭，只叙友情，不谈战争，最后还留下一句话，以后解放台湾还靠你们的工作，他们大出意料之外：陈赓没有以胜利者的身份出现，最后还让我们为解放台湾出把力。总理见这些国民党战败将领，我父亲作陪，全过程父亲没有说一句盛气凌人的话，从总理到陈赓都没有一句盛气凌人的话。

简单说，他就是个千面人。他到各种场合，就以不同的形象出现，有时候是工人，有时候是个商人，有时候又是个学生，什么样的形象都有。人家都认识他，那些巡捕房里的巡捕都是外国人，他的英文好，跟人家讲英文，他们都知道有个陈赓要抓，却不知道陈赓就在自己身边。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他被逮捕以后蒋介石亲自劝降。当时把他押到南昌，国民党让他换衣服、洗脸、刮胡子，他不干，说我就是这个样子，我现在这样是你们造成的，然后我父亲蓬头垢面地就去了。到了南昌，国民党先把他安排在客厅里，然后蒋介石出来就先叫板，陈赓在哪里啊，陈赓在哪里啊。蒋介石的意思是想叫他起来迎接，他就拿张报纸盖着脸装睡觉。

“天下无敌怎么会死在心脏病上呢”

“就是一个不相信，天下无敌怎么会死在心脏病上呢？就是不相信，连我小弟弟都不相信，死了都不相信。我真正相信是父亲被送到火葬场。真的要推进去烧了，这才明白过来，没有父亲了。”

——陈知建

记者：我们知道陈赓将军是因为心脏病去世的，在此之前常年作战的时候他有这个病吗？父亲去世的时候您有多大？听说您当时还不相信心脏病会夺去了他的生命。直到您来到了父亲的遗体前也还是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陈知建：父亲去世的时候，我16岁还不到。在他去世之前，他已经病了有三年了，中间发作了三次。父亲的去世，对我们小孩来说，根本不能相信这个事实。这个战无不胜的大将军，怎么会让心脏病夺去他的生命，我们都不相信。父亲是在上海去世的，我当时是怎么也不相信。父亲去世时，上级把我从北京接到上海去，在飞机上我还跟人家说笑话，今天亏得你把我叫出来，要不然该考试了，躲过一劫。我心里根本不相信。我没能和父亲见最后一面，我到父亲身边的时候，父亲已经死了。我是中午到的，我父亲早上就去世了。3月17号是他的生日，父亲是1961年3月16号去世的，他的生日是阴历二月初一，那一年二月初一是3 月17号。

记者：在中国，一个家庭中，父亲往往扮演着家庭的核心、顶梁柱的角色，他承担着支撑起一个家的重担。当您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时是不是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陈知建：我当时没有感觉，一片空白，人都懵了，就剩下哭了，就是一个不相信。心里想，这个人天下无敌怎么会死在心脏病上呢？就是不相信，连我小弟弟都不相信，死了都不相信。我真正相信是父亲被送到火葬场。真的要推进去烧了，这才明白过来，我们没有父亲了。父亲遇到过那么多强敌，法国人、日本人、美国人都没能把他怎么样，怎么心脏病把他制死了呢？真不相信啊……

记者：陈赓将军是一个乐天派，平时喜欢和战友朋友们开玩笑，他和他的战友、上级领导、下属的关系都非常好。当他的战友们听到陈赓将军去世的消息是不是也非常悲痛？

陈知建：父亲的战友们哭得哟，真让我们吃了一惊，他们比我们哭得还厉害呢，都是号啕大哭。据说李克农也是这样，从父亲去世那天起再也不说话了，第二年就去世了。我父亲去世以后，李克农很少说话，他们是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时结下的友谊。父亲去世后，宋庆龄还写了一封信，说我这几天总是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怎么好人这么早、这么年轻就去了。

父亲刚去世时，中央一开始不敢告诉宋庆龄。怕她过来看父亲，怕刺激她。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就把收音机做了点手脚，让她那天听不到收音机，等我父亲的骨灰送到北京以后，才告诉她。然后宋庆龄写了一封信给廖仲恺的女儿廖梦醒，说为什么好人都早死，还说陈赓无论哪一方面都堪称共产党员的楷模。最近我们才知道，这封信是用英文打字机打的。

记者：陈赓将军是黄埔一期的学生，是“黄埔三杰”之一，而周总理在大革命时期曾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又在上海一起进行地下工作，周总理更是陈赓将军的直接领导，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好。听说陈赓将军去世后，周总理专门从外地赶回来参加追悼会了。

陈知建：当时总理说必须等我回来才能开追悼会，总理当时在广州开会，下飞机回来，哪儿都没去，直奔中山堂，当时是在中山堂举行吊唁活动。

黄埔三杰

中国军事史上有许多将领都是黄埔军校培养出来的，而陈赓在黄埔军校是比较出名的人物，是“黄埔三杰”之一，和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私交甚好，更是得到蒋介石的信任。

记者：在许多黄埔军校毕业的人中都有一个说法，就是黄埔军校有三杰：蒋先云、贺衷寒、陈赓。“黄埔三杰”的称号是怎么得来的呢？有什么背景故事吗？

陈知进：“黄埔三杰”不是很确切的说法，但这三个人确实是蒋介石最喜欢的。他们黄埔同学中流传着一句话，叫“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灵不过陈赓的腿”。大革命中在第二次东征的时候，蒋介石打惠州把一个师派出去了，指挥所没人，而这个师是个杂牌军，不禁打，败下来了，怎么堵也堵不住。我父亲是个连长，蒋介石就任命我父亲当代理师长，重新组织再上去打，但是兵败如山倒，陈炯明的部队就要打过来了。我父亲对蒋介石说，赶紧转移吧，不转移就要被抓了，结果蒋介石在那儿又哭又闹，他说，这样回去就无颜见江东父老了，我要共存亡什么的。我父亲说你，还是赶紧走吧，于是我父亲背起他来就跑，跑了20里地，渡了一条河。

后来，我父亲给蒋介石收拾桌子，发现蒋介石的一个花名册，所有共产党员下面他都画个圈，一个红圈。那时候蒋介石要准备“清党”了，他在每一个共产党员下面都画了个圈，下面还有一句话。我父亲名字下面的话是“我印象中好像此人是共产党员”，蒋介石在共产党员后面画了一个问号，“不可带兵”。蒋介石原来在我父亲的评语中写的是：“此人貌似文弱，但是生性坚强，可以带兵。”原来是可以带兵，现在180度大转变。原来写的评语，是父亲救蒋介石之前写的。当时黄埔一期的学员，蒋介石会给每一个毕业生写一个评语，评语都贴在墙上，这是后来几期的学生看到的。

记者：早期黄埔军校是培养中国革命人才的摇篮，那些在各自家乡都算精英的青年为着理想荟萃于此，他们一同成长，又因坚持不同的主张而最终分道扬镳。中国现代历史最大的两股政治力量的分裂，首先撕开的就是这些黄埔学生，从此赋予他们截然不同的命运。南昌起义以后，很多黄埔军校的同学校友就从校园里共同学习进步，变成了战场上的持戈相向。

陈知进：对。在共产党里的黄埔一期有左权、徐向前等很多人。左权是我父亲介绍入党的。国民党的黄埔毕业生就很多了，像宋希濂、杜聿明、胡宗南，这些都是黄埔一期的。胡宗南当时跟他(陈赓)私交很好，虽然两人的政治观点不同，但是个人关系还是比较好的。

黄埔的同学，后来走到对立，在他们的身上显示了中国革命的一个历程。后来这些人从短兵相接的战斗，到后来长征、解放战争，变成集团的对阵，后来又继续分化。在解放战争里，他们一提起来对面打的是我父亲，都还讲陈大哥怎么样怎么样，在他们内部还是称我父亲为陈大哥。革命胜利以后，忘了是哪一位国民党将领了，被俘虏了以后，开始还很傲慢，后来要求见我父亲。我父亲来了，他“啪”一个立正，说：“大哥来了，你们打得不正规。”我父亲说：“什么叫正规？”我父亲教育了他半天：“蒋介石弄得民不聊生是正规吗？兵不厌诈，有什么不正规？”最后把他说得哑口无言。

记者：1932年，陈赓将军因为负重伤秘密到上海就医。后来，您父亲在上海因为叛徒的出卖而被捕。陈赓将军从被捕到被释放非常有传奇色彩，这中间是不是经历了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陈知进：他是在上海的租界被捕的，一开始是被关在英国巡捕房。那些巡捕都认识他的，父亲以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跟那些巡捕混得很熟。人家都知道他是王庸王先生，不知道他是陈赓，那些巡捕甚至还曾经和他在一起讨论过怎么抓陈赓，现在一看居然他就是陈赓！

后来引渡到上海警备区，国民党这边，就押到南京，蒋介石正在南昌“围剿”中央苏区呢，行营设到南昌的科仪馆。得知陈赓被捕，宋庆龄写了一封告全国人民书。他的黄埔同学也去蒋介石那儿求情，所以蒋介石不能轻易把他处理掉，就把我父亲押到南昌亲自劝降。

蒋介石劝降的时候，许他一个师长，说你过来，马上给你一个师长干。蒋介石还说一个军也就是一句话的事。

记者：据说您父亲把蒋介石臭骂一通，他对蒋介石有救命之恩，蒋介石迫于舆论和道义上的压力，也奈何不了他，您父亲是怎样脱身的？

陈知进：我父亲被释放是一段比较复杂的过程。首先蒋介石不敢杀他，怕杀了他影响面太大。因为我父亲救过他的命，杀了陈赓，人们会说他蒋介石忘恩负义;而且父亲在黄埔军人里，在国共两边影响都很大，所以蒋介石希望借父亲影响红军里的黄埔同学。有人说，陈赓在国共两党都吃得开，还是比较形象的。

到最后，对我父亲的关押就变成了软禁了，当时再加上党组织的营救，我父亲才被成功地营救出来。没有蒋介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不可能从蒋介石的堡垒里营救出来，但是地下党确实进行了营救。虽然父亲逃出来的方法有好多版本，什么装在箱子里的，用绳子爬下来的，有很多说法，但是他确实是共产党营救的。

记者：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您父亲都称得上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充满惊险的坎坷经历，惊心动魄的敌后工作，对许多人来说充满了英雄色彩，您怎么看父亲的戎马一生呢？

陈知进：我父亲把所有的精力，把他的生命都贡献给了党和中国的革命。他是积劳成疾。1922年参加游行，几次负伤。解放后他一直在打仗，一开始先上越南打，1950年到越南，1951年去朝鲜，1952年建哈军工，在哈军工步入正轨以后，他又到总参。他是1957年在家里病倒的，当时父亲跟人谈完话以后，突发心脏病。幸亏我弟弟发现了，他才三四岁，还不懂事，他说爸爸怎么哭了，爸爸别哭，我去叫人。弟弟就到院子里叫人，这才救了父亲的命。

当时中央有个文件说中将以上写回忆录，但是开始没告诉他，担心他的身体无法承受。后来他知道这个文件后说，哎呀，没想到我生病了还能为党工作，所以他就开始写回忆录。他一生就没有停下过，即使生病了也还写回忆录。他自己说的嘛，机器一开动，就停不下来，刹不住车了。

“我就是一个幸运者，幸运就是我们能遇到这么一个好领导”

“人家都说是幸存者，我还是一个幸运者。幸存者就是我能活到现在，就是幸存了;幸运就是我们能遇到这么一个好领导，在生活上、政治上、思想上都是靠着他领着走过来的。他不是天天领着你，但是他的思想对你影响很大。像我，如果不是他当旅长，是别人当旅长，我以后的发展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

——王恩田

记者：1939年陈赓大将给您拍了一张照片，您是非常珍视这张照片的。这张照片是在什么地方拍的？您能介绍一下当时照相的情景吗？

王恩田：这是1939年陈赓大将在太行山宋家庄他住的那个院拍的。当时是1939年的8月，那个时候他是旅长，我是旅宣传队的宣传员，他非常喜欢孩子，希望我们成材。这张照片算起来有64年了，我一直放在身边。

你看这个照片都已经剪了，但还可以看得出背景是什么，这是陈大将房东窑洞的前面，照相的时候房东还在屋里说话。照完了以后，房东老大娘、老大爷出来说，噢，你在给小黑头照相啊，小黑头方头方脑的，很好啊。陈赓就笑了，推着我打招呼，我就叫大爷大娘。他们说好，好，好，你唱京剧唱得挺好的，你长得很像陈大将，方头方脑的。

陈大将好多事都是手把手地教我。他说你是个土包子，你不会照相，我告诉你怎么照。他说：“你把脚站好与肩同宽，然后一个手背在后面，你左手背后面，右手放下来。哎，这样看着挺好的。你站好，我给你照。”

记者：您一直说自己是一个幸存者和幸运者，为什么？

王恩田：我这个人吧，人家都说是幸存者，其实，我还是一个幸存者。幸存者就是我能活到现在，就是幸存了;幸运就是我们能遇到这么一个好领导，在生活上、政治上、思想上都是靠着他领着走过来的。他不是天天领着你，但是他的思想对你影响很大。像我，如果不是他当旅长，是别人当旅长，我以后的发展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

有一本叫做《荒煤散文选》的书里面写过一篇文章，有我那么一小段，在那里面写我的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我的家庭是一个基督教家庭。1939年2 月10号，我们在平原打了一仗，我就为这件事祷告，我说旅长啊是除魔鬼的英雄，日本鬼子是魔鬼。因为在我们县城，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孩子参军是因为没有家了，日本人去一次杀一次，我们县城有万把人，日本鬼子第一天进城就杀了我们1070多人。

我就祷告这么一次，我那些小同乡们就到处嚷，王恩田为陈旅长祷告了。宣传队长就挺不痛快的，他跟分队长就找我谈话，说我们宣传队是宣传马列主义，这是共产党的宣传队，他给我扣了一堆帽子，我那个时候也糊涂，什么唯心论，唯物论啊，我那时候也不太清楚。

记者：当时宣传队长把您调离了宣传队，旅长陈赓不同意又把您调回宣传队？他为什么这么做？

王恩田：陈赓把我带到政治部主任苏精诚那儿，说王恩田只是信教问题，怎么能把他调走呢？宣传队长说：“他调皮得很，说他也不听。”陈赓说思想上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教育过来的，你慢慢地教育嘛。

1943年的1月，陈赓知道我入党了，高兴得把我的肩膀都拍疼了。

那年七八月份我们就搬到宋家庄了，陈荒煤来采访，写完了以后，要让队长过过目，因为他们也知道我有变化，说王恩田进步很大。陈赓给陈荒煤说，我死了，这些小鬼会哭我;但是他给我们说，你们这些小鬼走了的话，我会大哭一场的。我们离开他，他会大哭一场的;他走了，我们也会大哭一场的。我不是大哭了一场两场，我只要想起陈大将，想起他，我就克制不住。

记者：陈赓和你们的感情非常好，他特别喜欢孩子？

王恩田：他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儿子，你说感情能不好吗？因为那个时候他爱人王根英刚逝世没多久，有时候他说我那个孩子说不定就在上海当童工呢，流浪儿，你们多幸福啊。有时候他会拧拧我们的耳朵，说叫一个，叫一个，叫个好听的，叫个干爸爸。他就抱着你，拉着你，有时候贴贴脸。他那个胡子很厉害的，贴贴脸，蹭蹭脸，我们说，你胡子多，杀鬼子也多，他高兴了就说，对！我胡子多，杀鬼子也多。

只要他在我们中间，说实在的，我们就感觉有依靠。他是1941年11月调到总队当司令的，宣传队不是整个带过去，基本上要分成两半。分开的时候他说，我在中队工作，你们还在三八六旅，我只能带一些大的。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行了，那个脸上看得很清楚，要流泪了，我们是一听到这个就呜呜的，都哭了。这以后怎么办呢，他一说要走，我们哭，他也哭……

在采访快结束的时候，一群曾经住在灵境胡同41号的孩子们回到这里聚会(当时陈赓的夫人傅涯还住在那里)，如今他们都已是50多岁的人了。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家庭，宋勤、宋平是宋任穷的子女，陆放、卢国梅、董芳的父母也都是陈赓的战友或朋友。上世纪50年代，他们在远离父母的时候，先后走进了这个他们都称之为家的地方。

陆放：整天上房、掏鸟、给猫灌酒，这地方可以造反，什么都干。

宋勤：我们喜欢他，就叫胡子爸爸，傅涯阿姨没胡子，但是是他夫人，我们就叫她胡子妈妈。

孩子们口中的胡子爸爸陈赓与胡子妈妈傅涯是在1943年结婚的，他们相濡以沫，共同撑起一个幸福的七口之家，再加上战友和朋友们的孩子，灵境胡同41号成了一个快乐的大家庭。陈赓无论到哪儿，心中总是挂念着妻儿，他与妻子相约，每到一地或每隔半月都要写信，他从来没有让妻子失望过。

卢国梅：他像一个慈父，但又比慈父更容易沟通，我特别怀念他。(声音哽咽)

1961年3月16日，年仅58岁的陈赓因病逝世。说到陈赓的离去，所有的人都忍不住哭了……

他们常回来聚一聚，因为这里曾是童年肆无忌惮地释放快乐的地方，他们精心收藏起的记忆，在这儿又有了生命。

陈知建：这个地方马上就要没了，搬迁了、改造了，现在让我哥哥(陈知非)把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的样子画出来了，我们的感情就寄托在那幅画上，每一块砖、每一块瓦我都记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