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爱科学的皇帝 在子女宫女身上试验种痘

最爱科学的皇帝：康熙皇帝对西学的钻研和兴趣是全方位的。他在宫中设立实验室，试制药品，学会了种痘，在他的子女和宫女们身上实验后，效果很好，立即推广到蒙古。

康熙八年(1669)初的一天，紫禁城的午门广场。

正午的阳光刺眼而肃杀，凝固的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大清帝国的满朝文武大臣齐聚一堂，表情严肃。这里正在上演一场万众瞩目的生死对决。

事情的起因，是由一桩争议已久的学术公案引起的。

主持钦天监的汉官杨光先早在五年前就上疏康熙，指斥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借编造历法之名藏身京师，意在窥伺朝廷机密，且其所制新历法声称可推算两百年间 的天象， 这不明摆着是在诅咒我大清江山只有区区两百年寿命吗？杨光先揪住了洋人的小辫子，激情万丈地喊出了“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句极富 “民族情感”的战斗口号(颇有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的味道)。御状告到康熙那里，满朝文武中没有一人熟悉西洋历法，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判别是非。康熙尽管年仅十五岁，但却没有犯糊涂。他下令来一次现场考试， 由钦天监官员吴明烜和洋教士代表南怀仁一起到午门广场，当着文武大臣的面用不同的方法测算正午时间日影的长度。

结果，南怀仁用一根日晷测出当日正午针影达到的精确位置，而汗流浃背的吴明烜却一筹莫展，屡次测算失误。康熙当即力排众议，将杨光先等一伙人革职，任用南怀仁主持西法治历。

这次惊心动魄的午门对决，激发了康熙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他深深感到作为一国之君，对科学技术方面也应该有所了解，才能够在此方面取得发言权。从此， 对西方科技知识的渴望和热忱贯穿了康熙皇帝的一生。后来说起幼年经历的那场“历法之争”，他对臣下谈道：“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

多年之后，康熙俨然成为了中国“史上最热爱科学的帝王”。

这 位称孤道寡的皇帝陛下，对西学的痴迷和熟悉程度令人瞠目：从天文地理，到物理、化学，甚至高等数学、西洋音乐，他全都学过，而且学得还不错。谁能想象得到，三百多年前，当绝大多数中国人连“地球”是个什么概念都还不知道时，他们的皇上已在紫禁城的深宫内摇计算机、玩对数器、开平方根？

康熙的开明和好学，有他身边的“国际友人”的不少记载可为佐证。据传教士洪若翰的信件所述，康熙“自己选择了数学、欧几里德几何基础、实用几何学和 哲学”进行学习，他要求传教士们用满语讲授数学和力学等欧洲科学，“神父们给皇帝作讲解，皇帝很容易就听懂他们给他上的课，越来越赞赏我们的科学很实用， 他的学习热情愈益高涨。他去离北京两法里的畅春园时也不中断课程，神父们只得不管天气如何每天都去那里”。他们上完课走后，“皇帝也不空闲，复习刚听的 课。他重看那些图解，还叫来几个皇子，自己给他们讲解。如果对学的东西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就不肯罢休，直到搞懂为止”。

康熙皇帝不但注重书本知识，而且注重实践。法国传教士白晋作为康熙的老师，详细记述了康熙热情高涨、学以致用的情形：

他有时用四分象限仪观测太阳子午线的高度，有时用天文环测定时刻，然后从这些观察中推测出当地极点的高度;有时计算一座宝塔，一个山峰的高度;有时 测量两个地点间的距离。另外，他经常让人携带着日晷，并通过亲自计算，在日晷上找出某日正午日晷针影子的长度。皇帝计算的结果和经常跟随他旅行的张诚神父 所观察的结果，往往非常一致，使满朝大臣惊叹不已。

如此好学不倦的皇帝，中国历史上似乎还不多见。因此他获得了“老师”白晋极高的评价：“他生来就带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他的思想敏捷、明智，记忆力强，有惊人的天才……更令人惊奇的是，这样忙碌的皇帝竟对各种科学如此勤奋好学，对艺术如此醉心。”

康熙皇帝对西学的钻研和兴趣是全方位的。他在宫中设立实验室，试制药品，学会了种痘，在他的子女和宫女们身上实验后，效果很好，立即推广到蒙古。为 了解人体解剖学的知识，他还亲自解剖了一只冬眠的熊。在黄河、淮河、运河交口的大堤上，他指着东流的河水，耐心地向当地负责管理水利的官员讲解如何计算水 的流量。 他甚至还在中南海丰泽园内试验起了杂交水稻，居然比今天的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还早了三百多年！

康 熙晚年组织的两项全国性的重大科技工程，影响深远。一是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组织全国优秀的天文数学家，集体编纂了一部代表当时中国自然科学最高水平的天文 数学乐理丛书《律历渊源》，编纂该书的主要目的在于运用当时已经掌握的西方科技知识，修正古代典籍上的有关差错，弥补其不足，使之成为自己文治中的重要内 容。康熙对此高度重视，命令将所纂之书每日进呈，由他“亲加改正”，整个编纂工作历时八年方告成功。二是“移天缩地”，组织人实地勘测绘制了著名的《皇舆 全览图》。在测绘勘察过程中，康熙大胆使用外国传教士，运用当时最先进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梯形投影术等，从而取得了很大成果，代表了当时世界地理学 的最高成就。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赞叹道：“它不仅是亚洲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