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晚年 宋庆龄终老也未曾理解的误会是？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宋庆龄年谱长编》，一书中第1708页上赫然刊登着前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1966年9、10月间致函李云(时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的一段书简：

“本来我要刘某某写信，不料她拒绝，我不得不自己写信了。”明眼人一看就知，这里的“刘某某”非别人，就是宋庆龄的文字秘书刘一庸，有关这段“拒写书信”而导致宋庆龄的“胃都气得痛了整整一天”的往事，更是因多种版本史料的渲染而富有“真实性”，从而使广大读者对晚年的宋庆龄充满了同情，对当事人“刘某某”的背信弃义或见异思迁的不义之举予以鄙夷与蔑视。

笔者与刘一庸取得了联系，获得了她提供的大量珍贵史料。刘一庸是至今唯一健在的宋庆龄的文字秘书， 83岁的她思维敏捷、口齿清晰、声音洪亮，把一个宋庆龄终老也未能理解的误会按序铺开，揭开了这段曾使读者乃至相关史料误会整整40年的历史真面目。她的回忆客观具体，真实还原了当年那个特定环境下所衍生的特别事件，从而及时抢救了这一段极其珍贵的历史。

当时，宋庆龄身边有两个文字秘书，一个是1963年4月来到她身边的、被她称为“北京的秘书”的张珏(1914—1998);一个是早在一二·八事变后就经何香凝推荐来到她身边工作的秘书黎沛华(1899—1972，广东番禺人)。她在宋庆龄身边断断续续工作了十多年。当年李燕娥与她那个无赖丈夫的退婚契约，就是黎沛华亲自执笔的。

宋庆龄一向擅长英文，不谙中文写作，再加上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所以她身边需要擅长中文写作的文字秘书。但在特定的环境与条件下，宋庆龄选用文字秘书乃至贴身保姆，有着她特别的用人标准，其中有一条至关重要，那就是必须是单身女性。黎沛华与张珏两人完全符合标准。

但是，1964年年底，突然从杭州发来的一封急电，打乱了宋庆龄的正常工作秩序：张珏的父亲张宗祥身患重病，急需她回家照看。张珏出身名门，是浙江海宁人，她的父亲张宗祥是前清举人，是著名书法家和经史学者，工诗善画，和蒋百里是促膝之交，是近代少有的思想进步的学术界名流。而且他对张珏要求极严，张珏在高师严父的培养下气宇自然不凡;所以张珏成年后，她又有幸来到宋庆龄身边工作，得到了一代伟大女性的熏陶。面对杭州急电，宋庆龄真是进退两难，不舍得就这样放张珏去杭州。因为当时宋庆龄的文字工作，基本上都是由张珏完成的，时年已是66岁的黎沛华，已无力胜任文字秘书的岗位，尤其是已步入晚年的黎沛华，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动辄头晕目眩卧床不起。要是在这个时候再把张珏放走，让已是68岁的宋庆龄怎么办？

孙中山与宋庆龄

但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无奈，面对张珏泪眼婆娑的请求，宋庆龄只好忍痛割爱，挥泪握别了张秘书。1964年元旦一过，宋庆龄就带着一班工作人员，回到了上海。上海从来都是宋庆龄心中的家，在她一手创建的中国福利会里人才济济，她不愁没有合适的文字秘书。

为此，在上海的那八个月，年逾古稀的宋庆龄欲物色一名年轻力盛、具有相当中文写作能力、且又是单身的女秘书来顶替张珏岗位的愿望愈发迫切了。

于是，在1965年的四月初，当宋庆龄前往中国福利基金会直属的国际和平保健医院视察工作时，就把目光停留在了时任保健院副院长兼中国福利基金会人事秘书与办公室主任刘一庸的身上。

1924年10月1日，刘一庸出生于河南省商丘地区宁陵县一落破地主家庭，自小求学后，她一直以优异的成绩名列前茅，并考入了上海大夏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在大学求学期间，追求革命进步的她就秘密地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并积极参加党的地下工作;1949年10月全国刚解放，求贤若渴的党组织就把她调到中国福利基金会担任教育工作，他先后担任福利站文化“小先生”、人事干事、人事秘书与办公室主任等职。刘一庸到任后，她出色的工作能力和成绩，获得了组织上下的一致好评与肯定。上级考虑到她当年尚未毕业就毫不犹豫地服从组织调动，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为此，组织协调，大夏大学向她补发了毕业证书。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后还得知，这位才华横溢、朝气蓬勃的刘一庸刚与丈夫离婚不久，是个单身女子，正好符合宋庆龄选择秘书的重要标准！

于是，刘一庸受中福会的委派，来到宋庆龄身边工作。

1965年9月1日上午，秘书黎沛华与接替她工作的刘一庸及保姆钟兴宝，跟随宋庆龄乘坐专机同往北京。

在北京工作的那段日子里，因组织纪律的约束，工作和生活变得机械而又刻板，听钟声作息，按时用膳，大锅吃饭。两个星期才放一次假，上街走一次，理理发、买买东西。

夜晚，刘一庸、黎沛华与女佣钟兴宝，都随着宋庆龄一起住在二楼。二楼有两个半房间：朝南的那个房间是宋庆龄居住的，她和黎沛华住在朝北的那个房间里;钟兴宝则住在那半间可以直通宋庆龄卧室的小套间，以便宋庆龄晚上有事可以随时召唤……

“文革”开始后，宋庆龄的工作更忙碌更紧张了，她对红卫兵要求所有妇女剪头发表示不理解，对红卫兵要捣毁孙中山铜像和冲击宋庆龄寓所的过激言论表示担忧。每天天刚黑，她就要亲自吩咐刘一庸，让刘一庸通知警卫排：把家里的楼上楼下仔细检查一遍，并务必把前后门落栓关闭好，确保不让红卫兵与造反派们冲进来。在深夜，外面偶有动静，宋庆龄也要叫醒刘一庸，令她下楼去察看。

让宋庆龄终老也没理解的那个误会，就发生在1966年的9月初。

那天，宋庆龄忧心忡忡地把刘一庸召去，皱着眉头说道：“刘秘书，你替我执笔写一封信给国务院办公室，上海369号的房子，再也不能让她们住了，再住就完全破损了，不能修复了。得让她们全部搬出去。”

刘一庸一听，当时心里就一怔：宋庆龄所说的上海369号房子，她清楚，这是一个座落在上海陕西北路北京西路口的宋家花园，是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买下的(也有人说这幢别墅是宋氏姐妹共同出资购买送给母亲安度晚年的)。它是一幢西欧乡村别墅风格的建筑，在这座庭院深深、篱芭高高的花园与别墅里，曾住过宋庆龄的父母亲，也曾住过宋美龄与宋子文、宋子良姐弟们。1927年初，已登上北伐军总司令宝座的蒋介石，就是在这里正式向宋美龄求婚的，并于当年底在这里把“蒋宋联姻”的梦想变为现实。1931年7月，倪太夫人逝世，在这幢西欧乡村别墅里举行隆重的宗教告别仪式。1949年7月，宋庆龄在这里创办了上海第一个新型托儿所——中国福利基金会托儿所。1952年1月，宋庆龄又在这里收留了突然遭到美国纽约女青年会解雇的著名国际友人耿丽淑……

当然，刘一庸更清楚的是，宋庆龄所说的“她们”都是谁。此时此刻，369号里，还住着张佩珠院长、陈维博主任、邹尚录处长等四五位中福会领导的全家，李云及她的女儿徐平梅一家也住在那里。现在，宋庆龄突然下令让她们搬出去，这一下子能搬哪里去？她这个意见国务院办公室会批准吗？如果自己就这样无原则的贸然行事，既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首长不负责任呀！再说，李云秘书长还是刘一庸的直接领导，当时，她也参加了动员刘一庸北上的动员工作……

略微愣怔后，刘一庸马上有了主意，她摇了摇头，笑着向宋庆龄建议道：“首长，写给国务院办公室不太好，也太突然了一些，我们何不换一种方式来表达呢？例如直接向上海中福会反映。这样，既不伤害了同志之间的感情，也好让组织上有所准备呀。这封信，我可不能写。”

没想到宋庆龄一听，当即误会了，眉宇间的皱纹也更深了，她气恼地瞪着坐在对面的刘一庸，说道：“由我签字，你怕什么？我叫你写，你写就是嘛。”

但是，天性直爽的刘一庸，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继续摇着头，不肯代宋庆龄写这封信。当下，宋庆龄气坏了，扯过桌上的纸与笔，说了句“你不写，那我写！”就再也不理会刘一庸了。

宋庆龄与刘一庸之间的这段历史性的误会，就此种下了根。以致宋庆龄后来余怒未息，又亲笔写了封信，向李云(时任中福会秘书长，1978年5月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告”了刘一庸一“状”：

其实，作为一个三十年代就参加中共地下党的老党员，刘一庸秘书自无条件选调到宋庆龄身边工作后，除了这一次拒绝写信外，从来没有违背过宋庆龄在工作上的任何要求与指示。坚强的党性与对党的忠诚，使她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两年中，事事处处小心谨慎，以党的利益为重。但是，众所周知，宋庆龄当时不是党员，所以在遇到原则问题上，是听党的还是听宋庆龄的呢？刘一庸经常会为此感到为难与困惑。例如有一次宋庆龄要送一双高跟鞋给刘一庸，却被刘一庸婉言谢绝了。以致宋庆龄很生气，认为刘一庸不听话。其实，刘一庸谢绝的理由很简单：我是中国共产党员，谁见过共产党员穿这种高跟皮鞋呢？再说，来宋庆龄身边工作时，国务院秘书办公室早已立下纪律：作为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绝对不能私下随便接受宋副主席馈赠的礼物。恪守党的纪律的刘一庸，怎么能把这些话都如实向宋庆龄汇报呢？！所以，后来宋庆龄又向刘一庸赠送过布料，也被刘一庸谢绝了。196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百年纪念日，隔夜，宋庆龄向刘一庸与黎沛华每人赠送一件新棉衣，黎沛华因不是共产党员，所以她和以往一样毫无顾忌地收下了;但当宋庆龄把这件足以抵挡北京那“立冬冻死老黄牛”的早寒的新棉衣递到刘一庸手中时，却又被她婉言谢绝了。为此，宋庆龄又不高兴了好久。

就连平时宋庆龄要求刘一庸她们陪同她一起散散步、打打康乐球、宴请来宾时坐在她身边陪客敬一杯等小事，刘一庸也都严格按照组织原则，及时单独用内线电话向国务院秘书办公室作了汇报，并在征得上级的同意后才决断与进行的。因为宋庆龄所出席的场合大都是公开的，这一切表面上看似小事，但实际上事关着国家的形象与声誉，事关妥当与否、得体与否！遗憾的是这一切，直到宋庆龄终老都没知道。国务院秘书办公室的领导们曾单独向刘一庸她们表示：你们所受的委屈，组织上都知道，也都理解。

“本来我要刘某某写信，不料她拒绝，我不得不自己写信了。”明眼人一看就知，这里的“刘某某”非别人，就是宋庆龄的文字秘书刘一庸，有关这段“拒写书信”而导致宋庆龄的“胃都气得痛了整整一天”的往事，更是因多种版本史料的渲染而富有“真实性”，从而使广大读者对晚年的宋庆龄充满了同情，对当事人“刘某某”的背信弃义或见异思迁的不义之举予以鄙夷与蔑视。

其实，有关刘一庸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下所受到的委屈，远在上海的李云也明白：刘一庸是共产党员，宋庆龄是党外民主人士;但刘一庸是宋庆龄亲自点名后再由党组织决定调动她身边去工作的。按规定，她的一切行动都得听从宋庆龄的指挥与调动。所以，在这对矛盾前面，刘一庸始终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为此，李云在后来与刘一庸单独通电话时，就悄悄地把宋庆龄向她告状的事透露给了刘一庸。在电话中，李云除了安慰刘一庸外，还鼓励她打消顾虑，放心工作，力争把工作做得更好，让宋庆龄满意。

国务院秘书办公室接到宋庆龄的亲笔信后，马上向上海市委作了反馈，在上海市委的直接关注下，市房地局对陕西北路369号宋家故宅进行了彻底大修。这可以从1966年12月29日吴之恒(1919—1997，时任中国福利会党支部书记，儿童工作研究室负责人，后任中国福利会副秘书长)致宋庆龄的就陕西北路369号房屋问题给予指示的信函中可见一斑：

“……在市人委和房地局的支持下，进行彻底大修，工程量较大。自七月份开始后，工程队工人同志积极性很高，修理工作做得较细，质量很好。估计1月底可以竣工。”又谓：“我们考虑到竣工后的房屋保养问题，最好有人居住。有人居住，以免群众对房屋修好后无人居住有意见;同时，也可以使房屋保持通风整洁，有利养护。我们的想法是，使用一部分房屋，楼下正房不用。耿丽淑同志曾提出过希望仍回原处居住，如果可以，再配上两家人数较少的人家住在一起，更好。这些想法是否可以，请给指示。”

从吴之恒这封信中不难可以看出，当时宋家故居确实遵从了宋庆龄的意愿，进行了大修，而且把居住在里面四五家人搬了出去。

面对汹涌而至的造反风波，宋庆龄从困惑到不解，从不解到担忧，又把担忧变成紧张与惊恐。尽管周恩来总理于8月30日亲自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并把宋庆龄列在第一位，但宋庆龄仍被大墙外昼夜不停的高音喇叭声与语录歌声扰得心神不宁，坐卧难安，忧心忡忡，尤其是院门外那对石狮子被红卫兵视为“四旧”而涂上红色的油漆后，她唯恐真有一天红卫兵会不顾一切突然冲进家里来，像8月份抄章士钊家那样，把她的后海北沿46号翻腾个天昏地暗。

他们对宋庆龄的迫害已到了公开化的程度，可见时为宋庆龄身边唯一一个文字秘书的刘一庸的日子如何难过了。他们在赶走了黎沛华之后，就开始向刘一庸下手了。从上海传来消息，按保健院造反派们给保健院几位领导的“论资排辈”是：院总支书记是第一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院长是第二号走资派;保留着副院长职务的刘一庸则是第三号走资派。于是他们在大会小会上，开始批斗刘一庸。

这时，远在上海的中国福利会里也同时传来了令人担忧的消息：中福会在职的几位领导，也都先后成为了“运动”“冲击”的对象，都已“靠边站”了。这个消息传来后，使本就已提心吊胆的刘一庸更加坐卧不安了：张佩珠、陈维博她们都打倒了，被隔离审查了，那么，她的女儿晓布、晓援由谁家来接管了呢？她们过得怎么样了呢？尤其在全国混乱一团的当时，一批社会上的闲杂人员与小流氓沉渣泛起，混水摸鱼，她们这一对缺乏成人监护的、正处于发育时期的小姑娘，会不会成为小流氓们骚扰欺侮的对象？刘一庸越想越害怕，整夜整夜难以成眠，她急切想回上海保护女儿的念头也越来越坚定了。但她不能违背党的组织纪律原则，更不能在宋庆龄患难之际甩手一走了之：近两年的朝夕相处，她与宋庆龄已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她已把宋庆龄看作了自己的长辈。为此，在向宋庆龄提出辞行返沪之前，她曾多次背着宋庆龄，与时任杭州浙江大学教师的张珏通了几次电话，向张珏提出了请她尽快来北京、接替她工作的建议。刘一庸知道，张珏自1964年底回杭州后不久，她的父亲张宗祥就在当年过世了，而且她至今仍独身一人，完全可以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情况下，重新回到宋庆龄的身边来工作。特别是张珏的中文基础与英文基础都比刘一庸强，而宋庆龄也多次有意无意地在刘一庸面前提到过张珏，希望她早日回到她身边来工作，并多次指示让刘一庸主动联系张珏，请她尽快处置好杭州的工作，返京回到她身边。

1967年5月1日刚过，终于，张珏从杭州打来电话，决定近日动身赴京。在获悉张珏将在近日重返北京的消息后，刘一庸怀着悲喜交集的复杂心情，正式向宋庆龄提出了辞行返沪的要求。

对此早有心理准备的宋庆龄，平静地望着刘一庸，久久地一语不发。她虽没做过母亲，但她完全理解一个做母亲的心情，刘秘书都到自己身边两年整了，还一次都没回过上海，也没与自己的骨肉见过面。尤其在这个非常的时期，她实在开不了口再挽留她了。刘一庸是红着双眼离开宋庆龄的，临出门时，她再一次安慰宋庆龄：如果首长有急需，只管吩咐，自己保证在第一时间中以最快的速度赶回来……

时年53岁的张珏秘书，是在1967年5月布谷声声的日子里，第二次回到北京宋庆龄的身边工作的，与刘一庸前后仅差了两三天。当张珏刚步入北京后海46号二楼的会客室时，宋庆龄就喜出望外地迎了上来，紧紧握住了张珏的双手，第一句话便是“一九六四年，如果不是你父亲提出调你，我是不会让你去浙江的”。

1969年，宋庆龄的荨麻症发作的比以往更严重了。于是，报经国务院办公室同意，她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回上海治病。在家治病与休养期间，她按捺不住对刘一庸母女的思念，特地打电话，把她们母女三人邀请到淮海中路的家中，请她们母女三人一起共进晚餐。

在席间，谈起自己这次回上海治病的情况，宋庆龄不无遗憾地谈起医生关于她因荨麻症而绝对不能食用海鲜的叮嘱，甚至还撩起袖管，露出被荨麻症折磨得红斑点点的皮肤给刘一庸母女看。

宋庆龄欣喜地逐个抚摸着时年16岁的晓布与14岁的晓援的头顶，亲切地与刘一庸互道着分别后的情况与思念，还指着悬挂在会客室兼餐厅墙上的她父母亲的照片，不无动情地说道：“看，这是我父亲，这是母亲，这些都是他们年轻时的照片。”从宋庆龄泪光闪闪的双眸中不难可以读到她的潜台词：我可也是父母生养的人，我怎会不理解你刘一庸当时抛家别子、忍慈割爱一个人随我去北京工作时的心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