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柯庆施之死 并非死于肺癌或“谋杀”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谈及个人崇拜问题，提出了“两种崇拜”的观点。他说：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其实，马克思主义是反对一切个人崇拜的，根本不存在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 “两种崇拜”观本身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然而，就在这次会议上，“凡事‘左’三分”的柯庆施“紧跟”毛泽东，说出了这么一段“名言”：“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们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正可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柯庆施如此献媚取宠的话，居然博得了毛的欢心。曾任毛泽东通讯秘书的李锐告诉笔者，当时他听了柯庆施的话，感到非常震惊。(2010年5月13日笔者在北京采访毛泽东秘书、94岁的李锐老。)
就吹捧毛而言，柯庆施其实比林彪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正处于“大跃进”岁月，柯庆施还有一句“名言”：“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正是这一类“大话”，刮起了1958年的浮夸风。
就在成都会议之后两个月── 195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五中全会，经毛泽东提议，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为政治局委员。
也就在这一年，张春桥经柯庆施提议，晋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据陈丕显之子陈小津告诉笔者，柯庆施那句“名言”，其实是当年陈公博对汪精卫说的，周佛海在抗战前曾吹捧汪精卫说：“相信主义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做到盲从的程度。”柯庆施只是把“汪主席”换成了“毛主席”而已。陈小津以为，这样的话只有张春桥才可能知道，提供给柯庆施。
柯庆施千方百计取悦于毛，陈云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1980年11月，陈云两次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的胡乔木等人谈起毛泽东，提到了柯庆施：
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那“来势非常厉害”的病，是什么病？在当时，不仅柯庆施患肺癌属于“绝密”，就连死于什么病，也是“绝密”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柯庆施之死渐渐被人们淡忘。但是，当报刊上提及他的时候，他的形象是十分高大的，总是称他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
为“女客人”提供基地
柯庆施不仅尽力取悦毛泽东，而且还尽力为“女客人”提供基地。
就在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之后，引起了“女客人”的注意。1963年2月下旬，“女客人”又一次南下，来到上海。所谓“女客人”，是上海市政府交际处给第一夫人江青的代号。江青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演艺界活跃过一阵子，对上海非常熟悉。她喜欢住进上海市中心的锦江饭店。她把柯庆施请到了锦江饭店。
“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江青当面恭维柯庆施，“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
“我们的见解一致，是因为我们都是以主席的思想作为准则。”柯庆施说了一句非常得体的话。
江青说：“我来到上海，觉得非常亲切。上海的‘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作‘基地’！”
在柯庆施的支持下，江青在上海建立了“基地”——“大批判”基地和“样板戏”基地。
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讲话时，说及自己的“认识过程”，强调了“柯庆施同志的支持”：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
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江青所说的“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发表于1963年5月6日、7日上海《文汇报》，题为《“有鬼无害”论》。作者的名字是完全陌生的“梁壁辉”。显然，这是一个笔名，据柯庆施秘书吴云溥及《“有鬼无害”论》责任编辑唐振常向笔者透露，笔名源于“大笔一挥”，写此文时颇费思索，“挥了两笔”，“梁壁辉”亦即“两笔挥”的谐音。
“梁壁辉”是谁的笔名？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俞铭璜也！俞铭璜在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之后半年，便病逝了，年仅47岁。吴云溥告诉笔者：“俞铭璜瘦而干瘪，但极有文才。”
又据柯庆施另一位秘书蒋文杰回忆：“(1958年5月)在去北京开会之前，柯庆施的发言稿已写好。这一稿是张春桥的手笔。(主题是批判经济建设领域里的‘少慢差费’—— 作者注)到北京后，柯庆施改变主意，放弃张春桥起草的发言稿。从江苏代表团找来俞铭璜，另起炉灶，重写一稿。题目是《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俞铭璜确是快手、高手，仅用三四天时间，就赶出来了。”从蒋文杰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当时俞铭璜与张春桥同为柯庆施手下的“两支笔”。
在俞铭璜病重、去世期间，柯庆施让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接替俞铭璜。从此江青倚重张春桥，帮助她抓“样板戏”。就连西皮、二黄也分不清楚的张春桥，只好“临时抱佛脚”，成天守在电唱机、录音机旁，闭着双眼，歪着脑袋，用手在膝盖上打着拍子，听京剧录音，人称“京剧书记”。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期间，江青大出风头，在大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谈京剧革命》，一句也不提北京市委，却三次表扬了上海市委，亦即表扬柯庆施：“上海市委抓创作，柯庆施同志亲自抓。各地都要派强的干部抓创作。”“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原来剧中的反面人物很嚣张，正面人物则干瘪瘪。领导上亲自抓，这个戏肯定是改好了。”“有的同志对于搞出来的成品不愿意再改，这就很难取得较大的成就。在这方面，上海是好的典型，他们愿意一改再改，所以把《智取威虎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后来在“文革”中，张春桥当着红卫兵的面，也曾这样谈及：“1963年在上海举行的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是与京剧革命相呼应的。那次汇演，是在柯庆施同志的领导下、江青同志的关怀下举行的。”
在上海“基地”抓“样板戏”的同时，江青抓“大批判”——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早在1962年7月6日，她在北京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就认为问题严重。不久，在跟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时，她提到了要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部长们竟充耳不闻，仿佛没有听见似的。她向来是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她看准了《海瑞罢官》，那就绝不会轻易放过。遗憾的是，她只能靠嘴巴进行“批判”。她必须物色“笔杆子”作为她的刀笔吏，替她捉刀。
江青继续求助上海。柯庆施依然推荐张春桥。张春桥对京剧是外行，对“大批判”却是行家里手。照理，这位宣传部长完全可以独力承担江青交给的重任。不过，张春桥心眼颇多，不像俞铭璜那般直来直去。张春桥知道这次交办的任务来头不小，牵涉颇广颇深，他宁可退居幕后指挥，向江青另荐上海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姚文元。江、张、姚就这样开始秘密“合作”，炮制那篇揭开“文革”大幕的“宏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那“来势非常厉害”的病，是什么病？在当时，不仅柯庆施患肺癌属于“绝密”，就连死于什么病，也是“绝密”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柯庆施之死渐渐被人们淡忘。但是，当报刊上提及他的时候，他的形象是十分高大的，总是称他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
突然病故于成都
就在江、张、姚秘密“合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时候，柯庆施已经病重。1964年4月20日柯在上海华东医院做了手术，切除了有癌灶的那一叶肺。当时周恩来专程来上海，柯庆施做手术时在医院守候了3个小时。9月，柯庆施由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陪同去北戴河养病。天气渐冷，10月23日起去广州养病，逐渐复原。1965年3月，柯庆施在广州经过仔细的体检，确认手术治疗是成功的，准备回上海主持工作。
然而，1965年4月10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柯庆施同志患重病治疗无效，于1965年4月9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在成都逝世，享年六十三岁”。
当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柯庆施遗照和中共中央讣告。
柯庆施死在成都，是因为他在广州疗养时，应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的邀请，于1965年3月23日与贺龙元帅、聂荣臻元帅同机飞往成都，视察三线工作，住在金牛坝招待所。不料半个月后在成都病逝。
柯庆施毕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给予很高的礼遇。柯庆施秘书吴云溥回忆，柯庆施在成都病逝之后，国务院当即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前往成都。守灵3天之后，柯庆施遗体在成都火化。火化时吴云溥守候在侧，在骨灰中发现金属碎片，可能是假牙。骨灰盒由陈丕显捧着，前往成都军区灵堂。吴云溥和另一位柯庆施秘书先期飞往北京，在南苑机场降落。
新华社连日报道为柯庆施举行的隆重的追悼仪式：
11日中午，一架专机载着柯庆施的骨灰盒，由成都飞抵北京。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亲自前往机场迎灵。灵堂设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
13日上午，首都各界13000多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公祭柯庆施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主祭。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宣读悼词。公祭之后，柯庆施骨灰盒被运往八宝山第一室。
同日下午，上海万人追悼柯庆施大会在文化广场举行。大会照片上，最醒目的位置站着当时正在上海的林彪。在林彪右边，隔着好几个人，站着满脸哀容的张春桥。华东六省也各自在省会为柯庆施举行追悼会。可以说，柯庆施的追悼仪式够隆重的了。
对于柯庆施突然离世，江青非常悲痛。江青说：“我们应该永远纪念柯庆施同志。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上的。上海，多亏有了他，才抓起了话剧汇演和京剧革命……”
1965年5月8日，柯庆施之女柯六六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忆爸爸，学爸爸，做坚强的革命接班人》一文，是当时报刊上唯一透露了柯庆施之死点滴情况的文章：“您这次得病，来势非常厉害。当您处在昏迷状态时，说话已很不清楚了，但您还是关心着国家大事，还在断断续续地询问工作情况……”
那“来势非常厉害”的病，是什么病？在当时，不仅柯庆施患肺癌属于“绝密”，就连死于什么病，也是“绝密”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柯庆施之死渐渐被人们淡忘。但是，当报刊上提及他的时候，他的形象是十分高大的，总是称他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
柯庆施之死的真相
1967年酷暑，“如火如荼”的“文革”使人喘不过气儿来。就在这时，一条爆炸性的“新闻”通过传单、大字报、红卫兵小报、造反派“战报”，传遍了全国。如同火上浇油，使“文革”顿时升温。惊心动魄的标题：《谁是谋害柯庆施的凶手？》、《揭开柯老被害的内幕》、《柯老被害之谜》……略摘几段原文，便可以闻见浓烈的火药味儿：“柯老是被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害死的。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成都、华东等地的革命造反派根据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柯老的死是严重的政治陷害。”“初步调查材料完全证明，柯老之死是刘少奇、贺龙、李井泉、彭真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阴谋……在我国进入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前夕，刘少奇之流就对柯老下毒手，他们突然‘邀请’柯老，进行暗害，这完全是预谋的反革命事件……”
这一连串“完全证明”、“完全是预谋”，斩钉截铁一般，毫不含糊。
我两度采访了当时参加抢救柯庆施的上海高干保健医生方兆麟，终于厘清柯庆施之死的真相。(1986年6月1日、1992年1月4日，笔者两度采访方兆麟于上海。)我曾经写了报告文学《柯庆施之死》，请当时在柯庆施身边的秘书吴云溥审阅全文。1994年10月14日吴云溥再度接受我的采访，认为我写的《柯庆施之死》符合史实，而且补充谈了他所了解的柯庆施以及柯庆施之死。吴云溥说，当时他曾奉命写过柯庆施病逝的大事记，交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档案室保存……
柯庆施并非死于肺癌。
1965年4月5日，正值清明节。四川省委的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人晚上设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董必武、贺龙、聂荣臻、柯庆施。席间，有人提议男宾、女宾分桌，夫人们另开一桌。于是，柯庆施夫人于文兰坐到女宾桌那边去了。柯庆施大笑：“今天解放了！”本来，柯庆施有病，只能吃清淡饮食，忌油腻，夫人遵医嘱，很注意“管制”他的饮食。那天，柯庆施一“解放”，尽兴而食，从晚六时入宴，至晚九时才回招待所卧室。
柯庆施回屋后，看了些文件。临睡前又吃了一把炒花生米。夜十二点多，柯庆施腹痛，保健医生胡允平马上前来诊治。
凌晨二时多，胡允平报告柯庆施的两位秘书，即吴云溥和陈文。据吴云溥告诉笔者，他当时挂长途电话给上海市委办公厅，电话是办公厅副主任舒超接的，报告了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陈文给北京中央办公厅挂电话，报告了彭真;胡允平打电话给上海高干医院——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他们都在电话中通报了柯庆施的病情。据吴云溥回忆，当时“女客人”正在上海，王一平通报了“女客人”，“女客人”马上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很关心柯庆施的病况。
清晨六时，因柯庆施病情加重，柯庆施秘书打长途电话给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要求火速派上海医护小组前来诊治——虽然四川医生已守候在柯庆施床前，但柯庆施宁肯相信上海医生。当天中午，一架专机载着第一流的上海医疗小组，由书记王一平、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率队，飞往成都。作为上海高干保健医生，方兆麟也随机前往。鉴于保密，上飞机时方兆麟还不知道飞往哪里，给谁治病。方兆麟是麻醉师。此外还有崔之义、林兆耆、荣独山、董方中等来自上海各医院的著名医师。
到达成都之后，医生们发现治疗对象是“老病号”。四川医生的诊断结果为“胆囊炎并发胰腺炎”。上海医生经过仔细诊查，认为：“第一为胆囊炎，第二为胰腺炎。”因为柯庆施在1964年曾患胆囊炎，是由他们诊治的，当时的症状跟这一次相似。于是，这一次主要按照胆囊炎来医治，也虑及胰腺炎。
4月7日下午，于文兰向上海医生反映，柯庆施由于连日无法入眠，情绪烦躁不安。上海医生经过讨论，决定注射镇静剂。下午3点，方兆麟给柯庆施注射镇静剂“硫苯妥钠”之后，薛邦祺守候在柯庆施床前。柯安然入眠，发出轻微鼾声。一直守候在外间的上海医生们，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入夜，柯庆施的病情陡然转危：呼吸急促，呈喘息状，立即输氧，蓦地，柯庆施心跳停止。医生立即做胸外心脏按摩，渐渐地，柯恢复呼吸和心跳。医生们通宵不眠，不断为柯庆施做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按摩。
8日，在紧张的抢救中度过。9日上午，柯庆施病情又转危。中午，柯庆施心跳停止——出现了最危险的讯号。医生和护士们排成一队，轮流为柯做胸外心脏按摩。每人做几分钟，就累得直喘气，赶紧由另一人接替。柯庆施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而抢救仍在继续中。连续不断的胸外心脏按摩，使柯庆施的肋骨压断好几根。直到下午6时30分，柯庆施已毫无起死回生的希望，抢救工作这才歇手。正在成都的朱德闻讯赶来，贺龙也赶来，表示深切悼念。朱德还写了一首悼诗。
匆匆从上海赶来的陈丕显，代表中共上海市委，感谢医护人员尽了最大的努力……
根据彭真电话指示，对柯庆施遗体要进行解剖，以查明死因。当晚，柯庆施的遗体被运往成都医学院病理解剖室，做了仔细的解剖。著名泌尿科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吴阶平主持了讨论。北京、上海、四川的医生根据柯庆施病症及尸体解剖结果，一致认定：柯庆施死于急性出血性胰腺炎。
没有任何“政治陷害”、“谋杀”的迹象。没有一个参加治疗、抢救的医护人员提出一丝疑问。“文革”中权重一时的张春桥曾派专人调查过柯庆施之死，也因查不到任何疑点而罢休。那一针镇静剂是方兆麟打的，注射之后柯庆施病情转危，为此方兆麟受到严厉的审查，也未查出任何“谋害”的证据，倒是我从上海一大堆“文革”档案中查到方兆麟当时写的“交代”，成为记录柯庆施之死最翔实的历史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