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灭亡的原因 安史之乱如何毁灭大唐盛世的

天宝十二年（753年），也就是西域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在怛罗斯的大战后两年，安西都护府已经从两年前的惨败中恢复。盛唐时期的恢复力可谓是无限，仅仅两年的功夫，高仙芝一手提拔的新任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就有实力率军讨伐大勃律（今巴基斯坦所领克什米尔的巴勒提斯坦）。此时的大勃律同吐蕃可算是同气连枝，已经成了吐蕃的附属国，这一地区在十世纪成书的波斯文佚名作者所著《世界境域志》中被称做“勃律之吐蕃”（BoloranTibet），而其首府斯噶尔（Sidkar，今作Shigar）在《拉达克王统记》里被归于“墨”（Smad）地（弗兰克1926：32）。“墨”这个词在西藏地理中与另一个词“麻域”（Maryul）一样，都意味着低地，而且总是用来指拉达克一带。也许就是这个原因，直到近代还有人把巴勒提斯坦叫做“小吐蕃”，而把拉达克叫做“大吐蕃”；甚至把它们分别称做第一吐蕃、第二吐蕃，而把西藏本身称做第三吐蕃（海达尔书1972：135，注2）。正因为如此亲密的关系，吐蕃又一次站在了唐军的面前。西域唐军一向以强悍著称，即便是怛罗斯血战而败，也没丢了唐军的名头。此时两军对决之下，吐蕃军果然抵挡不了，只能向后败退，而唐军一路高歌猛进，直捣大勃律的贺萨劳城。不过吐蕃人也可算是唐军的老对手，虽然不敌，但是也想出了一个败中求胜的招数。他们将军队埋伏在山林之中，然后用老弱残兵进行挑战，企图将唐军诱入埋伏圈。然而这样的招数却被唐军时任判官的段秀实所识破，于是唐军并不冒进，派兵搜山，将埋伏的军队一举歼灭。此时大勃律再无力量与唐朝对抗，只能投降。

眼看着大唐在西域又要风生水起，风光无限的时候，突然一声晴天霹雳，将一切美好的前景击得粉碎。这个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件呢？聪明的读者肯定已经猜出来了，在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辉煌鼎盛的唐王朝从此走向没落。从文首杜甫的诗篇当中，我们就可以深刻的理解安史之乱的前后唐朝境况的巨大反差。

对于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现在主流的说法就是李林甫嫉贤妒能，为了阻止有战功的将领入朝威胁他的地位，所以大力提拔少数民族将领，从而造成藩镇权重，尾大不掉。其实本人认为这个看法很有问题，我们知道唐朝初期实行的是府兵制，而府兵制的好处就是既保持了充沛的兵员，又极大的节省了国家养兵的费用。可是府兵制有很大的弱点，那就是它极其倚赖田地而且兵员的战斗力不能保证。唐初因隋末大乱，人口急剧下降，所以府兵的田地都有保障，这样还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到了玄宗这一辈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熟悉我国历史的都知道，我国的王朝很多时候都是开国的时候土地平均分配，然后亡于土地兼并，其实哪个朝代不知道土地兼并会亡国呢？

但是这个不是人力就可以控制的，唐朝也不例外。唐朝初期颁布了很严厉的法规进行限制，但是从来就是上有决策下有对策，土地还是一点点的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失去了田地的农民如何还能负担府兵的征调呢？于是只有逃亡。古代的土地兼并无法被抑制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可没有计划生育这种法规，儿子们大了之后自然要分家产，于是田地也越分越小，直到最后分得的田地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只能卖掉。而且种田这种事情也不是旱涝保收的，遇到天灾什么的一年的收成就完了，农民自然就不会有钱置办武具装备，但是兵役还必须得服，最后也只能逃亡。这样的情况愈演愈烈，到了玄宗时期甚至连护卫皇宫的府兵都招不满了，面对这个情况，唐朝开始用“彍骑”和“长征健儿”这样的募兵来取代府兵制。这样本来是府兵比例最多，兵力最为雄厚的关中地区便逐渐空虚起来，而边疆地区的实力开始逐年的增长，外重内轻的趋势其实已经不可避免。此时正当盛唐虽然均田制渐渐遭到破坏，但是对唐朝国力影响却并不大，此时唐玄宗雄心勃勃，意图继承乃祖遗风，开疆扩土，所以设置了十大节度使，让他们负责对外的防御和征战。

以下是唐朝的兵力分布：

安西节度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治龟兹城，兵二万四千。

北庭节度防制突骑施、坚昆，统瀚海、天山、伊吾三军，屯伊、西二州之境，治北庭都护府，兵二万人。

河西节度断隔吐蕃、突厥，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黑离、豆卢、新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凉、肃、瓜、沙、会五州之境，治凉州，兵七万三千人。

朔方节度捍御突厥，统经略、丰安、定远三军，三受降城，安北、单于二都护府，屯灵、夏、丰三州之境，治灵州，兵六万四千七百人。

河东节度与朔方掎角以御突厥，统天兵、大同、横野、岢岚四军，云中守捉，屯太原府忻、代、岚三州之境，治太原府，兵五万五千人。

范阳节度临制奚、契丹，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九军，屯幽、蓟、妫、檀、易、恒、定、漠、沧九州之境，治幽州，兵九万一千四百人。

高仙芝此时正在陕郡布防，他手上有五万人，同样也是唐朝在长安临时招募的新兵，另外夹杂着一些在长安的边兵，长骑以及彍骑，既成份复杂，战斗力更是不能有多少期望。而且本来作为元帅的玄宗第六子荣王李琬居然到任没几天就得暴疾而薨，虽然我们说在指挥方面其实有这个王爷和没这个王爷没什么区别，但是荣王要是不死，作为监军的宦官边令诚绝对不敢在军中指手画脚，干预军务从而导致后面的悲剧。

在封常清与高仙芝会后之后，高仙芝立刻了解到了他这点乌合之众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面都不是叛军的对手，立刻在封常清的建议之下坚壁清野，退守潼关，虽然在撤退过程中被叛军的先头骑兵攻击，损失不少，但是高仙芝的主力已经安全的撤到了潼关，开始修完守备，据险抗击。这时候安禄山的部将崔干佑追到了关下，只能望关兴叹，叛军想直捣长安的企图暂时破产了，高仙芝和封常清为帝国赢得了至关重要的喘息时机。

此时安禄山的部将大同军使高秀岩率军进攻朔方镇武军城（今内蒙古托克托南），他这边可是踢到了一块大大的铁板，遇上的是后来的中兴名将时任朔方节度使的郭子仪，更为重要的是郭子仪此时率领的军队是他的本部兵马，当真是如臂指使，一仗打下来高秀岩溃不成军，而郭子仪乘胜追击，攻下静边军城（今山西省右玉西北右卫镇）。此时安禄山的大同兵马使薛忠义率军反攻，却被郭子仪击杀胡骑7000。由此，唐军乘胜收复云中（今山西省大同市）、马邑（今山西省朔州东北），进而攻下雁门关，打通了南下河东、东下河北的战略通道。

静边军之战后，唐军开辟了全新的战略局面：在敌后，唐军的进攻像是给安禄山惨淡经营多年的老巢三镇嵌进一个巨大的楔子，使叛军后路断绝，失去依托，再也不能肆无忌惮地长驱南下而无后顾之忧了。不仅如此，只要叛军无力拔除这个致命的楔子，那么楔子造成的突破面势必越来越大，以至把叛军腰斩为二，使其北线与南线失去战略联系，从此首尾失顾，其发展趋势只有被各个击破了。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时候我们的大宦官边令诚粉墨登场了。大家还记得高仙芝讨伐小勃律的时候么？也是这位在高仙芝攻下连云堡的时候畏敌不前，结果高仙芝只能将本来就不多的一万人马分出了三千来保护这位老兄的安全，还好高将军能打仗，靠着手上的六七千人就攻克了小勃律的都城。之后的要财要物也不用多说，反正我们高大将军也不是个吝啬鬼，要多少也就给多少就是了。可是千不该万不该，在这个兵战凶危的时候这位大人却也想指手画脚一番。这打仗可不是儿戏，高仙芝自然不能听这位的话乱来。这宦官翻脸比翻书还快，按史书的说法就是“易怒而难消”，立马向玄宗皇帝上谗言，把高仙芝、封常清的“败绩”添油加醋地在玄宗面前一一陈讲，对于二将的顽强和匆忙召募士兵的低素质却只字不提。玄宗“龙颜大怒”，丝毫不念二将固守潼关之功，“遣（边）令诚赉敕至军并诛之。”

边令诚到潼关后，在驿南西街向封常清宣读敕令。跪听圣旨后，封常清言道：“我讨贼无方，令国家蒙羞，死所甘心。但身死之后，有表章奏与皇上，请公公予以上达天听。”言毕，随身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奏表，递给边令诚，然后，跪地伏首，慷慨受刑。

封常清在临终表章中，先陈述自己东京失陷后之所以败逃，不是为了苟全性命，并向唐玄宗详细讲解与敌交战后对安禄山叛军的军事分析和重新认识。接着，封常清又如实讲述了洛阳败绩的原因和自己忍辱败退的情由。

“中使骆奉仙至，奉宣口敕，恕臣万死之罪，收臣一朝之效，令臣却赴陕州，随高仙芝行营。负斧缧囚，忽焉解缚，败军之将，更许增修。臣常清诚欢诚喜，顿首顿首。臣自城陷已来，前后三度遣使奉表，具述赤心，竟不蒙引对。臣之此来，非求苟活，实欲陈社稷之计，破虎狼之谋。冀拜首阙庭，吐心陛下，论逆胡之兵势，陈讨捍之别谋。酬万死之恩，以报一生之宠。岂料长安日远，谒见无由；函谷关遥，陈情不暇！臣读《春秋》，见狼瞫称未获死所，臣今获矣。

昨者与羯胡接战，自今月七日交兵，至于十三日不已。臣所将之兵，皆是乌合之徒，素未训习。率周南市人之众，当渔阳突骑之师，尚犹杀敌塞路，血流满野。臣欲挺身刃下，死节军前，恐长逆胡之威，以挫王师之势。是以驰御就日，将命归天。一期陛下斩臣于都市之下，以诫诸将；二期陛下问臣以逆贼之势，将诫诸军；三期陛下知臣非惜死之徒，许臣竭露。臣今将死抗表，陛下或以臣失律之后，诳妄为辞；陛下或以臣欲尽所忠，肝胆见察。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则冀社稷复安，逆胡败覆，臣之所愿毕矣。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若使殁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寇贼之戈鋋。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

这篇名传千古的《封常清谢死表闻》今天读起来依然催人泪下，可谓是千载之下，可悲可悯！此文之后又激励了一位大唐西域英豪，这在后文中将提及。

高仙芝从城外巡营回来，刚知道封常清被下旨斩首，还不知道自己也有份儿。由于高仙芝此时仍兵权在手，大太监边令诚急忙找了百多名陌刀手跟随身后，迎前对高仙芝讲：“大夫您亦有恩命！”一闻此言，高仙芝知道大祸难逃，并无惊慌，只是跟随边令诚走到封常清受刑的地方，跪听敕令。

敕令宣达后，高仙芝很平静，对边令诚说：“率军撤退，确实算得上是罪过，为此受死，我无异言；说我克扣士兵钱粮和赐物，就肯定是冤枉我！上有天，下有地，兵士皆在，足下怎么不知道实情呢。”刑场这外，此时已经密密麻麻围满了高仙芝招募而来的兵士。这些兵士虽跟随高仙芝不久，但对这位豁达大度的将军都很敬重。高仙芝扭头对兵士们高声说：“我于京师招募你们出来打仗，大家虽然得到一些兵饷装备，其实远远不足。正想和诸位儿郎一起冲杀破贼，取高官重赏，不料想贼众突来，我才带领军队后撤至此，本意也是想为国家固守潼关。如果我果真克扣你们的钱粮，你们就说有；如果我没有克扣钱粮，请你们说无。”话音刚落，数万士兵齐声大喊：“无！”其声震天动地。

虽然这两位将军被奸人构陷，壮志未酬，我们后人只有将他们的事迹记录出来，让世人不要忘记这些本应该在西域这片辽阔的疆土上纵横驰骋的将军们。而边令诚这样的宦官，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架上！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将军都是少数民族，所以史书里面所说的因为李林甫大力提拔番将而导致安史之乱的说法不攻自破。

这两员大将的死使得朝廷无人可用，只得将中风在家养病的哥舒翰请了出来。这哥舒翰也算是一员成名的将领了，在防守潼关上也坚持了高仙芝封常清的策略，坚决不出关与敌野战，打算将叛军拖在潼关之下。此时郭子仪和李光弼从山西进兵河北，重新光复很多州县，忠于唐室的各地方官也乘机策反，有占领整个“敌后”的可能。按照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的话，叛军前路被堵死，老巢却在唐军的威胁之下，沿路占领的郡县又纷纷反叛，拿现在的一句流行的话就是“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可是纵然有如此多的忠臣良将，却敌不上奸臣的一句话。在驻防潼关的时候，有将领建议哥舒翰领人马回长安除掉杨国忠，为朝廷除此大害，可是哥舒翰见大敌当前，便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可是参与商议的人中间却有杨国忠的人，于是杨国忠不顾社稷存亡，居然严令逼迫哥舒翰出关与叛军决战。哥舒翰无法，只能撑起病弱的身体，提兵出城决战。可是编制复杂，战斗能力低下的杂牌军如何是精锐叛军的敌手？于是哥舒翰被擒杀，潼关失守。叛军顺势攻陷长安，唐玄宗只得逃往蜀地，战乱之火终于遍布整个中国大地。

虽然安西军的两员重要将领含冤被杀，但是西域男儿并没有就此在平叛的过程中充当看客，而是继续为国家舍生忘死拼搏。看过本人的大漠孤烟直的都应该知道李嗣业这个人，他是高仙芝当时军中的左右陌刀将之一，在征讨小勃律和与阿拉伯战斗的时候他都是先锋大将，在肃宗灵武即位之后率五千安西兵马驰援朝廷。

唐朝西域健儿的风采我们今人已经无缘得瞻，但是靠杜甫的诗篇，我们的心中又会浮现出当时的那支大唐百战精锐。

李嗣业来援之后没多久就迎来了一场关键性的大战，是时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九月十三日，朝廷以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统兵十五万，号称二十万，另有四千回纥骑兵从凤翔出发，二十七日进至长安西。叛军出动十余万相抗衡，双方大战于香积寺（今陕西长安南）北，沣水以东。唐军列阵十里，李嗣业时为镇西、北庭支度行营节度使，为前军，朔方右行营节度使郭子仪为中军，关内行营节度王思礼为后军。叛军知道彼此兵力有差距，于是集中精锐骑兵，倾全力做一点突破，唐军的前军用强弓硬矢也抵挡不住叛军的集团式的决死冲锋。眼看唐军阵型就要被敌人骑兵穿插分割，溃不成军，此时李嗣业单独一人战到了阵前，效法汉时虎痴许褚脱衣徒搏，手持陌刀，独自面对敌军骑兵。巨吼声中，他所立之处瞬间刮起了一片腥风血雨，“当嗣业刀者，人马俱碎”，他犹如一尊杀神，硬生生的将敌军骑兵挡在了身前。

相信此时嗣业将军的心境就如同这首诗一般吧，是啊，天欲倾，国有殇，断头相见又何妨？唐军将士见此惨烈的情景，怎会不奋命争先，戮力与共呢？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于是前军之士尽执陌刀、长柯斧如墙而进，所向无前，嗣业先登奋命，所向披靡。

李嗣业在前面拼死力战的时候，叛军在东面也有伏兵，但是却被唐军先一步发现，于是回纥骑兵先一步将叛军伏兵击溃，然后绕道至叛军背后，与李嗣业前后夹攻，自午及酉，终于大败叛军，“斩首六万级，填沟壑而死者十二三。”此战后唐军终于光复西京长安。

将军难免阵上亡，嗣业将军最后还是阵亡于平乱的战场上。是时安禄山已经被他的儿子安庆绪谋杀，而安庆绪不敌朝廷军队，一路败退回邺城（今河南安阳），干元元年（公元758年）九月，唐军誓师讨伐安庆绪，到了十月唐军九大节度使聚集六十万兵马将邺城团团围住。此时安庆绪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了，于是只能派人以让位为条件向史思明求援，于是史思明发兵十三万进行救援，但是在攻下了魏州之后却开始按兵不动。邺城的攻城战一直持续到了干元二年（公元759年）的正月，由于唐军在出征之前没有安排总指挥，于是各路人马各不统属，指挥不灵号令不畅，更有个宦官监军鱼朝恩，于是各将帅心里都在打保存实力的小九九，居然到了城里已经开始人相食的程度还没有打下来。见到这种情况李嗣业不胜其忿，亲自引本部兵马攻城，却被流矢所伤。数日后，疮口快要愈合的时候，卧于帐中，忽然听到金鼓之声，奋而起身大叫杀贼，却使得疮口崩裂血出数升注地而卒。虽然嗣业将军算是死得其所，完成了一个武人的最后的理想——马革裹尸而还。可是本人认为嗣业将军当时走得其实是非常的心有不甘，不能亲眼看到叛军全灭的那一天，正应了一句诗——“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最后这场席卷全国的大动乱历时八年之后终于被平定，可是这场动乱对于国家，更主要的是对于此后中国人的精神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安史之乱之后中央对于藩镇的控制逐渐无力化，这直接导致了唐末的藩镇之乱，这样的混乱一直蔓延到五代十国时期。最后宋朝建立后吸取了唐朝的教训，对武人的权力进行限制，但是却矫枉过正，从此中国人尚武崇文的精神中尚武一道就被硬生生的砍掉了。

经过三年的血战，咸通二年（公元861年），张义潮终于一举攻克了凉州。张义潮收复凉州后，即表奏朝廷。于是，“河陇陷没百余年，至是悉复故地”。咸通四年(公元863年)唐王朝复置凉州节度使，统领凉、洮、西、鄯、河、临六州，治所在凉州，由张义潮兼领凉州节度使。从此，河西走廊又畅通无阻。当世之时，世人写下这样的诗句来赞扬张义潮：“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赖得将军开旧路，一振雄名天下知。”

在之后的几年时间中，张义潮以瓜州、沙州为根据地，对外征讨，扩大战果，巩固归义军政权对河西的统治。当时，河西地区的形势还是相当复杂：南面的吐蕃还在伺机卷土重来；北面的回鹘也在觊觎着河西这块富庶之地。另外，吐蕃国内，自“尚恐热作乱，奴多无主，遂相纠合为部落，散在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诸州之间，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他们纠合在一起，大肆劫掠河西各地。

张义潮在基本没有中央政府军队帮助的情况下，进行了一系列战役。《张义潮变文》直接记述了大中十年（公元856年）至十一年间的三次战役：第一次是吐谷浑王进犯沙州，张义潮出兵讨伐，两军在西同附近相遇，张义潮首战破敌，土谷浑王败逃，张义潮率军乘胜追击1000余里，并大获全胜，活捉土谷浑宰相3人，斩首示众，而后全军高唱《大阵乐》，凯旋而归；第二次是纳职县回鹘、吐蕃抄掠伊州，张义潮奔袭，回鹘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沙洲军大获全胜；第三次是叛乱回鹘劫夺唐朝册立回鹘使王端章，张义潮闻知大怒。由于下文残缺不全，不知结局如何。由此可知，张义潮为了抵御周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骚扰、劫掠，仍然进行着非常艰巨的斗争。《张义潮变文》中所说义潮“朝朝秣马，日日练兵，以备凶奴，不曾暂暇”，就是当时实际情况的真实反映。咸通七年(公元866年)十月，“拓跋怀光以五百骑入廓州，生擒论恐热，先刖其足，数而斩之，传首京师”，其余众逃奔秦州，途中又遭到了尚延心的袭击，“吐蕃自是衰绝”。河陇肃清，使唐王朝无西顾之忧。至此，河西地区初步形成了统一局面，“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六郡山河，宛然而旧”。唐王朝的势力，已达陇右诸地。

正是张义潮率领的沙州起义及其战果的不断扩大，河西地区才得以克复，使“百年左衽，复为冠裳；十郡遗黎，悉出汤火”。对于他在河西重振大唐声威的业绩，人们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四方犷悍，却通好而求和;八表来宾，列阶前而拜舞。北方猃狁，款少骏之蹄，南土蕃浑，献昆岗之白璧。”堪称英雄盖世之功！在攻取凉州到张义潮前往长安的近十年时间内，这一段时间张义潮的另一个主要活动就是经营河西地区。内政方面主要是全面恢复唐制，废部落制，重建唐前期在这里实行过的“州－县－乡－里”制。与唐前期不同的是归义军在乡一级还设置了知乡官，负责全乡的政务。乡下虽仍设里，但因里正的许多职权被收到知乡官手里，这使里正在基层政权中的作用比以前下降了。在沙洲城内，归义军还恢复了唐前期实行过的城坊制度和坊巷的称谓。与此同时，张义潮还仿照内地的军政体制，设置了与中原藩镇一样的文武官吏，恢复了相应的一套文书、行政制度。其次，废除吐蕃时期的户籍、土地、赋税制度。按照唐制编制新的户籍，制定新的赋税制度；归义军时期的户籍，除注明人口情况外，还注明了各户土地亩数与分布情况。针对当时沙州荒田闲地较多的特点，张议潮还实行了请田制度，即允许百姓向归义军衙门申请耕种荒田闲地。对于百姓之间自愿对换土地，调整土地位置，官府一般也予以批准。

在重新登记人口和土地的基础上，张义潮还制定了新的赋税制度。根据敦煌出土的文书记载，归义军实行的是据地出税的制度，其地税主要包括地子、官布和柴草三项。地子完全按亩交纳，纳的是粮食。官布、柴草也是按亩交纳的。为什么地税中既有地子，又有官布和柴草呢？这与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河西地区还没有实行货币经济有关。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实行的是部落——将制和突田制，唐王朝的通用货币被废除，主要实行的是原始的物物交换，交换的媒介是实物。归义军政权建立后，由于货币极度缺乏，人们在买卖、雇工、典当、借贷时仍以麦粟、绢帛、布匹等实物计价。从已知的出土敦煌文书看，在交换领域除以麦粟计价者外，以布匹计价者也很多。正是由于这一特殊时期货币反而不是普遍的交换媒介，在这种情况下，张义潮的归义军政权才将唐朝赋税制度中应交现钱的那部分税收改为征布或者其他实物，因此在今天出土的敦煌文书中保存了许多征收官布和柴草的记载。

与此同时，张义潮还在河西地区大力传播汉族的先进文化：“河西创复，尤杂蕃浑，言音不同，羌龙瑥末，雷威摄伏，训以华风，咸会训良，规俗一变”。另外还恢复唐朝服装，推行汉化。很快就使敦煌“人物风华，一同内地”。同时，在吐蕃时期被废弛的各项水利设施也被重新运作起来，张义潮在河西诸州开挖沟渠，并设立专职水利管理人员，使得河西的农业得到了大发展。当时世人赞叹道：“三光咋来转精耀，六郡尽道似尧时。田地今年别滋润，家园果树似玉脂。州中现有十碾水，潺潺流溢满沟渠。必定丰熟是物贱，休兵罢甲读文书。”对辖区内的少数民族，归义军政权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已汉化者编入乡里，与汉人杂居。吐蕃化较深者部分继承吐蕃制度，仍用部落的形式进行统治，尊重他们的习俗。同时吸收少数民族头面人物参加政权。对于具有强大政治、经济、社会势力的佛教，他们首先废除了吐蕃时期的僧官制度，恢复唐制。并通过削减寺产限制其依附人口的发展，削弱都僧统的政治经济权力，以后又通过控制僧官的任免权使沙州僧官逐渐依附于世俗政权。寺院依附人口的减少导致寺院经济衰落，一些原由寺户上役时从事的工作逐渐被各种租户和雇工所代替，以沙弥为代表的下层僧徒承担的劳务开始增多。经过张义潮的努力，河西诸州的各族民众开始和睦的生活在一起，河西走廊也慢慢回复到了往日的繁荣景象。

咸通八年（公元867年），张义潮在长安留为人质的兄长张义潭去世，已经69岁高龄的张义潮离开沙洲，前往长安为质。这是张义潮兄弟为了表示自己对大唐的忠诚而作出的决定，“先身入质，表为国之输忠；葵心向阳，俾上帝之诚信”。张义潮入朝后，唐朝授义潮为右神武统军，晋官司徒，职列金吾，并赐给田地宅第，可以说给了他很高的礼遇。

张义潮入京后，他的河西职务交给了他兄长张义潭之子张淮深。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八月张义潮卒于长安，享年74岁，从而结束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

公元907年，朱温逼唐末代皇帝哀帝禅位，自登帝位，建国号梁，定都于汴州(开封)，唐朝至此宣告灭亡，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而西域这片苍凉而又雄浑的土地也在默默地等待着下一个大一统的中华帝国的到来。公元1690年，这片充满着黄沙，绿洲，冰山和雪莲的土地上再次出现了中国士兵持戈跃马的身影，而西域也最终被命名为新疆！

为了剿平叛军，朝廷从西域抽调了大批精锐部队，至德元载（公元756年）有三支西域唐军被调回内地，除了李嗣业、段秀实的五千安西精兵之外还有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的七千兵马，马磷的三千精兵，三支军队共一万五千人返回凤翔，参加了收复长安的战争，以后在此基础上组成了战斗力很强的镇西北庭行营。

除了西域边兵之外，唐朝还征发了西域各国本地的军队帮助平叛。《资治通鉴》卷218记载，756年肃宗在征发拔汗那兵马的同时，又使拔汗那“转谕城郭诸国，许以厚赏，使从安西兵入援。”明确见于记载的有于阗王尉迟胜率领的本国兵马五千（《旧唐书·尉迟胜传》）。另外与拔汗那一起发兵的还有大食等国。最晚到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正月以前，他们就已经行进到了河西地区（《资治通鉴·卷219》）。到了干元元年（公元758年）秋天，吐火罗叶护乌那多与西域九国首领来朝，请求“助国讨贼”，肃宗派他们赴朔方行营效力[《册府元龟》卷973《肋国讨伐》，参见《新唐书·吐火罗传》]。如此多的西域国家踊跃为唐廷出力，可见唐朝在西域的民族政策是比较成功的。西域边兵大批内调，对平定安史之乱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却大大削弱了唐朝在西域的势力。

在安史之乱之前，由于唐朝控制了西域的绝大部分地方，所以阿拉伯帝国不得不与吐蕃帝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唐帝国这个敌人，可是在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军队无力西顾；而吐蕃相继攻占陇右、河西、天山南北两路，吐蕃与阿拉伯的关系就开始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由盟友转变成了敌人。德宗贞元二年(786)，唐润州节度使韩晃至长安，上言曰：“吐蕃盗有河湟，为日已久、大历以前，中国多难，所以肆其侵轶。臣闻其近岁以来，兵从寝弱，西迫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计其分镇之外，战兵在河、陇者，五六万而已。“从中可得知阿拉伯帝国和吐蕃帝国已经爆发了冲突，而宰相李泌将这一切看得非常透彻。

天宝战争后，南诏与吐蕃联合进攻四川，大败而还，吐蕃迁怒于南诏；且南诏归附吐蕃后，苦于应付重税和助兵战守，对吐蕃也已不满。李泌联合南诏的意图刚刚一表露就获得了积极的回应，从贞元四年(公元788年)起，双方即以书信往返商洽。贞元七年（公元792年）唐王朝派南诏旧臣段义忠回南诏洽商。贞元八年（公元793年），剑南节度使韦皋致信南诏王异牟寻，愿同南诏驱逐吐蕃于云岭之外，相互保卫，永为一家。异牟寻与清平官、大军将等密谋大计，一心归唐。贞元九年（公元794年），南诏派使臣由戎州、黔州、安南三路献表，愿归大唐。唐德宗赐异牟寻诏书，下令韦皋派使者到南诏安抚。贞元十年（公元795年），唐节度使巡官崔佐时前往南诏，与南诏王异牟寻会盟于点苍山神祠，立誓言“愿以全部落归唐，辖内各首领永不叛离”。唐册封异牟寻为“南诏”，赐银巢金印“贞元册南诏印”，这一会盟史称苍山会盟。至此唐与南诏40余年纷争化干戈为玉帛，而李泌一手构筑的对吐蕃的世界包围网也宣告正式形成。李泌此人初显身手于安史之乱，后造福于地方，再谋划于朝堂，略施小计就将野心勃勃的吐蕃帝国的威胁化于无形，身历四朝——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参与宫室大计，辅翼朝廷，运筹帷幄，使君臣和睦不猜忌，皇室父子不相残，居功至伟，可以说是中唐第一名相！

此时西域的形势是大食帝国仍然控制着葱岭以西的西域地区；四镇、北庭以及西州还掌握在唐朝守军的手中；吐蕃政权西据伊吾，东有陇右，占据河陇地区，隔断了四镇与朝廷间的联系；而回鹘汗国[元和四年(公元809年)，蔼德曷里禄没弭施合密毗迦可汗遣使将回纥的族名改为回鹘，义取回旋轻捷如鹘，以后文中通用回鹘这个名称。]则占据了金山以东的漠北草原，并进而左右着北庭地区的局面。

但是在李泌的包围网形成之前，在西域发生了一件非常遗憾的事件，这使得唐帝国几乎结束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经营西域的活动。上文提到过由于吐蕃的入侵阻隔了西域与内地的交通，这时唐朝西域守军与唐朝政府的信息往来以及西域各国与中原地区的贸易交往都不得不改道，经由北庭，通过回鹘控制的“回鹘道”到达长安。安西、北庭因为不得不“假道”回鹘，所以被迫“附庸”回鹘（据《旧唐书·吐蕃传》），以作为自存之计。但是由于回鹘人“征求无厌”，激起了葛逻禄、白服突厥以及北庭附近的沙陀部落的反抗，葛逻禄、白服突厥勾结吐蕃一同进攻北庭。

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冬天，吐蕃军队以葛逻禄、白服突厥作为向导，联合大举进攻北庭。回鹘大相颉干迦斯率军由漠北西进，援救北庭。回鹘军队与吐蕃军队在横口遭遇，回鹘大败，恰好这时颉干迦斯得到了回鹘可汗被暗杀的消息，于是在贞元六年（公元790年）6月撤军返回漠北。失去回鹘的援助之后，北庭很快就被吐蕃攻陷，节度使杨袭古率残兵二千人逃往西州。

同年秋天，颉干迦斯在处理完漠北事务之后，又率领五、六万军队匆匆踏上了西征的道路，谋求夺回北庭。但是回鹘军队又大败于吐蕃，士卒死亡大半，无功而返，（《资治通鉴》记于贞元七年，公元791年，秋）北庭终于完全失陷。与吐蕃联合攻取北庭之后，葛逻禄乘胜取回鹘之浮图川，回鹘震恐，悉迁西北部落于牙帐之南以避之（《资治通鉴·卷233》）。公元792年西州等地也被吐蕃攻陷。北庭之战以后，吐蕃又在贞元七年（公元790年至791年）连续攻陷了于阗、西州（疏勒失陷的具体情况史无明文）。原来由唐朝控制的西域重镇大多都落入了吐蕃与葛逻禄联军的手中。此时只剩下受到重重围困的唐朝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龟兹在苦苦支撑，城中唐军为了不让中国在西域的最后一块土地失陷，与吐蕃军死战，城在人在，城陷人亡，全城军民戮力同心，坚守了一年之久，终于没有让吐蕃军把城攻破。（当然对于龟兹还有另外的一种看法，那就是随着北庭的陷落，安西都护府随之移节，转到西州与吐蕃帝国做长时间的拉锯战。不过根据摩尼教的《赞美诗集》内记载，当时的龟兹内北庭大将军节度使，龟兹节度使，拨换的曹侍郎，焉耆的唐副使等均为唐朝官吏，可见即便安西都护府移节了，当时的龟兹还是处在安西都护府的控制之下，直到之后让与回鹘汗国。）

不过在李泌的政治斡旋之下，吐蕃的胜利更像是回光返照。回鹘此时正值极盛，之前的挫败并没有对回鹘造成太大的伤害，回鹘势力很快又卷土重来，与葛逻禄、吐蕃的联合势力在天山东部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而在西域，我们知道当时主要就是三个国家在争夺，唐，吐蕃和阿拉伯这三大帝国。当时唐朝在西域的兵力大大下降，比兵力下降更为可怕的是朝廷的供应补给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等到了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时，吐蕃军队已经尽陷兰、廓、河、都、洮、岷、秦、成、渭等州，占领了河西、陇右的大部分地区（《资治通鉴·卷223》）。看一下唐朝当时的地图我们就知道，中国腹地同西域的那一条窄窄的通道被吐蕃完全掐断，西域唐军与内地的联系终于断绝，此时的西域唐军身处两大帝国的包围之中，又得不到自己国家一丝一毫的帮助，形势之险恶，条件之恶劣可见一斑。可是即使是这样，西域守军依旧不屈不挠，为国家坚守西域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吐鲁番出土的《高耀墓志》（发掘简报见《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有广德四年（相当于公元766年）年号。实际上广德只有两年（公元763-764年），公元765年代宗改元永泰（公元765-766年）。墓志仍然沿用广德年号，说明在公元765年以前就己失去联系，不知长安改元永泰。）

大概到了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左右，西域守军通过种种途径艰难的与朝廷恢复了联系，（斯坦因在于阗发现的汉文文书中，有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号。见M．A．Stein，AncientKothan，AppendixA：ChineseDocumentsFromtheDanda-Uillq，NiyaandEnder，No.1）本人估计是通过回纥绕道同朝廷取得了联系。本来已经对西域不报什么希望的唐廷突然获悉西域居然还在本方的控制之下，自然惊喜不已，朝野上下对于西域守军这种舍生忘死的精神感动不已。唐代宗亲自下诏褒奖，并向西域唐军通报内地情况，赞扬他们“不动中国，不劳济师，横制数千里，有辅车首尾之应。以威以怀，张我右掖，凌振于绝域，烈切于昔贤。微三臣（指河西节度使周鼎、安西、北庭都护曹令忠、尔朱某）之力，则度隍逾陇，不复汉有矣（《唐大诏令集》卷116常衮《喻安西北庭诸将制》。据岑仲勉研究（《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第104页），此制文下于大历四年（公元769年）至大历七年（公元772年）之间）。”帝国上下对于西域守军的忠诚在感动之余也非常的歉疚，西域虽有“奉国之诚”，朝廷却因“事势不及相恤”，（《全唐文》卷464《慰问四镇北庭将吏敕书》）实在是对不住这些忠义男儿。

可是安史之乱的后遗症此时在慢慢发作，在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唐朝将领朱泚又发动兵变，占领了长安。唐德宗出奔奉天，情势危急之下无奈遣使向吐蕃请求援兵，吐蕃却想乘火打劫，借机提出以径、灵等四州以及安西、北庭作为交换条件。唐德宗当时也没多想就答应了下来，并且写了《慰问四镇北庭将吏敕书》，预备派沈房、韩朝彩等人前往西域办理交割事宜。拟将西域将士、官吏、僧道、耆寿、百姓等撤回内地，然后将西域交割给吐蕃。令四镇、北庭将士“递相慰勉，叶力同心，互相提摘，速图近路，复归乡井，重见乡亲。同时“如有资产已成，不愿归此，亦任便住，各进所安”（《全唐文》卷464《慰问四镇北庭将士敕书》）。可是吐蕃虽然出了兵，却根本没有履行诺言，不但如此，甚至还将武功城劫掠一空。朝廷靠一己之力平定了朱泚叛乱之后，吐蕃居然厚颜无耻的要求唐廷履行诺言，割让安西、北庭。唐廷自然不会答应如此无礼的要求，当时的名相李泌就说：“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皆悍兵处，以分吐蕃势，使不得并兵东侵。今与其地，则关中危矣，且吐蕃向持两端不战，又掠我武功，乃贼也，奈何与之？”更指出：“两镇之人尽忠竭力，为国家固守近二十年，诚可哀怜。一旦弃之以与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国，他日从吐蕃入寇，如报私仇矣。”现在发现的文物资料也证明了沈房、韩朝彩根本就没有去西域，所以西域唐军也并不知道交割西域这件事。唐德宗发布撤军敕书的时间是784年（兴元元年）（据《旧唐书·吐蕃传》），但是在于阗丹丹乌里克遗址中却发现了有建中八年（相当787年）年号的汉文文书，（M.A.Stein，AncientKothan，AppendixA：ChineseDocumentsFromtheDandan-Ulliq，NiyaandEnder，No.9）唐德宗建中年号只有四年（780一783年），784年改元兴元，785年又改元贞元，直到787年（贞元三年）西域仍在沿用建中年号，说明不知道两次改元的消息。总之，一直到了788年至789年（贞元四、五年）之间，唐朝驻守在安西四镇，北庭、西州的军队还控制着葱岭以东的西域地区（《悟空行记》，参见《宋高僧传》卷3《唐上都章敬寺悟空传》、同卷《唐北庭龙兴寺戒法传》）。

吐蕃屡屡乘火打劫的行为导致了唐朝举国上下一致的敌视，在休养了数年之后，唐朝于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在宰相李泌的领导之下，针对吐蕃这个巨大的威胁策划了一系列高超的外交活动，以高超的政治素养将吐蕃推入了困境当中。一开始李泌就提出了“北和回纥，南通云南（南诏），西结大食、天竺”这样的一个外交方针，此后经过李泌的不懈努力，不久之后，回纥可汗便称臣，与唐和好。贞元四年（788）回纥合骨咄禄可汗遣使迎娶公主，极为隆重。并说：“昔为兄弟，今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为患，子当为父除之！”回纥就此站到了和吐蕃作战的第一线上。此后又提出：“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次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云南白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赋役重，未尝一日不思复为唐臣也，大食（阿拉伯帝国）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

仅仅距北庭失陷过了一年的时间，回鹘可汗就向唐朝政府派遣使节，“献败吐蕃、葛（逻）禄于北庭所捷及其俘畜”。显然回鹘人很快又在北庭地区取得了胜利，但是战争的实际进程如何，回鹘最终是否控制了北庭，汉文史籍阈载。《九姓回鹘可汗碑》中的汉文部分大略记载了这次战争的经过，碑文中说，回鹘军队在天可汗（即公元808-821年在位的保义可汗，碑文中记述的许多内容是保义可汗继位之前担任内宰相时的事迹）的率领下对北庭“半收半围”，而后，天可汗又“亲统大军，讨灭元凶，却复城邑。”收复了北庭城。并对北庭的居民进行了妥善安置，“食土黎庶，纯善者抚育，悖戾者屏除”，安定了北庭地区的社会环境，恢复了北庭以东的交通。对照汉文史料的记载，回鹘收复北庭的时间应在公元791年秋季或之前。争夺北庭的最终失利对于吐蕃政权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吐蕃因在北庭战役中伤亡过重，曾向南诏征兵，以作为西域战场的补充。

收复北庭之后，回鹘政权取得了在西域的落脚点。接着回鹘军队再次出征，和唐安西守军里外夹攻，打败了围攻安西都护府治所龟兹的吐蕃军队，取得了在天山南部地区的重大胜利。《九姓回鹘可汗碑》第十六行在北庭之战后记叙了龟兹战役之情况，“后吐蕃大军攻围龟兹，天可汗领兵救援。吐蕃落荒，奔入于术。四面合围，一时扑灭。尸骸臭秽，非人所堪，遂筑京观，败没余烬。”于术就是唐朝安西都护府所辖于术守捉城的所在地，西距龟兹四百六十里，东距焉耆七十里，这是一次长途追袭。吐蕃军队先败于龟兹，尔后又被围歼于于术城中。北庭、龟兹两次战役的胜利，使天山南北的两个战略要地都处于回鹘势力的控制之下。在回鹘解决吐蕃围攻安西的军队的时候，唐朝政府也没有坐视，在公元795年唐朝也出兵西州，继而将西州光复。

从地图上看，从沙洲（今天的敦煌）到天德军(今天的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的直线距离大约为1400公里，这段路程中，80％以上的路途是沙漠地带，包括了巴丹吉林大沙漠、腾格里大沙漠和库布齐大沙漠。可想而知，中间路途的艰难困苦。从天德军(今天的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到长安的直线距离约为800公里。当这支来自沙洲，历经数千里的磨难，满身尘土的信使队伍到达长安的时候，整个长安轰动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民众纷纷涌到街道上来迎接这支队伍。自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大唐完全失去河西之后，河西走廊就成了大唐帝国心中的一个隐痛。从古至今，河西陇右从来就是中央政府打击或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基地，可以说是西北的门户，没有了这片地区，关内等于说是门户大开，长安就会直接受到敌人骑兵的威胁。而且这片地区民风悍猛，还是中国最重要的养马基地之一，可以说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地区之一。如今听说沙洲人民心怀故国，居然靠自己的力量将沙洲光复，这可真是极大的喜讯，让人欢欣鼓舞。大唐政府以隆重的仪式迎接了这支信使队伍的到来，唐宣宗听到这一喜讯后，竟情不自禁地欣然赞叹道：“关西出将，岂虚也哉”。

本来张义潮的计划是想通知中央政府同他里外夹攻，共同击破吐蕃，光复河西陇右全境，可是他派出的十队送信使中的九队全部覆没在路途上，仅有的一队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经过了两年之久才到达长安，显然原先的计划是行不通了。张义潮也并没有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中央政府上面，而是把沙州作为根据地，整饬军队，发展生产，“缮甲兵，耕且战”，很快沙洲的军力就壮大起来。另外他又以沙州为根据地，乘着吐蕃军还没有从打击中反应过来的时候率精锐进攻河西的其他被吐蕃控制的城市。因为吐蕃内斗不休再加上在河西的倒行逆施，张义潮的收复行动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进行得很顺利。到前往长安的信使回来之前，张义潮已经率部攻取了肃州、甘州、伊州等地。这一时期，张义潮率军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这些战斗主要包括：大中三年（公元849年），收复甘州，肃州之战。大中四年（公元850年），收复伊州之战。大中十年（公元856年），对伊州纳职城附近的回鹘和土谷浑进行征讨，以解除后顾之忧。

前往长安的信使带回了来自大唐帝国的赞扬和褒奖，这使得张义潮的起义军更是军心大振。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张义潮率军开始对吐蕃展开大规模军事攻势，吐蕃在河西腐朽的统治立刻土崩瓦解，各州的吐蕃军队往往闻风而逃，都退往凉州。到这一年的八月，张义潮军已经收复了整个河西走廊中除凉州之外的所有州县，河西终于又重归大唐的版图之中。

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八月，张义潮第二次向长安派出规模宏大的信使队伍，携带着河西11州(瓜州、沙州、伊州、西州、甘州、肃州、兰州、鄯州、河州、岷州、廓州)的图籍入长安告捷。为了对中央政府表示忠诚，张义潮的兄长张义潭毅然作为信使带队前往长安，并且就此留在长安为质。并且在张义潭之子张淮深成年之后，张义潮也于咸通八年（公元867年）以69岁高龄入京。以张义潮为代表的归义军以实际行动向中央政府表示了他们的忠诚。

由于此时河西走廊的大多数州县已经处在张义潮军的控制之下，所以这一次的信使团出使长安的行程十分的顺利。唐宣宗接到瓜、沙11州图籍和张义潮的捷报后，特下诏表扬张义潮等人的忠勇和功勋，诏令说：张义潮“抗忠臣之丹心，折昆夷之长角。窦融河西之故事，见于盛时;李陵教射之奇兵，无非义旅”。11月，唐王朝于沙州建立归义军，统领瓜沙等11州，授张义潮归义军节度使、11州观察使，管内观察处置，检校礼部尚书，兼金吾大将军，食邑2000户，实授300户。拜李明达为河西节度衙兼监察御史，拜李明振为凉州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御史中丞，授吴安正为武卫有差。而作为人质留在长安的张义潮兄长张义潭则被授为金吾卫大将军。

随着瓜、沙、肃、甘诸州的收复及沙州归义军的建立，吐蕃军队节节败退，最后集中于姑臧(凉州)。凉州是北朝、隋唐以来的河西重镇，唐朝前期一直是横断吐蕃和突厥的河西节度使所在地。吐蕃统治时期，又是统辖河西东部的大军镇驻地。如果凉州仍在吐蕃手里，那么张义潮所提出的收复河西东部及陇右数郡就是一句空话。因此，为了有效地控制河陇地区，张义潮便从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八月率军开始了他东征凉州吐蕃的伟大壮举。当然此时的凉州已经聚集了大批的吐蕃军队，另外还有河西陇右地区败退至凉州的吐蕃军，军力十分雄厚，这导致了凉州战役变得极其艰难。

前面已经说到吐蕃在河西倒行逆施，不但导致了唐人的愤怒，就是吐蕃人也对统治者极为不满。而归义军建立之后秉承大唐传统，对各族人民一视同仁，有力地团结了在河西走廊的各族人民。而这支东征军由汉、吐蕃两族士兵组成，共计7000名士兵。这是一次空前激烈的战斗，归义军“分兵两道，裹和四方。人持白刃，突骑争先。须臾阵和，昏雾张天。”两军对阵之时，归义军人人置生死于度外，”列乌云之阵，四面急攻，蕃贼糜狂，星分南北。”在血腥的死斗中，大唐精神重新焕发了光彩，吐蕃军终于支撑不住，“汉家持刃如霜雪，虏骑天宽无处逃，头中锋矢陪垅土，血溅戎尸透战袄”。汉军得势，押背便追。不过五十里之间，杀戮横尸遍野。”吐蕃军虽然遭到很大的打击，但是毕竟是强悍的敌人，归义军人数少，也没办法一时全部消灭，于是这场残酷的战争足足拉锯了三年。

难道就此结束了么？不，还没有，老英雄虽然倒下了，新的英雄却又站了起来！虽然唐朝在安西，北庭已经没有可能再有作为，但是对于汉人占大多数的河西走廊唐朝依然拥有很深厚的群众基础。

在河西走廊这块有个叫沙洲（敦煌）的地方，在永泰二年（公元766年）以后，河西走廊的的各个要塞和城市都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下为吐蕃人一一击破以后，沙洲就成了唐军在河西走廊的最后一个据点。从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开始，沙洲开始受到吐蕃人的围攻，沙洲守军知道没有任何的援军，也知道能守住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他们依然选择了坚守。唐军为了守城，守将阎朝贴出告示：“出绫一端，募麦一斗”，征集粮草。就这样沙洲人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足足坚持了十一年，直到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才因为弹尽粮绝不得不出降。即便是这样，在投降之前阎朝仍与吐蕃主将绮心儿相约，不要让沙洲城民众流离失所。由于得到了吐蕃人的许诺，从而使得沙洲的汉族民众，尤其是一些大族如李氏，索氏，张氏等得以继续留在沙洲城中，这些大族都在后来的张义潮沙洲起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沙洲的顽强防守导致失陷之后，沙洲城中的民众受到了吐蕃人的残酷报复和压迫。沙洲城破后，“丁状者沦为奴婢，种田放牧，赢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不仅仅是沙洲城，整个河西陇右的人民均在吐蕃非人的暴政之下挣扎在死亡线上，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08年），太常少卿韦伦奉命出使吐蕃，返回时路过河陇地区，亲眼见到当时人民的痛苦生活。”初，吐蕃既得河、湟之地，土宇日广，守兵劳弊，以国家始因用胡为边将而致祸，故得河陇之士约五十万人，以为非族类也，无贤愚，莫敢任者，悉以为婢仆，故其人苦之。及见伦归国，皆毛裘蓬首，窥觑墙隙，或搥心陨泣，或东向拜舞，及密通章疏，言蕃之虚实，望王师之至若岁焉。”吐蕃将占领区内的人民视若贱民，予以残酷的压榨和剥削，所以当地人民无时不刻的盼望中央政府能够救人民于水火。吐蕃人规定，在河西诸城生活的汉人，走在大街上必须弯腰低头，不得直视吐蕃人，民族压迫由此可见一斑，这样的民族压迫自然会激起强烈的民族反抗，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吐蕃当时的军事实力虽然也能称得上帝国，可是毕竟文化底蕴和政治制度等等与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相差甚远，“马上可定国，岂能马上治国？”所以吐蕃虽然也控制了西域不少年，但是对西域的影响却远远不如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沙洲人民在深重的民族压迫之下自然与吐蕃离心离德，在开成年间（公元836年），有一支唐朝的使团出使西域，途径甘、凉、瓜、沙诸州，当地民众都夹道相迎，泣曰：“皇帝犹念陷蕃生灵否？”这时候河西以及西域沦陷已有数代，但当地民众仍然视自己是中国子民，念念不忘唐朝，这正是张义潮后来沙洲起义的民众基础。

吐蕃人善于作战却不善于管理，在吐蕃人统治河西走廊的数十年时间里，各座城市在盛唐时候修建的各项城市设施、水利设施都逐渐被废弛，出现了大倒退的局面。此时的河西走廊可以说是一片凋敝，经济萧条，百姓被残酷的压榨。不仅仅是这样，吐蕃本土的国力也在不断地衰退，前面已经介绍过，由李泌一手构筑的对吐蕃的世界包围网给与了吐蕃极大的打击，回鹘汗国和阿拉伯帝国均在西域不同的方向深深的打击了吐蕃帝国，唐朝也乘势与南诏国联手在四川方面极大的杀伤了吐蕃的有生力量。在唐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吐蕃国内发生大规模的饥荒，“人饥疫，死者相枕藉”。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吐蕃赞普郎达磨遇刺身亡。达磨无子，佞臣立其妃的3岁的侄儿乞离胡为赞普，许多人不服，甚至离叛，从而导致了吐蕃国内的大规模内乱。吐蕃本部称作“邦金洛”的奴隶平民也乘机起义。在这样的内忧外患之下，张义潮的沙洲起义就拥有了一个极好的外部条件。

此时的河西走廊就是一个巨型的火药桶，只要有一点点的火星就能引起毁灭性的爆炸。唐朝这个时候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国力有所恢复，看到吐蕃国内灾荒连年，河陇各处吐蕃守将人心思变，兵防极度空虚，当然不会放过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决心收复河湟地区。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三月，“朝廷以回鹘衰微，吐蕃内乱，议复河、湟四镇十八州”。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五月，河东节度使王宰率代北诸军，于盐州大败尚恐热所率吐蕃军。次年12月，凤翔节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清水”，并一举收复了原州(宁夏固原)、石门等六关和威州(宁夏中卫县)、扶州(甘肃文县西)。唐王朝的一连串军事胜利给了张义潮起义以强大的军事靠山，更使得河西人民不再感觉自己是孤立无援的，祖国就在他们的身后，这给了他们强大精神支柱，用句俗话来说就是给张义潮这些准备起义的河西人民壮了胆。

《张淮深碑》中记载到：张义潮在沙洲“论兵讲剑，蕴习武经，得孙武、白起之精，见韬钤之骨髓。……知吐蕃之运尽，誓心归国，决心无疑。”张义潮首先明确了起义的决心。当然反抗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吐蕃帝国只凭一腔热血自然是不行的，如果想要成功的话必须要有周密的计划，积蓄强大的实力。张义潮的骨干力量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敦煌的名门望族。如索氏、张氏、李氏等，都是沙州一带举足轻重的家族，这些家族在沙洲陷落之后得以留存下来，并暗中积蓄力量。唐朝民风尚武，讲究文武合一，不论是文官还是武将平时骑马射猎，习武刺击都是非常普遍，这习武之风在世家大族中更是被看重，这些家族人丁众多，实力雄厚，他们在张义潮起义和收复河西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第二，佛门的僧徒。虽然说佛家讲究远离红尘不问世事，但是不代表佛家要求人们不要爱国。少林寺的十二棍僧救唐王就开风气之先，也是后世僧人的榜样。河西的高僧洪辩虽然以高深的佛法被看重，被吐蕃授予了“知释门都法律兼摄行教授”的职位，但他“远怀故国，愿被皇风”，所以尽力帮助张义潮收复沙州。另外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佛教进入吐蕃之前，吐蕃本身就有自己的本土宗教——本教。佛教传入之后，本教和佛教之间进行了一系列残酷的斗争，最后演变成达玛进行的灭法运动，几乎将佛教在吐蕃彻底铲除，佛教自此在西藏地区一蹶不振长达百年。最后达玛之所以被佛僧刺杀也是因为他的灭法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僧人自然不愿意为吐蕃的统治者效力。本人前一篇的《大漠孤烟直》已经介绍过由于唐朝对西域的开发，西域的佛教极盛，高僧大德层出不穷，而沙洲（敦煌）乃当时的中西交通要冲，佛教自然也是极为兴盛，教徒数量庞大，广大的僧徒在百姓中有很大的号召力，在这些爱国僧人的宣传感召之下，对吐蕃的反抗精神深入人心；第三，豪杰义士。如后来张义潮的得力部下副使安景，部落使阎英达等等，都是当地著名的豪杰。

在经过了周密的准备之后，于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张义潮率众在沙洲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起义。他率部队披甲执锐，与吐蕃军在城内展开混战，城中的唐人纷纷响应，人人与吐蕃军拼命，吐蕃军在城中军力本来就不多，在出其不意之下，自然抵挡不住，于是从城中逃走。吐蕃军从城中败退之后自然不能甘心，于是从周边调集了兵力又将沙洲团团围住。虽然敌众我寡，但张义潮不愧是一个胸中有韬略的英雄，他“启武侯之八阵，纵烧牛之策”，于是“破吐蕃之围”。张义潮此时率城中兵马杀出重围与吐蕃军决一死战，短兵相接之际，“白刃交锋，横尸遍野，残烬星散，雾卷南奔”。起义军终于在沙洲艰难地站稳了脚跟。

这沙洲一发动，立刻成燎原之势，甚至造成了吐蕃内部的大变乱。藏文史书记载，这次“初发难于康，寝而及于全藏，喻如一鸟飞腾，百鸟影从，四方骚然，天下大乱”。吐蕃原洛门川讨击使尚恐热(一作论恐热)亦发动叛乱，并篡夺了吐蕃大权，自称为宰相。当然以叛乱夺权的他没能力让所有的人心服，与吐蕃鄯州节度使尚婢婢为争权夺利，自相残杀。

尚恐热在掌握了吐蕃帝国内部的大权之后，对河西走廊进行了残酷的报复行动，他“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杀其丁壮，劓刖其羸老及妇人，以槊贯婴儿为戏，焚其室庐，五千里间，赤地殆尽”。尚恐热在河西走廊地区的暴虐行径，让河西人民更是对吐蕃统治者无比愤慨，这使得张义潮在以后的收复整个河西走廊的时候获得了人民的鼎力支持。

张义潮在沙洲起义之前，就“誓心归国”，所以在起义军成功占领沙洲之后，就决定派遣使者团向长安传达沙洲恢复的讯息，以明心志，也有联系祖国，对吐蕃两面夹击的意图。但是沙洲和长安之间相隔千里，中间的河西诸城又都还是吐蕃人的控制之下，所以为了确保讯息能够到达长安，张义潮派出了十队使者，带着十份完全相同的文书，经由各个方向的沙漠绕过吐蕃人控制的河西诸城向长安进发。送信队伍的组成各有不同，但是僧侣占了很大的比例，这里面就包括了敦煌高僧悟真，这是因为之前说过河西走廊的僧侣大多心向大唐，而且吐蕃人自文成公主入藏之后佛教广泛传播，由高僧送信便于隐蔽。

可是这次送信的历程却是一次极其悲壮和英勇的行程，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九死一生，十队信使向沙洲的各个方向进发，越过莽莽大漠，向长安进发，这十支队伍中的九支，或遭到吐蕃人的尾随追击而献身，或在大漠迷失方向而永远留在了大漠之中，最后，只有悟真这一支向东北方向进发的队伍，绕过了莽莽的大漠，历经千辛万苦，到达了天德军(今天的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在天德军防御使李丕的协助下，于大中四年（公元749年）抵达了长安，这时候，离张义潮沙洲起义已经整整过去了两年。悟真这次送信的冒险历程简直与《西游记》里面唐僧的西天取经不逞多让。后来悟真到达长安后，被唐朝封为“京城临坛大德”，以表彰他的功绩。除了悟真之外，我们应该还要记住那些没能成功的无名英雄，大唐精神就是这无数的无名英雄创造的。

此后。回鹘军队又进一步向西推进到了锡尔河上游地区。碑文中说：“（前阈）百姓与狂寇合从，有亏职贡。天可汗躬总师旅，大破贼兵，奔逐至真珠河，俘虏人民万万有余，驼马畜乘，不可胜计。余众来归（中阈），自知罪咎，哀请祈诉。天可汗矜其至诚，赦其罪戾，遂与其主，令百姓复业。自兹已降，王自朝觐，进贡方物，与左右厢沓实力（后阈）。”这里所说的真珠河就是指锡尔河的上游段[《新唐书·石国传》，石国“西南有药杀水（即锡尔河），入中国谓之真珠河，亦曰质河。”《新唐书·地理志》引“安西入西域道”则具体指出，度拔达岭之后“又五十里至顿多城，乌孙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渡真珠河，又西北度乏驿岭，五十里度雪海，又五十里至碎卜戍，傍碎卜水五十里至热海（今伊塞克湖）。”参见王国维《九姓回鹘可汗碑跋》，《观堂集林》卷20]。“沓实力”则是“踏实力”的别称，是葛逻禄三部之一。

回鹘发动这次战争的原因是被征伐者“与狂寇合从”，而且对回鹘“有亏职贡”，说明回鹘军队征伐的对象在此前曾经一度臣服了回鹘，否则“有亏职贡”就无从说起。但是由于碑文残缺不全，先前臣服回鹘的究竟是哪个部族还不清楚。如果结合上下文来看，上文中“与狂寇合从，有亏职贡”的“百姓”，应该就是在后面提到的“遂与其王，令百姓复业‘”的“百姓”。也就是说，虽然碑文中间有缺文，但前后所记的实际是同一事件。紧接着碑文中又说，此后，回鹘所“与”之王又亲自朝觐，与踏实力部等一起向回鹘汗国贡献方物。显然踏实力部这时至少在名义上已经臣服回鹘。总之，全文大意似乎是说：先前已经臣服回鹘的某个部族投靠了与回鹘为敌的势力，终止履行向回鹘朝贡的义务，于是回鹘军队在锡尔河上游打败了他们，又因为其人民祈求，天可汗原谅了他们的叛逆行为，为他们册立国王（或是将原来的国王还给了他们？），令百姓复业。自此以后，这位国王亲自会同葛逻禄踏实力部等一起到回鹘汗庭朝贡。

后来回鹘军队又再次出征，讨伐葛逻禄和吐蕃联盟，“搴旗轿首，追奔逐北”，向西一直追赶到了费尔干纳（原文作“拔贺那”）盆地。在这次战役中回鹘俘获了众多的人民和畜产。葛逻禄叶护兵败逃走，回鹘为归顺的葛逻禄部落另立真珠智惠叶护为主（《九姓回鹘可汗碑》第20行）。

由于回鹘和唐帝国是同盟关系，唐帝国此时虽然力求振作，无奈国力大损，力不从心，不能承受西域驻军所带来的沉重负担，于是于公元803年唐朝将西州让给了回鹘，让回鹘替唐朝把守西边的大门。（荣新江：《摩尼教在高昌的初传》[J]，刘东编《中国学术》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吐蕃不仅仅是在天山东部地区同回鹘进行了大规模的冲突，在葱岭以西的西域地区同阿拉伯帝国同样进行了激烈的对抗。不过跟对回鹘的战争遭到惨败不同，在这个地区吐蕃的发展却顺风顺水，在几次战役中吐蕃和天山西部地区的葛逻禄部族的联盟均击败了阿拉伯的军队，甚至吐蕃将俘获的阿拉伯军队变成奴隶军使用。在《新唐书·南诏传》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载，贞元十七年（公元701年）春天，唐朝与南诏联兵，在泸水大破吐蕃军队，“康、黑衣大食及吐蕃大酋皆降，获甲二万首。”这些康国和黑衣大食的军队肯定是被吐蕃政权从葱岭以西地区征调到东方来参战的。有关他们的身份目前还不很清楚，但是他们很可能就是吐蕃在与大食的战争中俘获的战俘。阿拉伯史家的记载（下面所引的阿拉伯史料主要转择自白桂思《中亚的吐蕃帝国》{ChristopherI．Beckwith，TheTibetanEmpireInCentralAsia，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第六章《晚期帝国》中所引用的资料）与汉文史料中反映的情况是相互吻合的。”

这样残酷的统治之下，人民必然会起来反抗。吐蕃刚刚占领沙洲不久，驿户汜国忠等就举行了一次起义。起义者夺取了战马铠甲，迫使吐蕃贵族纵火烧屋，“伏剑自栽，投入火中，化为灰烬。”起义者在三夜之间就越过了从酒泉到敦煌之间的重重关卡要塞，使得“东道烽烟，烟尘莫知”，“蕃官慢防，不虞祸至，人力散乱，难于力争。”与此同时，沙洲玉关驿户张清也同时发动起义，与之相呼应。他们的起义虽然没能推翻吐蕃人在河西陇右的统治，但是已经为河西陇右的人民做出了一个榜样，为后来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我上文提到过的西域英豪张义潮终于横空出世。张义潮，一作张议潮，《唐书》和《通鉴》均称之为张义潮，但从今天出土的敦煌文物上来看，又作张议潮，一个比较大的可能性是张义潮后来入朝此后改了名字，所以出现了这两种不同的称法，本文中取张义潮一说。张义潮的出生年月，根据《通鉴》和《张淮深碑》的记载：张义潮卒于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时74岁。这样，根据当时年龄的普遍计算法，张义潮应该出生于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前后。张义潮出生于今沙洲敦煌县神沙乡。这一点，已经通过敦煌的考古发现而得到了验证。

张义潮的父亲叫张谦逸，祖籍南阳，但具体出生地已经无从考证。张谦逸曾经在唐朝做官做到工部尚书。由此可见，张家在当时的沙洲也算是一个比较有名气的大族。张义潮之上至少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张义潮的哥哥名叫张义潭，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张淮深的父亲，张义潭在后来的沙洲起义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张义潮有一个姐姐叫做张媚媚，后来出家为尼，法名了空，今天的敦煌莫高窟156号窟供养人像第四身比丘尼像就是张义潮的这位姐姐。以后有机会去敦煌一游的朋友可以顺便去看一看。

张义潮出生之时，沙洲正是遭受吐蕃围攻最艰难的岁月，等他懂事的时候，沙洲已经陷于吐蕃多年。在他成长的岁月里，他并没有享受到当年在唐朝统治下的好日子，却亲身经历了吐蕃人的残暴统治，这自然引起了张义潮深深的愤怒，还有对唐朝的深深怀念，他有感于吐蕃统治下民不聊生的凋敝景象，深深同情人民的疾苦，对在平定“安史之乱”中被宦官边令诚陷害的著名将领封常清十分崇敬，曾亲笔抄写过《封常清谢死表闻》。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从17岁的张义潮手抄的一首《无名歌》可以看出张义潮对当时河西地区人民的深深同情，和对吐蕃统治者的深深厌恶：“天下沸腾积年岁，米到千钱人失计。附郭种得二顷田，磨折不充十一税。……舞女庭前厌酒肉，不知百姓饿眠宿。君不见城空墙框，将军只是栽花竹。君看城外衂惶处，打赌段芋花如柳絮。海燕泥欲作巢，空堂无人却飞去。”

屋漏偏逢连夜雨，阿拉伯在西域的势力遭到重大打击之后，自己的统治地区的人心也开始不稳，回历193年（公元808-809年）拉裴厄在撒马尔罕起兵反叛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河中地区纷纷响应，大有燎原之势。由于拉斐厄的叛乱规模浩大，哈里发赖世德不得已亲自出马，率军平叛。但是他却于公元809年在出征途中死于徒思，他死了不要紧，但是没有留下明确的传位证明，这造成了他两个儿子对哈里发之位的争夺。是时长子艾敏由于近水楼台，所以在巴格达继承了哈里发的位置，并控制了大食帝国的西部地区，而次子马蒙则以呼罗珊为基地掌握了帝国东方的领土。此时的形势其实对于马蒙十分不利，他既受吐蕃和西域各国的威胁，又受到了他的哥哥艾敏的威逼，如果不改变这样的形势的话，他的败亡就是迟早的事情。不过还好此时马蒙的心里还是十分清醒的，他果断地同吐蕃、葛逻禄、迦布罗等东方的敌对势力讲和，一心一意的对付来自他哥哥的威胁。在没了后顾之忧的情况下，东方的呼罗珊兵显示了他们强大的实力，他们将公元811年5月27日从巴格达出发的艾敏统领的阿拉伯西部方面军彻底击败。回历198年（以公历813-814年）马蒙成功地登上了哈里发的宝座，成为阿拔斯王朝的第七任君主。马蒙继位之后并没有返回巴格达，而是留在了木鹿（今土库曼斯坦马累），木鹿成了重新统一的大食帝国的首府。

不过安定了国内的形势之后，吐蕃在西域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马蒙立刻来了个秋后大算账。他任命法德勒担任总督，“越过东方，从哈马丹山向识匿山挺进”，与吐蕃之间重启战端。法德勒东征的具体对象主要有四个，即迦布罗君主的王国，讹答刺君主的王国，葛逻禄叶护的领地以及吐蕃可汗（王）的帝国。这几个政权都曾在拉费厄叛乱时（公元809-810年）与大食为敌或与大食打过仗。阿拉伯的大军一到，迦布罗王首先就向大食军队投降。此后又出征“葱岭和吐蕃的领土”，陆续击败了护密和勃律国，并将战争中俘获的吐蕃将领和“吐蕃骑兵”解送到了巴格达，吐蕃在葱岭地区的势力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当然报复并没有就此停止，法德勒又挥师北上，在锡尔河附近地区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征服了讹答刺，俘虏了葛逻禄叶护的妻子和子女，葛逻禄叶护逃奔基马克（Kimak）。法德勒还再次攻克了渴塞（Kasch，今沙赫里萨布兹，铁木尔大帝的故乡）和费尔干纳的其它的要塞。随着葛逻禄的失败，吐蕃与葛逻禄的联盟也就宣告瓦解了。通过这次远征，法德勒不仅恢复了阿拉伯帝国在葱岭以西的西域地区的势力，而且在短期内甚至还有所扩展。

阿拉伯人也算是够狠，要么不来，要来就来一次狠的，这下子把吐蕃打得没了脾气，此后虽然吐蕃又夺回了一点，但是依旧于事无补，再也回不到以前的好日子了。

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吐蕃赞普郎达玛（又叫做达磨）被佛僧刺杀，统一的吐蕃政权迅速崩溃。此后，吐蕃政权内部分裂的各派之间相互混战，形成了众多的割据势力。在吐蕃统一政权分崩离析的同时，吐蕃在西域的统治也随之瓦解。唐朝、吐蕃先后退出西域，结束了大食、唐朝、吐蕃三方势力争夺西域的时代，随着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回鹘部落的大批西迁，开始了西域人种突厥化和文化伊斯兰化的漫长的历史进程，但是唐朝一百五十余年的经营已经给西域深深的埋下了一颗中国的种子，这颗种子最后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成为了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域的历史又揭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