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张国焘脱党叛逃前遭遇“死亡威胁”？
那天，张国焘一如既往，早起晨练。不料，几名管理人员径直走上前，让他今天必须腾出他所在的那孔窑洞，供另外一位中央领导居住。他不解地打探，究竟是哪位领导。对方告诉他是刚从苏联归国的王明。闻知是王明，已现怒态的张国焘在寒风中一激灵，冰冷袭击全身。
这次，王明是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的身份回国的，不仅带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而且回国前还受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接见。当时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王明的分量可想而知。一时间，毛泽东、张闻天、王明，人们已分不清谁是中共的最高领袖了。
昔日的宿敌王明从共产国际归来，以钦差大臣自居，而张国焘却正失势落魄，两相比较，他当然明白自己的处境。
张国焘打心眼里厌恶王明，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和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
惹不起躲得起。于是，张国焘悄悄带着家人，到山下一僻静处，另外找了孔窑洞，隐居起来。他心里默默地说，一定要找到王明的软肋，以出当年的恶气。他相信，以王明的无知与狂妄，肯定会出一些昏招，不愁抓不住其“辫子”。
但是，令他始料不及的是，王明先发制人，居然主动找上门来。王明首先告诉张国焘，曾被张国焘倚重的原西路军将领黄超、李特等已被当作托派分子，秘密处决了。张国焘顿时惊得目瞪口呆。
王明仍像当年在莫斯科一样，盛气凌人，不断以批评的口吻正告张国焘必须深刻检讨、认识错误，而且明确指出，张国焘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且有托派特嫌。随后，王明在各种场合公开点名，批评张国焘，并将其错误进一步理论定性。
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毕竟还能接受。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会忘记，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上海地下党领导人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击陷害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于龙华。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
就在这时，原四方面军重要将领何畏公开叛变投敌，张国焘的处境更加艰难。1938年4月，惊恐不安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从西安逃至武汉，然后公开叛变投敌。
张国焘叛党投靠国民党阵营，真实的原因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给他带来死亡恐惧的是王明。也可以说，是王明把张国焘从延安逼走了，导致其走上了叛逃之路。
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4月22日的《新华日报》公开发表了党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全文如下：
张国焘已于四月十七日在武汉自行脱党。查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所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其最著者为一九三五年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斗争，并自立伪中央，以破坏党的统一，破坏革命纪律，给中国革命以很多损失。在中央发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后，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疑。西安事变时，他主张采取内战方针，怀疑中央的和平方针。此次不经中央许可私自离开工作，跑到武汉，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全国抗日团结与全党团结的各种活动。虽经中央采取各种方法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他仍毫无悔改，最后竟以书面声明自行脱党。张国焘这种行为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及必然结果。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
中共中央决定的公布，对张国焘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张国焘没有想到中央会如此果断地处理他，慌忙给周恩来等写信。在4月24日的信中说：“连日因寓所未就绪，故不曾致函诸兄。昨晚即写好一信，拟今晨派人送来。忽阅报上载有开除弟党籍的决定之公布，深使我痛心。……千祈我们间应维持冷静而光明之政治讨论，万一决定不能改变时，亦希彼此维持最好友谊。”
但是，中共中央已经把张国焘扫地出门，没有人再理会他了。从中央决定公布之日，在各级组织和部队中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和教育。同志们在短暂的震惊之后，对张国焘的叛变行为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和不齿。1938年5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刊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七号命令——《关于开除张国焘边区政府执行委员及代主席等一切职务事》，全文如下：
本政府执行委员兼代主席张国焘，于本月三日经主席团派往中部谒黄帝陵，即弃职潜逃。在此全国抗战紧急关头，张国焘此种行动，实属有违革命利益和革命纪律。特由本政府执行委员会决定，开除其本政府执行委员及其一切职务。嗣后凡张国焘一切言论行动，本政府概不负责。
就这样，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张国焘在人们的视野中淡出了，投奔了国民党的他很快就被国民党摈弃，过着很困窘的生活，最后凄惨地客死异国他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