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君贤臣之间的隐性关系 李世民畏魏征的真相
魏征与李世民明君贤臣之间的隐性关系
李世民与魏征被定位于明君与贤臣的关系，但若将李世民与魏征的关系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在所谓的明君与贤臣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因素。历史的真相是，初唐时期的政治、民族、经济关系，特别是山东问题，决定了两人的微妙关系。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中杀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后又诛杀其子侄十余人，夺得皇位继承权。同年八月，李渊被迫让位于李世民。李世民一方面令人修纂国史，让国人认识自己继承大统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为减轻自己杀兄逼父的心理压力，并迅速缓和他即位之初的复杂形势，对原太子东宫集团中的人物，大多予以起用。特别是魏征，比其在原东宫府更受重用。那么，李世民对魏征及原东宫附属为什么不像对其兄弟子侄那样赶尽杀绝，是否像一些史家所言是李世民知人善任、重用人才？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而是与贞观初期的政治矛盾、经济形势、民族关系密切相关。
唐初政局的动荡，也使得南北朝以来本就尖锐的民族矛盾更为突出。东北地区，高丽虎视辽东。西北地区，突厥、吐谷浑不断寇边，内犯势头尤以突厥为烈。但李世民深知，之所以暂时不能与突厥发生正面冲突，就是因他“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不具备和突厥大规模作战的条件。在此情况下，李世民要想解决这些问题，一定要先稳定山东，因为山东不仅是解决西北问题的关键而且对关中也有影响。要想稳定山东，就一定要控制山东的士族势力。而最能牵制山东士族势力的就是山东豪杰了。山东豪杰就是隋末山东农民起义军的大小领袖，这些人在降唐之后大都转化为庶族地主，他们和山东士族在政治、经济利益上有根本冲突。如果充分利用他们，使之和山东士族互为牵制，就能取得山东的暂时稳定。而魏征又是最能代表山东庶族集团即所谓山东豪杰利益的人物之一。魏征不仅参加了瓦岗起义，而且又是原东宫集团的主要谋臣之一，这种特殊的经历不仅使其成为山东豪杰的联络人，而且也成为东宫集团的代言人。如果李世民杀掉魏征，就会导致这两大势力的不安和反对，从而失去山东豪杰的支持而无法处理好山东问题。所以唐太宗认为他们是“各为其主，是可以原谅的，赦免了他们的死罪，并可使他们感恩”。
如此才可能重新认识李世民、魏征二人之间的关系。魏征随李密降唐后，“久不见知”，于是“自请安辑山东”，担负起收编各地义军的重任。发一书而降李世责力，并先后使李世责力、窦建德部下曹旦及齐善行等归降李唐。魏征在山东豪杰中的影响就充分显示出来。故而玄武门之变后不久，李世民就立即委任魏征以“安辑河北，许以便宜从事”之重任。魏征在安抚河北时，亦极力保护山东集团中的精英。
如何使目的实现，魏征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洞穿了李世民的心理，看到了唐初各种矛盾的焦点所在。利用自己为谏议大夫之机，积极进谏，以“居安思危”之语打动李世民。魏征深知：“自古上书，不急切，不能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语，圣人择焉”。这也正是时人认为他“精通群书，颇明王霸之术”、“素有胆气，善得人主意”的根本原因之所在。魏征多次进谏于李世民，指出隋亡的根本原因就是“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要求李世民以亡隋为鉴。杨隋之亡，与重役山东，攻伐高丽密切相关。而李世民经略关中，安抚山东，亦无不是为与高丽作战做准备。一旦重与高丽开战，山东所受赋役又必然加重。这是山东集团所反对的，也是魏征最不愿看到的。
为扩大山东集团在唐中央的实力，取得部分关陇集团成员的支持，魏征先后向太宗推荐侯君集、杜正伦、褚遂良，并特别指出侯君集、杜正伦有宰相才，使他们受到李世民的重用。魏征与王珪的关系也非同一般，这从每当王珪进谏李世民之时魏征必然附和，魏征进谏时王珪也同样附和就可清楚看出。特别是杜、褚二人，对李世民的言行是“必书”、“必记”，达到了魏征所期望的使李世民“不为非法”的目的。
李世民对魏征的心理活动也极为清楚，看到了魏征的背后有庞大的山东集团做后盾，而自己又“即位日浅，国家未安”，必须协调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使自己时时处于“居安思危”的状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而接受魏征的“犯颜”进谏亦就不足为奇了。为取得山东集团的支持，维护统治，位居九五之尊的李世民不断遭到臣下的“犯颜”，而且要把不满深深地隐藏在心中。
《贞观政要》全书记载的李世民与魏征等臣子所论之事，大抵为居安思危、如何守成之说。这恰恰是李世民稳定局面，由乱入治所需要的。李世民深知，隋炀帝处处专断的一言堂，虽“劳神苦行，未能尽于合理”，结果葬送了隋王朝。前车之鉴也使得李世民必须听到不同的意见。更何况魏征的多数谏辞，除有居安思危成分外，还可起到抬高李世民声威的作用。如每当李世民责怪魏征进谏的直言时，魏征就云：“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如此之语，亦就引出了李世民“征蹈履仁义，以弼朕躬，欲致之尧舜，虽亮无以抗”。然而在重大实质性问题上，李世民就独断专行，不会接受魏征的谏言，魏征亦多取回避之法。
魏征的聪明，就在于他看到了李世民虚心求谏、重用人才的表象后面隐藏着本身固有的疑惧、残忍及独断，也看到了李世民急于在众人面前刻意修饰自己，以掩饰自己杀兄逼父之非。这些从贞观时期李世民的言行中可以清楚看出。而李世民后期由于功德圆满和对山东集团的成功打压，所以杀掉侯君集、逐杜正伦。对魏征，也在他死后“罢叔玉尚主，而足陪所撰碑”。此时二人的关系才从“求谏”、“直谏”的重重迷雾之中露出了原本互为所用的实质关系。
《旧唐书·魏征传》载侯君集被诛，杜正伦遭逐后，“上始疑征阿党”，但实际上并非在魏征死后李世民才怀疑魏征“阿党”，而是一直就有所觉察，只因种种因素的制约，始终隐忍罢了。
真八卦凌烟阁二十四将
贞观时期是中国人才聚集的一个高峰，就唐太宗列于凌烟阁的特殊功臣就达24人之多。入阁人物的评选条件为：参与了晋阳(太原)起兵，并立有主要功勋;参与了建唐工作及全国统一战争，并立有主要功勋;参与了玄武门政变，帮李世民当上皇帝;参与了贞观时期的国家建设。
赵公长孙无忌 终身为李世民信任，后受李世民遗命辅佐唐高宗。因反对唐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而失宠，后被诬陷谋反，自杀。
赵郡王李孝恭 其父为李渊堂弟，李渊起兵后，他负责经略巴蜀。李世民登基后，退出权力中心。贞观十四年，暴病身亡。
莱公杜如晦 得房玄龄推荐而受李世民重用，为十八学士之首，后与房玄龄共掌朝政，于贞观四年病故，年仅四十六岁。
郑公魏征 玄武门之变后归顺李世民以进谏著称。李世民评价，贞观之前辅佐之功以房玄龄第一，贞观之后以魏征第一。
梁公房玄龄 善于谋略，贞观年间负责行政，深得信任。李世民出征高丽时被委以留守重任。贞观二十三年病故。
申公高士廉 善行政、文学，为李世民心腹，参与玄武门之变的策划。
鄂公尉迟敬德 在玄武门之变中亲手杀死齐王元吉，又率兵威逼李渊下旨立李世民为太子，后突厥进犯时以骑兵迎击取胜。
卫公李靖 贞观年间负责抵御突厥，后又挂帅消灭吐谷浑势力。因军事能力过高遭人疑忌，屡被诬告谋反，为免嫌疑，主动退休。
宋公萧禹 终生为李渊重用。李世民即位后，因与房玄龄、杜如晦不和，仕途沉浮，但从不“改过自新”。
褒公段志玄 治军严谨，李世民评价其“周亚夫无以加焉”。贞观十六年病故。
夔公刘弘基 因唐朝与突厥关系恶化，常年驻守北边抵御突厥。贞观年间曾随李世民征高丽。
蒋公屈突通 参与唐朝历次重大军事行动，尤其灭王世充被评为战功第一，后被委派镇守洛阳，于贞观元年病故。
郧公殷开山 参加李世民历次战役，在进攻刘黑达时，得病身亡，是凌烟阁功臣中最先去世的一个。
谯公柴绍 李渊起兵时参与攻克长安、灭薛举等重要战役。贞观年间作为主将消灭最后一位反王梁师都。贞观十二年病故。
邳公长孙顺德 李渊太原起兵时负责招募勇士，进攻长安时任先锋。此后功劳不显。贞观年间因多次贪污被弹劾。
郧公张亮 贞观年间，因善于行政而颇得信任，又揭发侯君集谋反、随征高丽而立功。其后因好巫术而逐渐名声败坏，贞观二十年被告谋反，受诛。
陈公侯君集 李世民心腹，常年担任其幕僚。贞观年间担任李靖副将击败吐谷浑，又任主将击灭高昌。回朝后因私吞高昌战利品而被弹劾。
郯公张公谨 因参与玄武门之变的谋划而得到赏识。李世民登基后，以其为李靖副将抵御突厥。次年病故，仅39岁。
卢公程知节 本名程咬金，参加李世民历次战役。唐高宗时出征贺鲁，屠杀已投降的平民，因此免官，后病故。
永兴公虞世南 归顺后尽心辅佐李世民，被评价为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五绝。贞观十二年病故。
渝公刘政会 李渊任太原留守时的老部下，随李渊起兵，首义功臣，忠心不屈。曾担任刑部尚书，贞观九年病故。
莒公唐俭 最大功劳是揭发独孤怀恩谋反，被特赐免死罪一次。贞观初年负责与突厥的外交事宜，后任户部尚书，因怠于政事贬官。
英公李世责力 被李渊称为“纯臣”。遭窦建德进攻后，因父亲被窦擒为人质不得已投降。密谋暗杀窦重归。
胡公秦叔宝 参加李世民历次战役，每战必冲锋在先。玄武门之变的主要打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