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近代史走向的两次八大胡同狎妓事件

八大胡同是北京历史上最有名的烟花巷，然而，就在这金粉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当时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两大狎妓事件，更让人惊奇的是，这两大狎妓事件还严重影响着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这就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了。其实，这两大狎妓事件一是蔡锷的八大胡同的狎妓事件，另一却是陈独秀的八大胡同的狎妓事件。

先说说蔡锷的八大胡同的狎妓事件。

蔡锷，字松坡。他是我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功勋卓著的杰出人物。在二十世纪初期，他干了两件了不起的大事，：一是1911年10月底组织领导了昆明“重九起义”;二是1915年12月底发动和领导了讨袁护国战争，结果致使袁世凯下台。而这次讨袁护国战争就与他的八大胡同狎妓事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实，说起来，蔡锷八大胡同的狎妓事件后来发展演化成为了这位讨袁护国的共和名将与青楼名妓小凤仙的一段情。开始之时，蔡锷为了麻痹袁世凯，就到了八大胡同狎妓。也就在此时，他遇到了小凤仙。但人人都有自身弱点，饮食男女在所难免，何况民国初年政府大员纳妾嫖妓也是寻常事。蔡锷当时三十三岁，小凤仙只有十七1岁，两情相悦，英雄美人悱恻缠绵成了千古美谈。从蔡锷赠小凤仙两联中可看出俩人的一番真情：“不信美人终薄命;由来侠女出风尘。其地之凤毛麟角;其人如仙露名珠。”

1915年岁末，蔡锷和小凤仙游玩并趁机逃离北京，回到云南，通电讨袁。次年1月，蔡锷率军出征，称帝仅八十三天的袁世凯在内忧外患中死去。同年11月8日，患喉结核的蔡锷在日本福冈大学医院病逝，年仅三十四岁。小凤仙得知此讯，痛不欲生，亲自书写挽联：“谁识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在北京中央公园公祭蔡锷时，小凤仙身披黑纱，又送挽联。上联是：“九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怜他忧串余生，萍水相逢成一梦;”下联是“十八载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小凤仙，这位曾是名动公卿的青楼名妓，正是因为她曾帮助共和名将蔡锷将军逃离袁世凯的囚禁，更因为与蔡锷的那段至死不渝的爱情而被人传颂，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段爱情被拍成名叫《知音》的电影。

再说说陈独秀的八大胡同的狎妓事件。

如果说蔡锷的八大胡同的狎妓事件是千古佳话的话，那么陈独秀的八大胡同的狎妓事件就无疑是一时的丑闻了。陈独秀的八大胡同的狎妓事件的东窗事发，是在蔡元培召开“三·二六会议”上。

据有关史料记载，1919年3月26日晚上，在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家中，北大校长蔡元培和另两位北大教员沈尹默和马叙伦开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去留。临时召开这次会议的缘由，是北京的报纸刚刚刊登了陈独秀在八大胡同“因争风抓伤某妓女下部”的新闻。这次会议讨论的侧重点究竟是陈独秀的去留，还是以何种方式让陈独秀离开，因资料的匮乏已不得而知。胡适曾希望与会的汤尔和能做一些有价值的回忆，但汤的回忆却相当简略，甚至连日期都记错了。

不过很显然，在陈独秀的去留问题上，会议最终还是达成了共识。很可能这次会议还敲定了让陈独秀离开北大的具体方式。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通过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文理科统由教授会领导，教授会主任由文理科主要教授轮流担任，鲁迅的老乡马寅初被推为第一任主任。也就是说，蔡元培以“教务长代替学长”，废除了北大学长制。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务由此自然取消，继任教授、由校方给假一年。这次体制变更本来早有计划，定于改年暑假过后实行，此刻突然提前，很显然，蔡元培用心良苦，是为了给陈独秀一个体面离开北大的台阶。

三天之后，陈独秀在路上遇到汤尔和，据汤尔和的描述，陈独秀“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而十六年后，当年与陈独秀一同为新文化运动扛旗的胡适，与当年“三·二六会议”的当事人之一汤尔和，就陈独秀被迫离开北大一事在书信中展开争论。胡适指责汤尔和：驱逐陈独秀导致“国中思想左倾，《新青年》分化”。

1935年12月28日，胡适在致汤尔和信中说：“三月二十六日夜之会上，蔡先生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在胡适看来，导致陈独秀离开北大的嫖妓事件，其实质乃是当时新、旧思潮之间的彼此攻讦的一部分。并疑心汤尔和被人利用：“当时我颇疑心尹默等几个反复小人造成一个攻击独秀的局面，而先生不察，就做了他们的‘发言人’了”。胡适如此理解也不无道理，1919年的整个3月，北大校长蔡元培都一直忙于和林纾等“旧派”文化人论战“北大是不是在搞废除孔孟全盘西化”。蔡元培与林纾的论战，不过是当时“新”、“旧”文化人冲突的一个缩影而已。尤其是蔡元培组织的进德会，本有戒条不可嫖娼、不可娶妾，这些戒条也纳入到了蔡林论战当中，很有沸沸扬扬之感。而陈独秀恰又为进德会会员。

蔡元培本人大约是不想驱逐陈独秀的。对于这一点，胡适显然是了解的，所以才一再谈及汤尔和的态度对驱逐陈独秀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认为是汤尔和利用了他在教育界的个人威望，给蔡元培施加了压力，影响了最终的决定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本就出自汤尔和的极力推荐。

1936年1月2日，胡适致汤尔和信中，又说：“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一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谓‘公人’，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自己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当日尹默诸人，正犯此病。以近年的事实证之，当日攻击独秀之人，后来都变成了‘老摩登’，这也是时代的影响，所谓历史的‘幽默’是也”。胡适自信若陈独秀不离开北大，在北大的自由主义风气的影响下，当不至于迅速左倾，终于创建了一个新的政党，新文化运动也不至于脱缰而演变为“五四运动”，此后的历史也许会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