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绣与溥仪离婚因9年未蒙一幸 溥仪文绣离婚始末

溥仪自传曝文绣与之离婚原因：文绣与溥仪离婚后，隐姓埋名一段时间，后与李宗仁的一位叫刘振东的副官结婚。可是，红颜命薄，文绣并没过多少舒心日子，仅仅活到40岁便告别了人世。

李淑贤在世时，我每次到京，总要去看望她。我写过一些有关李淑贤和溥仪婚后生活的稿件。李淑贤说，她喜欢看。关系处得熟了，她向我讲述了溥仪和淑妃文绣离婚的事。溥仪曾对李淑贤说：

我这个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共干过两件轰动世界的事：一是给日本人当傀儡，成了日本人的走狗;二是答应淑妃文绣的离婚要求。妃子提出离婚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因为老祖宗没这个规矩，也不容许。可是，我还是答应她了，在她请求离婚的信上签了字。成为中国历史上皇帝离婚第一案！

那是1931年8月下旬的一天，太监匆匆进来，面有难色地从袖筒中取出一封信，呈交于我。我打开一看，大吃一惊，良久未说话。原来，是淑妃开诚布公地向我提出离婚。

第二天，我从宫中出来，太监递给我一张《国强报》。打开一看，只见上面报道说：“淑妃文绣不堪皇帝虐待、太监威逼，自杀未遂，设计逃出。聘请律师离婚。这是数千年来皇宫中破天荒的一次妃子革命。”

此事公开后，社会一片哗然。如今回想起来，我对文绣心中也是有亏的。她从14岁入宫以来，我未能与她过一次夫妻生活，加上婉容对她的虐待和谩骂，我又视而不见，不加制止，文绣不知哭过多少次，流过多少泪。

我本来想与她和好，向她赔不是。可是，已经晚了。她已请好律师，接受了采访，家丑已经外扬！不久，我从律师手中看到她写的又一封信，内中写道：

“事帝九年，未蒙一幸，孤衾独抱，悲泪暗流，备受虐待，不堪忍受。今兹要求分居。溥应于每月若干日前往一次，实行同居……否则，离婚……”她的要求条件是我无法答应的。我将此事交给一些大臣商议，都无良策。

婉容得知此事后，火上浇油，极力主张尽快答应与文绣离婚。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又目睹当时国家形势的危局，心中想，反正我这个皇帝做得窝囊，就违心地允诺了文绣的离婚要求。

文绣与溥仪离婚后，隐姓埋名一段时间，后与李宗仁的一位叫刘振东的副官结婚。可是，红颜命薄，文绣并没过多少舒心日子，仅仅活到40岁便告别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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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溥仪的第一个妃子叫文绣。她是满族镶黄旗人，属鄂尔德特氏族，是与皇后婉容同一天在北京的故宫里与溥仪结婚的。当时，她被册封为“淑妃”。

她的父辈虽是正宗的满族镶黄旗人，母亲却是一个白净而清秀的汉族女子。文绣只有一个妹妹，叫文珊。自清朝“宣统皇帝”退位以后，满人断了俸禄，“皇粮”指不上了，家里生活异常拮据。进宫前，少年早熟的文绣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却已成了家里干活的主力——做挑补活儿，一家娘仨堪称清贫度日。

当一夜之间，她的命运发生了陡然巨变——溥仪将文绣选为“妃子”后，她一家还住在哈德门外平民居住的普通房子里。

迎接她去宫里时，为了怕人笑话，特意让她头一天住在了她的爷爷，即清朝末年任过吏部尚书的华堪的府中，从北城方家胡同的府里接走到宫里的。这个事儿，在我们满族中，差不多都知道。

听说文绣虽然家境不算好，性格却很倔犟。起初，在宫内听说与溥仪关系还不错，后来因溥仪当婉容与文绣之间发生矛盾之时总偏向婉容，文绣便逐渐地与溥仪有了隔阂。历史上，“后”、“妃”之间的关系极少有非常融洽的，这也无足奇怪。

由于溥仪生活习惯特别，婉容也时常与之闹别扭，所以文绣与他们之间的矛盾倒也不显得有多么突出。宫外，更是极少能耳闻这些音讯。当溥仪被冯玉祥从故宫轰出到了后海北河沿的摄政王府后，又继尔跑到了天津日本租界，住在了宫岛街协昌里静园里。在这一期间，文绣尽管没有寸步不离地与他在一起，但始终追随着他。

我在天津住着的时候，就听说溥仪与婉容、文绣三人之间的关系颇有意思。

那时，溥仪住在天津静园，婉容非将文绣安置在三楼的房间里，不让她与溥仪住在同一层，目的就是叫她难以经常和溥仪见面。这固然反映了妻妾之间的矛盾，但从根本上说，是封建皇权的一夫多妻制的“怪胎”。

震惊全国的溥仪皇帝与淑妃“离婚案”

就在溥仪跑到东北长春之前，文绣与溥仪在天津终于闹开了“离婚”。

1931年8月25日下午，末代皇帝溥仪的小老婆――淑妃文绣，在其妹文珊的带领下，并有一贴身太监陪同，乘坐着溥仪的小汽车驶出了天津协昌里的静园(溥仪迁津之后的寓所)，揭开了末代皇妃“革命”的序幕。

离开静园后，在文绣的指令下，汽车司机一直把车开到了国民饭店，下车后，文绣、文珊什么话也没说，径直走进了饭店，向值班店员略问几句就直奔37号房间而去。太监惊疑不止，而又不敢多问，只好紧紧相随。进房刚刚坐稳，文珊就正色地对太监说：“你先回去吧，淑妃就留在这儿啦，还要向法庭控告皇上呢！”

听了这话，太监大吃一惊，赶紧双腿长跪，苦苦哀求淑妃回去。然而，文绣却态度坚决地从衣袖中取出3封密函，交给了太监：“今日之事与你无关，你可拿着这几封信，回去转告皇上。”太监接过信后，还想哀求淑妃回心转意，这时3位西服革履的先生推门走了进来，他们就是文绣求表外甥女(前民国总统冯国璋孙媳)为她代请的3位律师――张士骏、张绍曾、李洪岳。

原来这一切，都是由3位律师会同文绣表外甥女一起安排好的。文绣这次出走静园，决意摆脱“宫禁”，也是律师的主意，而借口出外看戏散心，是由文珊恳求溥仪恩准的。同时律师们事先在国民饭店租好了这个房间，等待行动。那三封交给太监的密函，是律师们早已拟写好的情况发明，在这几封信中，明确告诉傅仪：他们已经接受文绣的诉讼委托，正式代理了这桩离婚案件，并向傅仪说明了文绣出走的原因和要求。

六神无主的太监，无可奈何地匆匆离开了饭店，把信交到了溥仪的手中。傅仪阅后大惊失色，他怎么也不相信文绣会与自己闹离婚，便恼羞成怒地命令太监速去饭店把文绣接回，可是，等太监赶到饭店时，文绣姐妹早已离去，房间里只有3位律师还在。律师们义正词严地告诉对太监：“文绣女士让我们转告各位，你们回园转告皇上，按信中所提条件考虑办理吧！”

当晚的静园上下乱成一团，溥仪派人四处搜寻文绣，可是，翻遍了天津城也没能看到文绣的影子，无计可施之时，只得又派“代表”起找3位律师，说什么“溥仪与淑妃伉俪情深，绝无虐待之事，请不要误会”，企图说服律师让淑妃回到静园。但是，律师张绍曾、李洪岳一口回绝了他们的要求。“傅仪的代表们”无奈，只好使出最后一招，那就是要求和淑妃见上一面。

可是，律师们的态度非常坚决，要求在法庭上再见。关键时刻，张士骏律师的口气和态度变的缓和了一点：“在现在的情况下，文绣女士拒绝会见任何人。如果溥仪先生有诚意，允许文绣女士择居另住、照给用度，我们尽力调解，以求和平解决！”

听了“代表”们的汇报，溥仪更是焦急万分，但又没有什么良策，只得请来郑孝胥和胡嗣瑗面议对策，最后决定由胡嗣瑗派出清室办事处常务律师林廷琛去会晤文绣律师张士骏，目的是争取和解，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第二天上午林廷琛会见了张士骏，说明来意后，张士骏坚持说：“淑妃但求园外居住，另给用度，而皇上能于每月之中临幸数次，于愿已足。像这样的要求显然是不过分的，‘皇上’也是不难办到的。”林廷琛听了很高兴，就把这番话如实报告了胡嗣瑗。胡嗣瑗不相信张士骏说的是淑妃的本意。于是连夜又派林廷琛与张士骏约定，由张律师转告淑妃，确定见面时间，地点在法国律师事务所。

1931年8月28日下午，林廷琛受胡嗣瑗派遣，乘车按约定时间去接张士骏，然后同车去法国律师事务所与淑妃见面。

在双方代表面前，淑妃一边流泪，一边诉说着自己9年来在皇家的悲惨境遇，一边从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当票来，声称：由于皇上经常不管她，没有钱花只好典当衣物来维持自己的生活，现在这样做实出无奈。

就在与文锈见面后的第二天，溥仪的代表们还在商量对策时，胡嗣瑗接到了林廷琛打来的电话，得知张士骏已经知会法院调解处，并签发了传票。因当时正处在商议和解之时，胡听说此事很是生气，即命林廷琛前往张士骏处诘问，为什么一边调解还一边告状？为什么如此不守信用？同时命令林廷琛，如果收到法院的传票后可以暂不收受。

胡嗣瑗哪里知道，这正是张律师的本意，即以调解为名，行告状之实，以求文绣彻底获得新生――与溥仪彻底脱离关系。所以当天上午林奉命质问张士骏时，张士骏并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说淑妃有自己决定的权利，当律师的不便干预。

8月30日，天津地方法院调解处接到张士骏的“知会”以后，即向溥仪下达了调解处传票和“副状”，通知他定于1931年9月2日下午2时在本院民事调解处施行调解。溥仪接到传票和“副状”，直急得像个热锅上的蚂蚁。“九五”之尊，对簿公堂，简直是要他的命！

然而正当溥仪感到穷于应付之际，却从鄂尔德特氏家族(文绣的家族)“杀”出一个封建礼教的“卫道士”来，使他在这场恼人的官司上得以喘上一口气。这个“卫道士”不是别人，正是文绣的族兄文绮。他接连给文绣写了两封快信登在天津《商报》上。信中百般辱骂文绣“糊涂、荒谬、大胆妄为、辱没祖宗，终不免为社会上人唾骂而死！”。他最后威胁文绣“急速回头”，并在信中骂了文珊一顿。文绮的信见报之后，一股围剿淑妃的“黑风”顿时拔地而起。在这种关键时刻，律师张士骏首先站了出来，于9月1日郑重向溥仪的律师提出警告。

由于文锈去意已决，律师们也底气十足。为了再“将”溥仪“一军”，文绣和律师张士骏、李洪岳事先约好彼方律师，于9月4日下午在法国律师庞纳富的事务所内见面。见面后文绣口气非常坚决地向溥仪提出了3个条件：一、彻底脱离，各不相扰;二、我日常使用的衣物已经开列了清单，应照此单全部付给;三、必须拨付赡养费15万元。并说明若能依照这3条办便可无事，否则只好法庭相见。最后淑妃把事先准备好的衣物清单递给了溥仪的律师。在这之后十余天里，尽管谈判一度陷入僵局，但由于张士骏等3位律师的共同努力，终于在双方律师的几次会晤中，使案情有了新的进展。

9月15日下午，林廷琛先后与张士骏商谈两次。在供养费问题上几经反复，最后文绣在做了很大让步之后，把供养费定在了5万5千元这个数目上，只要求一次交付现金，并在短时间内办理手续。面对这样的条件，面对无法挽留的文绣，面对自己所处的局面，溥仪只好点头答应。

1931年10月2日下午，双方律师最后一次会晤，办理脱离手续。文绣的律师张士骏、张绍曾、李洪岳和溥仪的律师共同签字，至此双方达成和解，溥仪无奈地接受了这一事实，这位希望靠日本人重新起家的末代皇帝，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婆离他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