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被当众开膛剖肚的著名女演员 死后惨遭剖腹
严凤英之死 “动荡”自杀后遗体惨遭剖腹
这件事在多年前已有报导，只是细节被刻意隐瞒了。
誉满天下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被迫害致死，这类事情在文革中十分普遍。我们知道，那是一个没有法制的年代。
严凤英是吞药死的。吞药这种事情在那个年头很平常。不过，严凤英的丈夫很快就察觉了，马上找来了医生，并告知了军代表。军代表来到时，严凤英还可以说话，神智还算清醒。实事求是地说，文革中有不少试图自杀的人由于发现及时，还是被救活了。当迫害者发现被迫害者试图结束生命时，多半会出于政治考虑，或者怕日后担当责任，或者出于某种内疚，一般是要设法把被迫害者救活的，美其名曰“留个反面教员”。有些人自杀不成后，当权者便严加看管，防止再次自杀。
然而，这个军代表特别特别变态。他得知严凤英吞药后，不但不准站在旁边的医生去抢救，反而幸灾乐祸。他甚至还抓紧最后的时刻，对严凤英进行最后的“现场批斗”，逼严凤英“交代罪行”，故意耽误抢救时机，致使一代黄梅戏大师英年夭折。
所有关于严凤英的故事片段里，最惨烈的莫过于她的死。
关于严凤英惨死的经过，严凤英的儿子王小亚对三联生活周刊的作者有一段这样的回忆：
大概23点钟，全家人都睡着了。“然后我被叫醒了，我爸爸说，你妈妈吃了什么东西，赶快叫医生来检查。”王小亚对我回忆说。
大院里有医务室，医生来了以后，发现血压太低：“问她这怎么回事，她始终没有说。那两个人跟我爸爸说，这不行了。”
“我爸要把她送医院，我妈就哭，说你要听爸爸的话，你要带好弟弟。我当时也吓坏了，问，妈妈你怎么了？我妈始终没说。没过多久，我给我妈妈端了一杯糖水，我妈妈没有喝。她靠在床上，我就再次端水给她，她都端不动，后来我端给她，喝了一小口，放到旁边去了。然后说，你爸爸呢？我说他去找板车去了。”
这时候门开了，进来一大拨人，军代表来了。
军代表对生死悬于一线的严凤英开始了床头审问：“你怎么回事？你装病！你想自绝于人民！”审问持续了大概有半小时，“然后我爸爸找到了板车，回来了。我爸爸跟一个要好的老演员借了板车，老演员实在看不下去，求军代表，你让她去看病吧。人送下去以后，我就发现，在床头柜那个地方有一个瓶子倒了，我一看是一个空瓶子，我知道这个瓶子里原来有很多安眠药，现在一点都没有了。我赶快跟我爸说，是不是吃了安眠药？这时候我爸爸看到瓶子，他说不得了，这是大事了。再到医院跟医生说，医生说这没办法，要送到住院部去。从门诊部送到住院部耽误了很长时间，住院部的医生一看说，你服毒活该，你是反革命。我们要抢救的话，要有证明文件，没有文件我们怎么抢救？像这种反革命，死一个少一个。”
证明开出来以后，病人已经连呼吸都没有了，那已经是凌晨4点多了。
其实，在文革中吞药、跳楼、溺水、上吊自杀的人有成千上万。一般来说，人死了，迫害者便不再追究。再坏的人也知道，死人不会说话，没有痛觉和知觉。所以，迫害再狠，也莫过置人于死地。
但那个变态的军代表，在严凤英死后还要把迫害继续下去。
人都死了还怎么迫害呢？军代表自有办法。他叫一个医生来给死了的严凤英当众开膛剖肚。他的理由是，严凤英有可能把国民党给她的特务发报机和照相机吞到肚子里了(其实这根本就是个不是理由的理由，试想，在这个世界上谁能把发报机和照相机吃到肚子里呀)。
医生一听吓坏了，差点瘫在地上，连忙推托说：革命领导同志，俺只会按照医书上的步骤给病人开刀治病，开膛剖肚的事俺还真没有学过，那是法医做的事。军代表大怒：老子又没有叫你给她看病，不就是叫你找她肚里的发报机吗？你怎么这点革命立场也没有？开刀、开膛不都是开吗？你到底是开还是不开？
迫于军代表的淫威，那个双腿打软的医生战战兢兢地找来一把医用斧头，当着众面把死去的严凤英的衣服剥去，然后就像杀猪那样，照准严凤英的咽喉“喀嚓”一斧子劈下去，再左一刀右一刀地断开她的所有胸骨，然后掀开肚皮。看着严凤英的裸露着的全身和血淋淋的内脏，那个军代表越发得意，开始说起下流话。接着，就叫那个医生翻遍五脏六腑找发报机和照相机，连肠子都给翻过来。除了找到了一百多片安眠药外，其它什么也没有找到。医生另外还发现她五脏严重下垂，心、肝、脾、肺、胃都不在其位，这显然是“斗争”的结果。对此，军代表不满意，下令那医生继续“深挖”。最后，医生一刀劈开严凤英的耻骨，膀胱破裂了，死者的尿喷了出来。军代表这时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
“七仙女”严凤英坎坷人生路
80多年前，一个女伢子在桐城罗家岭的一个普通农户家降生。她二十几岁时便把一个地方小戏唱响九州，成了全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个女伢子就是黄梅戏的一代宗师———严凤英。
为了表达对这位黄梅戏前辈的敬意，《严凤英》的创作者们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走访了许多严凤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了解到了严凤英很多不为人知的侧面。“她是一个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的传奇人物，她把黄梅戏带入辉煌，但她自己的一生却非常坎坷”，编剧王新纪说。在严凤英的扮演者吴琼的眼里，“严凤英是一个非常率真、坦诚的人，她的性格里可能就会有像七仙女这种单纯、可爱，也有像《女驸马》里那样的智慧。”
为学戏差点儿被族人沉塘
严凤英1930年出生在长江之滨的古城安徽省安庆，乳名鸿六。在她三岁时，母亲离家出走，父亲也在几年之后为躲避抓壮丁，远走他乡。严凤英跟着爷爷奶奶在罗家岭过起了没爹没娘的生活。
严凤英全家在搬回罗家岭前，曾在桐城落脚，在那里严凤英最早接触到了黄梅调。当时她的父亲找了一个为戏班子抄戏报的差事，那个戏班子专唱黄梅调，严凤英一到晚上总是不声不响地往戏班子演出的地方蹭，只要大人没发现，她就能好好地看上几出戏。没用多长时间，她就能跟着唱了。
严凤英喜欢热闹，在罗家岭很快就和村里的孩子们熟悉起来。他们一起下塘采莲，一起上山放牛，饿了就吃采来的野菜，累了就躺在大青石上听严凤英唱黄梅调。罗家岭的人喜欢对歌，只要有人开头，后面肯定会有人接上。严凤英经常拖着草靶子和小伙伴们满山遍野地跑，休息的时候便加入放牛伢子的对歌中。她总是把山歌和黄梅调串到一起唱，让小伙伴们十分着迷。慢慢地，很多人都知道了这里有一个会唱歌的小女孩。
黄梅调来自社会的底层，自诞生以来就被统治者视为“花鼓淫戏”而遭禁锢。在那个时代，唱戏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行当，而在唱戏的人当中最下贱的，莫过于唱黄梅调的，如果被族人知道，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罗家岭有一个叫严云高的人，年轻时就因爱唱黄梅调，差点儿被当作触犯族规的大罪来治，如果不是及时逃脱，也许早就被五花大绑，拴上石磨，扔进湖里了。
后来，在外漂泊八年重回家乡的严云高成了严凤英的师傅。严凤英和一伙伢子总是找各种借口，偷偷摸摸地溜进严云高的小屋，压低嗓门学唱，一招一式地学架子。严凤英十三岁那年，严云高在江记茶馆组织了一场演出，那是严凤英第一次登台唱戏，还歪打正着地赢得了观众的好评。紧接着，严云高又把“班子”拉到了练潭演了几天，原以为那里与罗家岭隔水相望，就不用担心严家祠堂那催命的铁链子和沉重的石磨盘了，但消息最终还是传到了罗家岭，各种污言秽语随之而来：“王八戏子吹鼓手，他家代代都有”、“严家老坟头出气喽，十三、四岁的黄花闺女，放出来乱跑，还敢唱黄梅调！”
一天，正当严凤英的祖父追问她是否真的在学黄梅调时，有人猛地推开屋门，气喘吁吁地说，快跑，祠堂里派人来抓严凤英了，还扬言要把败坏族里名声的严凤英捆起来，按进塘里淹死。
严凤英急匆匆地跑到了山上躲了起来。
看着在山上挨饿受冻的严凤英，严云高心里十分着急，他担心严凤英被祠堂发现惨遭毒手。经过再三考虑，严云高决定让严凤英逃向练潭，去投奔他的师兄程积善。
这一年，严凤英只有十四岁。
在污泥浊水中挣扎
程积善接收了严凤英，考虑很久，最终决定带着她外出跑码头去了。
起初，严凤英只能在戏里演一些丫鬟的角色，台词也无非是“一枝梅花靠墙栽”或“一枝梅花靠粉墙”这样千篇一律的话。演的时间长了，这些丫鬟的角色也被严凤英演出了门道，观众渐渐喜欢上了这个专门演丫鬟的小伢子。
班子里有一位唱旦角的郑洪霞也注意到了严凤英。郑洪霞的拿手戏是《小辞店》，只要他上台演，严凤英就在台下偷着看，等晚上大家都睡着了，就到月光下面把自己看来的动作和身段对着墙上的影子练习。有一次郑洪霞累坏了嗓子，严凤英自告奋勇，告诉班主自己可以演。在这次演出中，严凤英这个名字成了她新的艺名，并随着演出的成功在安庆流传开了，以后只要一挂“严凤英主演《小辞店》”的戏牌，准会场场爆满。
十五岁的严凤英红了，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凌辱和摧残，走投无路的她只能以死相抗。
在严凤英的丈夫王冠亚所写的《严凤英：并非传奇的传奇》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
一个国民党的县自卫大队长，借口要认干女儿，拎着手枪逼到后台，把严凤英掳回乡下家中，强迫她作自己的姨太太。县队长的大老婆见到她，像疯子一样扑到她身上，边撕扯头发边往墙上撞，骂她勾引了自己的男人。面对这魔鬼般的蹂躏，严凤英逃进一间屋子，把门关得死死的。当大队长砸开屋门时，她已经高高地吊在梁上了。谁都没有想到，她的反抗竟如此强烈。严凤英最终活了过来，大队长用枪顶着她的眉心吼道：“老子开恩放了你，你滚到安庆去。”
严凤英就这样在污泥浊水中苦苦挣扎，直到解放前夕，她沿着长江流浪到南京，过着有一顿没一顿、近于乞丐的生活。
永远的七仙女
“没有严凤英，黄梅戏或许仍然能够发展，但不可能在全国众多剧种中迅速崛起”，王长安主编的《中国黄梅戏》这样评价严凤英对黄梅戏的贡献。黄梅戏的声誉鹊起是和严凤英的表演分不开的，观众对黄梅戏熟悉是从对她的熟悉开始，对黄梅戏的喜爱和迷狂也是从对她的表演、对她塑造的人物形象的欣赏开始。
1952年11月，严凤英随安徽省赴华东观摩演出团赶到上海，在当时的黄金大舞台演出，立刻轰动了上海。当时上海的观众最欢迎的黄梅戏剧目是载歌载舞的生活小戏《打猪草》，最推崇的演员是年仅22岁的严凤英。
这是黄梅戏第一次真正走出地域的界限，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在一篇文章中说，黄梅戏的演出，无论是音乐、戏剧、舞蹈都淳朴、健康，但是又很丰富、活泼、生动，“从演出中，我们仿佛闻到农村中泥土的气味，闻到了山花的芳香。”
1954年，严凤英出演了《天仙配》中的七仙女。她用真挚的感情塑造的七仙女崭新的艺术形象深入人心，至今仍有人认为：严凤英是七仙女，七仙女是严凤英。在七仙女与董永生离死别的那场戏中，严凤英把七仙女复杂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每逢演到这里，我总是止不住内心的悲痛，大哭起来，一直哭到卸完妆，自己劝自己：‘这是演戏啊！’但总是不行”，严凤英后来回忆说。
1955年，《天仙配》被拍成电影，在全国上映，创造了当时中国大陆票房的最高记录，有的观众甚至看过十八场。
严凤英一生主演了60多个剧目，其中，《天仙配》、《女附马》、《牛郎织女》三部黄梅戏电影，犹如三座艺术丰碑，使黄梅戏走出安庆，轰动全国，跨出国门，享誉东南亚。
花正红时寒风起
“又谁知花正红时寒风起，再要回头难上难！”《牛郎织女》的这两句唱词竟然成了严凤英一生命运的写照。
1966年，正在旌德一带农村巡回演出的严凤英接到通知，赶回合肥参加那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她和当时的每一个人一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身运动，改造和锻炼自己。但很快，她就知道了这远非她想象的那么回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成了专门传播小道消息、进行人身攻击的工具。这些大字报说严凤英是“文艺黑色人物”，“是周扬的黑干将”，还把她在旧社会遭受的凌辱演绎成了骇人听闻的“桃色事件”。这些所谓的“私生活”秘闻像一把把尖刀，无情地向她刺来。
后来甚至有人造谣说，严凤英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私藏着微型发报机和无声手枪，经常与台湾国民党特务保持电台联系。讹诈、逼供、抄家、体罚随之而来，但此时的严凤英依然坚强地寻求着生路。
1968年4月5日，《红安徽》报发表了题为《向文艺界的阶级敌人发起猛攻》的社论，说严凤英反对“伟大的旗手”江青，围攻了“革命样板戏”，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指控她为“现行反革命”。
严凤英是怎么“围攻”了“革命样板戏”的呢？她的“同案犯”柏能驹在纪念严凤英诞辰七十周年时曾回忆说：
1964年6月，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在北京举行，安徽没有剧目参加，只派出了一个以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部长徐味为首的七人观摩小组。当时，我在省文化局剧目研究室工作，因病在家休养了一个多月，很想到北京看戏，副局长江枫表示同意，说换个环境也好。他告诉我，省黄梅戏剧团演员严凤英、王少舫和省庐剧团主要演员鲍志远也想去观摩，要我们一道去，并要我负责安排好。……听说陈毅副总理招待马里外长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看《智取威虎山》，我们想方设法搞到几张票去看个究竟。当时剧中人少剑波由著名老生纪玉良扮演，杨子荣由著名武生李仲林扮演，在看戏过程中，我们议论过“纪玉良迈着八字步，不像解放军指导员”，“李仲林演得像武松”，“戏有点松”等，既没有涉及到那场争论，更没有提到“江青”两个字。……谁也没有想到四年后，这次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事的北京之行却成了一件大事，竟然成为一项“有预谋、有计划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大罪！
我生是主席的人，死是主席的鬼
这期《红安徽》报出版的第二天，严凤英就被造反派提审，并勒令认罪，她据理反驳。僵持到晚上，造反派要回家吃饭，对严凤英说，“明天是星期天，我们不来了。你要抓紧时间交代你的罪行！星期一上午就来拿你的认罪书！否则就要砸烂狗头。”
1968年4月7日晚，严凤英伏在桌上不停地写，用复写纸复写她对大字报逐条反驳的文章，约三千字，一式三份。当誊写到第三页第五个问题时，她没有继续往下写了。
当天晚上，严凤英服下了大量的安眠药，在留下的信中写道，“我严凤英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我不反党，不反主席！我生是主席的人，死是主席的鬼……”
此时只有部队医院还在正常运转，王冠亚忙去找一位军代表求救。过了一会，造反派闻讯赶来，把王冠亚等人关在门外，对着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的严凤英，进行床前批斗，轮翻念《语录》，用语言对她进行百般侮辱，足足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此时的严凤英口不能言，泪流满面。
王冠亚最后好不容易借到了板车，把严凤英送到医院，又因是“现行反革命自杀叛党”，没有单位介绍信，被医院拒绝接收。
1968年4月8日清晨5时25分，严凤英含冤而去，此时距离她三十八周岁的生日还差一个月零十六天。
严凤英死后，有人揭发，一个披黑头巾的老太婆，给严凤英送来一个“特务头子”的“密信”，命令她自杀，社会上甚至还传闻说她肚里有发报机。为了搞清死因，严凤英的遗体被剖腹，五脏全部被扒了下来，缝合时为了撑起腹部，将一些棉花、杂草塞了进去。
1978年5月，安徽省终于为严凤英平反昭雪。“尘劫人间惊万千，唯君一死最堪怜。凄凉练好霓裳曲，奔入蟾宫作散仙。”严凤英在短暂的人生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艺术奇迹，她与黄梅戏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