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帝30年不上朝的真正原因：是无为而治吗？

一、少年万历的烦恼

万历皇帝人如其号，在位时间长达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最长的一个皇帝。而同时他也是明朝出土最早的一个皇帝，他的陵寝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发掘，是新中国成立后主动发掘的唯一帝王陵，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他的遗骨被付之一炬。作为皇帝，在位时间长实在不是什么好事，据说当初考古学家之所以选择发掘定陵，主要就是考虑到万历在位时间长，陵寝里的陪葬品应该比较丰富。

此外，在位时间越长，赶上的事情也越多，承担的责任也越大，在万历统治的四十八年里，发生了许多事情，许多导致明朝灭亡的事件似乎都可以在万历时期找到源头，因此史学家们给万历的盖棺定论是——“明亡于万历”。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漫长的统治带给万历的“寂寞身后事”有两个：一是开棺焚尸; 二是遗臭万年。实在是倒霉透了。

明亡于万历，早已是史界定论，大众共识。但是经验语我：凡是轻视古人，将历史事件简单化的看法，多半是不全面的。因此，有必要揭开盖在万历身上的这口大黑锅，看看里面到底有些什么。

在此之前，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万历的成长经历。

万历名讳朱翊钧，是隆庆皇帝的第三个儿子，母亲是李贵妃，他既非嫡出，也非长子，按照明代“立嫡，无嫡立长”的继承法则，他本没有机会登上皇位。但是命运之神却偏偏“垂青”朱翊钧，陈皇后身体不好，没有生育，他的两个哥哥又先后夭折，朱翊钧就以长子的身份取得了皇位继承权。隆庆二年，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当时他只有五岁。

朱翊钧小的时候聪明乖巧，很会来事。有一天，隆庆皇帝闲来无事，就在宫中策马奔驰，朱翊钧见此情景上前劝谏：“陛下是天下之主，独自骑马奔驰，万一摔下来怎么办？” 五岁的孩子就知道从江山社稷出发考虑问题，而且寓关爱于批评，表达了对父亲安全的担忧，体现了孝道。隆庆听后十分高兴，翻身下马，与朱翊钧亲近。他一定在心里想：我儿如此懂事，朱家江山后继有人了。

不仅深得父亲的喜爱，朱翊钧也凭借聪明智慧，得到了皇后的认可。陈皇后患病期间，朱翊钧随母亲李贵妃一同侍候起居，皇后听到朱翊钧的脚步声就十分高兴，支撑着病体勉强起身。有时候陈皇后拿出经书考问朱翊钧，朱翊钧都能大声地回答，陈皇后和李贵妃都非常高兴，两宫之间的关系也因此相处得十分融洽。

摆平了皇上和皇后，朱翊钧登上皇位只是时间问题。四年以后，隆庆驾崩，朱翊钧继位，年号万历，时年九岁。

登上皇位以后，万历受到全方位的“培养”，也受到全方位的管教与约束，太后以培养一代英主为己任，对万历管教极为严格。万历对母亲极为恭敬惧怕，直到大婚以前，万历一直与母亲慈圣太后共同居住在乾清宫，在太后的眼皮下工作、学习和生活。

工作上主要依靠首辅张居正，张居正精明能干，将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万历只是在张居正的引导下走走程序，参与一些象征性和礼仪性的活动，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学习处理政务。

学习上也由张居正主管，学习内容主要是经书、书法和历史，张居正亲自给小皇帝安排老师，亲自编定教材和讲章，有时还亲自授课。 生活上主要由太监冯保负责照顾，万历称冯保为“大伴”，与冯保形影不离，他的一举一动，也都在冯保的监督之下。

张居正和冯保关系密切，两人又深得太后的信任，太后经常通过两人了解万历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状况，如果万历做了什么错事，张居正和冯保就会向太后报告，太后就会给予万历处罚，有时能罚脆几个小时。

这样，太后至上而下，张居正和冯保至下而上，形成一个铁三角，对万历进行规范，就像一个紧箍咒戴在万历的头上。万历勤奋好学，他把谨天戒、任贤能、亲贤臣、远嬖佞、明赏罚、谨出入、慎起居、节饮食、收放心、存敬畏、纳忠言、节财用十二事写于座右，时时提醒自己。

作为皇帝，万历的一言一行都有极高的道德标准，都要受到超乎常人约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任意妄为，虽然贵为皇帝，但由于缺乏自由，他的生活幸福指数，还比不上一个地主家的少爷，有时连赏赐太监、宫女的钱都拿不出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套在万历头上的紧箍咒也逐渐有所松动。万历六年，在十四岁的时候，万历举行了大婚，虽然大婚的时间和对象都是秉承母后的意思，但是婚后太后从乾清宫搬到慈宁宫，从此万历脱离了母后的日夜监视。万历十年，长子朱常洛诞生，虽然万历不喜欢他的长子，但自从他当上父亲以后，太后不再干预他的生活。同年，张居正去世，万历摆脱了张居正的影响，真正实现了亲政。

亲政以后，万历并没有表现出大权独揽后的张狂与放任，仍然热爱读书学习，他命人把历代祖先的《实录》抄出副本供他阅读，又命令太监在北京城内广泛收罗各个领域新出版的图书供他阅读。

这样一个聪明孝顺的孩子，勤奋好学的青年，宅心仁厚的皇帝，几年以后却不再上朝，被称为“万历怠政”，并背上了“明亡于万历”的骂名。

这是为什么呢？

二、明代“国嘴”

思考越少，话就越多;修养越深，性格就越内敛。经过长期的捆绑式教育，万历的性格变得不愠不火、中规中矩、深沉内敛，应该说他是明代最“温柔”的一个皇帝，甚至有点软弱可欺。以至于他所宠爱的郑贵妃总是嘲笑他“越看越像老太太！”

与万历的软弱忍让的情况相反，他的朝臣们正变得越来越无所畏惧，他们利用万历的软弱，不断打着各种旗号，以诤谏的名义，全方位地收拾万历，以至于万历亲政以后，仍然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这种语言暴力所带来的痛苦，难以言表，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其中的滋味。

万历长期不上朝，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躲避朝臣喷向他的口水。也许有人会说，皇帝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还怕朝臣抨击，杀几个不就完了？事实上，只有昏君才会滥用刑罚，像万历这样经过长期儒家经典教育的君主，是不会采用这种行为方式的。

对于官员们来说，他们之所以无所畏惧，除了万历的放纵以外，还有机制上的根源——言官制度。

明朝的言官主要有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御史着重监察官员和机关，属于一般监督。六科监督六部的业务，属于专业监督。一个对人，一个对事。事实上人和事是分不开的，两者在现实中没有太大的区别，两者之间也可以互相弹劾。御史巡视各地，被称为“道官”，给事中在六科办公室办公，被称为“科臣”，因此言官也被统称为“科道官”。给事中还有封驳的权力，可以否定皇帝的决策。

言官制度是苦心孤诣的朱元璋创立的，目的就在于鼓励大臣直言进谏，以便及时纠正皇帝的错误，保障国家的大政方针正确，从而确保朱家江山万世永固。朱元璋的《祖训》对后世有绝对的权威，后世的臣子们可以拿着《祖训》去敲打皇帝而不用担心受到处罚，言官们以此为恃，有恃无恐。

明代讲究名节，许多官员不怕受罚、不惜挂冠而去，拼个鱼死网破，也要维护他们心目中的真理，而官员只要被弹劾，不论是否被冤枉，就会立即主动辞职，直到事情查清为止，以示清白。言官制度有助于惩恶扬善，培养讲政治、讲正气、讲名节的官场文化，孟森认为明代士气之盛，死节之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万历早期引起群臣进谏的主要事件是国本之争，即立太子的问题。因为万历不喜欢他的长子朱常洛，想立他所宠爱的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大臣们以维护祖制为名，掀起了劝谏的狂潮，这场长时间的君臣拉锯战被称为“国本之争”。

万历不喜欢朱常洛母子，是因为他们与一桩丑事联系在一起。万历九年(1581年)的一天，万历皇帝像以往一样来到慈宁宫向他的母后请安，不巧的是太后不在慈宁宫，慈宁宫的一名年仅十七岁宫女王氏向十九岁的万历献茶，万历见这位宫女端庄秀美、姿色宜人，一时冲动宠幸了她。这件事情做得很不合适宜，时间是在向母后问安时，地点在母后宫中，人物是母后身边的宫女，事件是淫事，所有要素均不符合儒家伦理道德。

明代讲究礼义廉耻，对于饱读圣贤之书的万历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失礼且令人感到羞愧的事，在他内心肯定不想让人知道这件事。然而王氏十分不给面子，竟然暗结朱胎，怀了龙种，将皇帝这点隐私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令他十分难堪。

身边美女如云的万历怎么会看上母后宫中的一个宫女，而且还有如此高的命中率？他是一时冲动，还是掉进了别人有意设计的陷阱？这位宫女是纯属被动，还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有意设计？如果说其中有阴谋，她是自己主动勾引，还是秉承太后懿旨？我们无法知道具体的细节，但我们可以想象，万历肯定对这个“拉链门”事件的女主角有所不满。

慈圣皇太后一直期待着皇长孙的诞生，对于这次兔子吃窝边草的事件不仅不见怪，还十分欣喜，第二年六月，她要求万历承认此事，并封宫女王氏为恭妃，万历本想抵赖，但是太后拿出了太监所记内起居注，他只好承认。八月，被册封升级的王恭妃不负众望地产下了一个儿子，万历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同年三月，年仅十四岁大兴人郑氏被选入宫并册封为淑嫔，在以后的两年里，郑氏依靠她的美貌、聪明以及在歌舞、诗词等方面的良好修养征服了万历，不久就被封为德妃，万历与郑氏的感情是真正的爱情。

万历十四年(1586年)，郑氏为万历产下了他们的爱子朱常洵，万历大喜过望，打算晋封郑德妃为地位仅次于皇后的皇贵妃。而先前为万历产下长子的恭妃王氏却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于是宫中盛传万历欲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并写有信物交郑贵妃保存。

按照明代“立嫡、无嫡立长、兄终弟及”的继位制度。朱常洵是没有机会超过他的哥哥朱常洛的，然而，一旦皇后去世，郑贵妃可以升为皇后，这样按照有嫡立嫡的法则，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立朱常洵为太子。

“国嘴们”相信万历晋封郑德妃为皇贵妃是为朱常洵接班铺路搭桥，于是纷纷上疏指责皇帝专宠郑贵妃，要求按照制度和习惯先晋封皇长子朱常洛的生母恭妃王氏为皇贵妃，也有人直接要求“册立东宫”，由此拉开了对明代政治影响深远的国本之争的帷幕。

对于国本之争，大多数人都认为错在万历，但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万历很可能有废长立幼的想法，长子朱常洛是“拉链门”事件的产物，次子朱常洵则是真正爱情的结晶，万历心中应该厚薄不均，群臣的批评并非完全是无理取闹。但是按照《大话西游》里唐僧的说法，万历废长立幼只是一个构想，还没有成为事实。况且皇后还年轻，生嫡子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万历并没有违反祖制，所以群臣没有必要搬出观音姐姐(朱元璋)，逼迫孙悟空(万历)就范。

当时的文臣中，希望通过刺激皇帝使皇帝记住他们名字甚至希望通过皇帝一顿斥骂、痛打、贬谪而沽取清誉的人不在少数。维护继位祖制，在政治上永远正确，无疑是一个很好的炒题，那些批评万历的言官动机并不单纯。

万历认为册封贵妃与立储没有关系，大臣不该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他斥责群臣“屡借风闻之语”，找他的毛病，而对于“鬻货欺君，嗜利不轨”这类真正的问题却视而不见，实在是“好生可恶”。对于这类奏章，他说：“此不过欲沽名尔，若重处之，适以成其名”，于是“卷而封之”，这就是万历“不批”的由来。

党争形成以后，言官沦为党争的打手和先锋，其拥有的监察权和话语权沦为斗争的工具，各种冠冕堂皇的议题背后，往往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令执政者眼花缭乱，进退失据，出现了朝廷大员甚至皇帝被小小言官左右的奇特现象。

万历二十九年冬，万历正式册封朱常洛为东宫太子，然而国本问题不仅没有因此结束，反而变本加厉，那些在党争中受到皇帝处理的人利用继位问题制造了“《忧危竑议》妖书案”、“《续忧危竑议》妖书案”、“梃击案”等案件，以此打击政敌、转移焦点或是报复皇帝。

与进谏动机日趋复杂化相适应，万历的冷处理也不断升级，由不批发展到不朝、不任免官员，这种“独到”的处理方式，被许多人认为是怠政。

四、无为而治

万历十五年，为了躲避群臣的骚扰，万历宣布实行“静摄”，从此不上朝。许多人认为万历长年“不朝”，是万历怠政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国事艰难的原因。事实上，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就是在不上朝的时期取得的。

“万历三大征”指的是平定宁夏蒙古哱拜之乱、播州土司杨应龙之乱以及抗倭援朝战争。这三场战争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困难重重，但最终取得完全的胜利。在君主专制的政体下，如果没有万历皇帝的运筹帷幄，就不可能决胜千里之外，可以说万历的战功远超康乾。

在现代社会，政府决策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召开会议决策; 二是批示公文决策。对于会议，我们现在强调要开小会、开短会，涉及到的人参会，无关人员没有必要陪绑，大范围的全体会议一年也开不了几次。

在明代，上朝就像是召开全会，人多嘴杂，并不适合问政，尤其是在口水满天飞的时期，上朝只能是给大家提供吵架的机会，对于政务的处理，没有什么益处，将其取缔，对于遏制不正之风，倒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皇帝处理政务的主要渠道，跟今天有相通之处，也是召开小范围会议，召见相关人员或是通过公文(奏折)等渠道。

打开《明史？神宗本纪》可以看到，关于万历十五年以后朝政的记载，与万历十五年以前的并没有区别。赈济荒灾、整顿吏治、平定叛乱、治理河道、发展经济、对外交往等工作，一个也没有少，私毫也看不出怠政的样子，反而能看出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的执政能力也在不断增长，许多疑难杂症得到妥善处理，尤其是“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尤其来之不易。

工人喜欢把活干在明处，老板则愿意在幕后控制，万历作为明朝最大的老板，每天不上朝，改为“静摄”，其实质也是在幕后操纵。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有制度的保证和道家理论的支撑。

明代完善的制度，为万历实行“静摄”提供了条件。朱元璋夺得天下以后，为确保皇权不受威胁，子孙后代长治久安，在总结历代政治得失和自身统治经验的基础上，精心设计了一整套制度法令，集中体现在《皇明祖训》、《太祖宝训》中。在祖训中，朱元璋不厌其烦地加以训诫，事无巨细，几近叨絮，在制度法令、机构设置、皇帝的基本言行、百官的行为规范、后宫的操守等方面，都作了十分具体而细致的规定，建构了权力运作和制衡网络。

应该说朱元璋在制度建设上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最高水平，各项制度不仅全面，而且完善，大多数制度从维护皇权的角度看，极具合理性。以至于清朝几乎全盘照搬明朝的制度，而康乾更是对朱元璋佩服得五体投地，发出了“治隆唐宋”的感慨。

人治社会也可以有法制，朱元璋的制度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以法制取代人治，无论皇帝在与不在，政府官员各司其职，各项政务按部就班，社会运转有条不紊，形成了“神明自运”的统治局面，皇帝无须事必躬亲。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明朝灭亡以后，社会还在有序运行，四川官兵在无政府状态下仍在组织抵抗张献忠大西政权，使得大西政权在四川无法立足。

万历的“静摄”还是以道家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一种执政理念，其精髓就在于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明代道教盛行，朱元璋曾多次寻访张三丰，朱棣更是为之大兴土木，修建武当山供奉真武大帝。来自湖北的嘉靖更是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问政风格颇为“老道”，一方面是深居简出，多年不上朝;另一方面却做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改革。万历不上朝，很可能就是受到他爷爷嘉靖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道家的影响并非都是消极的，汉代初年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实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政策，这才有了著名的“文景之治”。汉代的国力在此期间迅速增长，为后来汉武帝北击匈奴创造了条件。万历的“静摄”，同样有利于在“三大征”之后休养生息，恢复国力。

人们常说万历怠政的另一个理由是“不任免官员”， 导致“官曹空虚”，造成政务荒废。这个问题同样也应该放到党争和无为而治的大背景下去看待，这么做有利有弊，不可一概而论。那些空缺的职务大都是言官(御史或是给事中)，并非干实事的官员，在党争的背景下，言官是党争的先锋和口水战的主力，将其裁汰对于抑制党争和口水战，十分有效。此外减少言官数量，对精简机构，裁汰冗员，节约行政开支，提高行政效率，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通过分析我们弄清了万历“不批”、“不朝”以及“官曹空虚”的真实原因，以此作为怠政的依据是不合理的。万历的“静摄”不仅不是怠政，相反，它是一种十分高深的、太极拳似的执政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