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秘书政治 贤佞程度能左右一朝代兴亡
秘书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无疑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落马的官员中，人们尤其关注那些曾做过高层领导秘书的官员。在媒体报道中，经常出现秘书案发带出腐败官员的事件。“秘书腐败”亦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2014年4月24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全文刊载了习近平总书记20年前的一篇谈话稿《秘书工作的风范——与地县办公室干部谈心》，指出秘书要努力做到“五不”：不自恃、不自负、不自诩、不自卑、不自以为是。
秘书即辅助领导处理政务、撰写文书和办理其他交办事项的职务，这个职位在我国源远流长。商周时期的太史寮就是专门的秘书机构；秦统一后设御史大夫一职，“受公卿奏章，掌天下文书”，实际就是从事秘书工作；汉代有执行秘书职能的“文法吏”，履行撰写文书、保存档案、行使秘书等职能；到了南北朝时期，很多中央职能部门都设置“记室”，就相当于现在的秘书科，此时的秘书已经有了编制和职称；唐宋时期为加强中央集权，各个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不能再自行招募秘书，必须要由朝廷指派；到了明清时期，地方事务越来越多，指派的秘书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很多知府县令都聘请“师爷”，也就是私人秘书。
我国古代，如尚书令、主簿、中书郎、军中文书、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府幕宾等都可称之为秘书，他们为皇帝或官员起草文书、整理文件，并有提出意见的机会。其官职虽不是很大，但却非常重要，很多宰相等重臣都是从秘书岗位上起家的。回顾历史可以发现，秘书的贤佞甚至能左右一个朝代的兴亡。秘书除了要有好的文采，更重要的是，秘书一定要“讲政治”。
话多 抢风头 没有好下场
秘书常伴领导左右，知道的自然要比别人多，对领导的活动、行踪也最清楚。所以，秘书人员一定要有“保密”意识，切不可“大嘴巴”。
孔光是孔子第十四代孙，西汉成帝时的“秘书”。孔光“不言温室树”的典故被后世所称道。史书记载，孔光回家后从不与家人谈朝政中的事，就连家人问他长乐宫温室殿旁种的是什么树，他都拒不回答。保密是对秘书工作的基本需要，若是管不好自己的嘴巴，轻则丢官，重则丧命。
唐朝的冯涓因文章写得好而被时人所称颂。杜佑的孙子杜审权将要赴镇江担任镇海节度使时，找到冯涓，希望他同去镇江做他的秘书。当时杜审权的官职任命尚未正式下达，杜也只是私下征求冯的意见，且反复叮嘱冯涓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冯涓告别杜审权出来后，被喜悦冲昏头脑，还是把此事告诉了朋友。杜审权看中冯涓的才华，但没想到他竟如此浮躁浅薄，于是改变了纳冯涓为其秘书的决定。文章冠绝天下的冯涓终其一生仕途都没有什么发展，这恐怕就是他“大嘴巴”的代价吧。
张廷玉是清代雍正皇帝一直宠信的重臣，被称为“第一宣力大臣”。他在朝为官50余年，主要工作是担任皇帝的机要秘书，最主要的贡献是建立并完善了“奏折制度”和军机处的各项规章制度。雍正五年（1727年），张廷玉患小病，雍正对近侍说：朕连日来臂痛，你们知道吗？近侍们吃惊地问缘故，雍正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病而何？”张廷玉之所以为雍正所倚重，正由于他的“周敏勤慎”。在皇帝身边服务，担负的又是机要文字工作，张深知言多必失的道理，因而处处小心谨慎，办事十分细致周到。他极其认同“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并“终身诵之”。
秘书切忌因其才华而不收敛言行，目空一切，或者锋芒毕露，爱出风头，耍小聪明，这在历史上也是有前车之鉴的。
东汉末年的祢衡有过人的才气，刘表佩服其才学聘他为秘书，“文章言议，非衡不定”。祢衡恃才傲物，有一次刘表有份文件要起草，刚好祢衡外出，刘表便让其他秘书来写，几个秘书费了半天劲刚写好，祢衡回来一看就撕得粉碎，重写了一篇“辞义可观”的文章。文章虽好，却得罪了其他秘书。不久，刘表也忍受不了他的怪诞脾气，把他打发给黄祖当秘书。开始，祢衡深受黄祖赏识，黄祖曾拉着祢衡的手说：“处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说明祢衡说出了黄祖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但不久，祢衡傲慢的一面又开始显现，他不仅看不起其他人，还对“主管领导”出言不逊。黄祖以性情暴躁而闻名，一气之下就将他杀了。事后黄祖后悔不已，厚葬了祢衡，可又于事何补呢。
曹操杀杨修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曹操奸诈多疑是杨修之死的主因，但据秘书史研究专家眭达明分析，杨修不适合做领导人的秘书，结局也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作为秘书，杨修忘了自己的工作只是服从服务于领导，他处处出风头，卖弄自己的小聪明。比如曹操曾叫人建造花园，看了以后在花园的门上写了一“活”字。杨修看了，说：在门上写“活”，就是“阔”字，丞相是嫌门阔了。他竟不问曹操，擅自命人把门改窄。塞北送来一合酥，曹操在盒上写了“一合酥”三个字，杨修见了，便叫人把整盒酥吃了。曹操问他为何这样做，他答：“盒上写明‘一人一口酥’，丞相之命岂敢违反？”
若这些谜底由曹操本人揭开，一定会得到部下的佩服和尊敬，曹操或许希望通过这些“小动作”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威望，巩固自己的地位。杨修只顾自己出风头全然没有考虑曹操的感受，曹操当然很不爽。杨修的另一些行为就更有点聪明过头了，比如曹操将由汉中撤军，犹豫不决，而杨修仅凭着对曹操一个“教令” “鸡肋”一词的猜测，就擅自收拾行装，准备归程，这就已经扰乱了军心。此外他向已被曹操疏远的曹植多次泄露“魏王的训诲”，就更犯了秘书的大忌，从而引来了杀身之祸。
好秘书要敢于“忠言逆耳”
秘书确实是要服务于领导，谨言慎行，但作为一个好的秘书，绝不能只会阿谀奉承，一味讨领导欢心。若发现领导有错误和过失，秘书应及时劝谏，以避免领导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秘书古弼以正直、不怕得罪皇帝而闻名。公元444年春，古弼接到了一封上谷地区（今河北张家口一带）的百姓来信，反映皇家的上谷苑囿占地太多，老百姓都无田耕种了，希望朝廷减掉大半分给贫民耕种。面对上谷百姓的合理诉求，古弼心急如焚，眼看临近春耕时节，他不敢怠慢，揣着奏折，急匆匆跑进宫。拓跋焘与给事中刘树下围棋，正在兴头上，古弼进来，拓跋焘就像没有看到一样。古弼在旁边坐了很久，也没有获得奏事的机会。古弼火了，突然站起来，一把揪住刘树的头发，把他拉下胡床（矮凳子），紧接着一手拽住刘树的耳朵，一手攥成拳头打他的后背，并且边打边骂：“国家的事情没有治理好，都是你这小子的罪过！”拓跋焘十分尬尴，丢下手中的棋子说：“没有听你奏事，错误在我。刘树有什么罪过？快把他给放了。”古弼这才放过刘树，把事情奏给皇帝听。皇帝答应了古弼的请求，顺应民意，把上谷苑的一半土地分给了贫民。事后，古弼觉得自己的举动过于失礼，于是光头赤脚到官署里去请罪。拓跋焘知道了，便把他召去，对他说：“先生何罪之有？快把帽子戴上，把鞋穿上吧！今后，只要是利国利民的事，即使造次越礼，你也要去做，不要有什么顾虑！”
还有一次，拓跋焘要去河西打猎，让古弼留守京城。他给古弼发了一道命令，要他把肥壮的马送去供其打猎，古弼却尽送一些老弱马去河西。拓跋焘气得大骂，要杀掉古弼。古弼听了却平静地说：“我不让皇帝沉迷于游猎之中，如果有罪过的话，我想这个罪也是小的。如果不考虑国家的安危，而使军国乏用，这个罪才是大的。现在柔然人还十分强大，经常来骚扰我国边境，南朝的宋国也还没有消灭，我把肥壮的马供军队使用，安排老弱的马让皇帝打猎，这是为国家大业着想的，如果为此而死，我又有什么伤心的呢！”皇帝听到这些话后叹服道：“有臣如此，国之宝也！”
“忠言逆耳利于行”，领导若拥有并能接纳一个像魏征或古弼这样的秘书，把错误消灭在萌芽状态，何其幸也。但若秘书专挑领导喜欢的话说，投领导所好，虽可受宠一时，却终会害人害己。
梁武帝精通《五经》，在听朱异讲述了《孝经》和《周易》后，对左右说：“朱异实异”。 他任命朱异担任中书通事舍人，官职相当于高级秘书。朱异是很精明很有能力的人，他深知梁武帝喜欢听花言巧语，于是一味阿谀奉承，凡事都看他的脸色办理，甚至明知不对，也不劝谏，只要是皇帝高兴的、决定了的事，即使错误，他也百分之百地执行。这虽使他深受梁武帝的宠信，却给国家招来了一场大祸——侯景之乱。
当初若没有梁武帝接受侯景的投奔，当然就不会有日后侯景的叛乱。侯景来投降梁武帝时，梁武帝曾与群臣商议。群臣大多认为不能接纳侯景，理由是侯景是个“翻覆叛臣”，接受他“终当乱国”，其次梁朝和东魏是冤家对头，现在关系刚刚有所改善，接纳侯景势必会与东魏大动干戈。
恰巧此时，梁武帝做了一个“中原尽平，举朝称庆”的梦，还沉醉在梦中的梁武帝得知侯景投奔的消息，觉得这正是他完成中兴的机会。但群臣的反对使他十分矛盾，难下决心，于是把这个梦告诉了朱异，还跟他说：“吾生平少梦，梦必有实。”根据梁朝当时日益衰弱的状况，朱异心里十分清楚，甭说统一中原，就是自保都勉为其难。但为了哄梁武帝高兴，他溜须拍马道：“这是国家统一的征兆。”一个遗患无穷的错误决定就这样产生了。
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
历朝历代的官场上经常出现秘书同领导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秘书的命运同他们服务的官员的利益密切交织在一起。一个领导倒下，一帮秘书进去；而一个秘书出事，也就往往预示一个领导将要倒下。领导借秘书之手做自己不能做、不敢做的事儿；秘书也正好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身份为领导出谋划策，并从中为自己分一杯羹。秘书人员能守住清廉，并会正确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是至关重要的。
孔光作为皇帝的秘书，经常会向皇帝推荐人才。但他每次荐举人才，都唯恐被荐举者得知，被荐举者不知是何人推荐，自然也就不用“知恩图报”，从根本上杜绝了公事私谢。孔光身处其位，也会有很多跑官要官者求他，他是什么态度呢？凡找上门来的，不管是自己的弟子还是朋友，一概不予推荐，以至于很多人因此结怨于他。孔光负责中央机要事务十多年，两度出任宰相，死后也备享哀荣。
东晋时期的吴隐之曾做过谢石的秘书。两晋时期官场腐败成风，而谢石又以聚敛无度闻名，作为秘书的吴隐之却能做到清廉自守，以至于女儿出嫁时，要靠卖狗的钱来做嫁资。在谢石手下做秘书，但凡“活络”一点，也不至于此。吴隐之后来到广州做刺史，也是“喝贪泉而不贪”，从而转变了广州一带的官风。
在南朝时代做秘书的徐勉也是勤政清廉、慎用权力的典型。徐勉十分勤政，加之工作繁忙，往往要隔几十天才能回家一次，连他家养的狗都不认识他了，每次见他回来都要狂吠。徐勉既感到好笑，又觉得无奈，感叹道：“我死后，如果有人写我的传记，群犬惊吠倒是件值得一记的事。”徐勉做了吏部尚书，掌握了官吏的任免大权之后，好多亲戚故旧都跑来巴结，有的甚至直接伸手要官。对这些来人，徐勉告诫他们：“只谈风月，不宜及公事。”徐勉一生十分清廉，一些人便劝他经营产业赚点钱，为子孙后代着想。徐勉回答说：“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子孙有能力，不用我给他们留也能致富；子孙若无能，我给留下再多的钱财都没用。徐勉把人格风范传给子女，这对今天某些不知教子、只知敛财的官员是有所启示的。
孔光、吴隐之、徐勉等人做秘书期间，虽手握大权但不滥权，不仅履行了职责，还能“出淤泥而不染”，赢得生前身后之名，其境界是那些抱着“权力不用，过期作废”心态的官员远不能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