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名妓赛金花真面目 文人“借古喻今”的道具

赛金花一生大红大紫过三次：第一次在义和团运动中；第二次是在1931年“一二八”事件后，举国“不抵抗”的气氛下，落魄潦倒的她突然被北平小报的记者挖出，如出土文物般赶赴各种宴会充当花瓶兼白头宫女；第三次则是1936年夏衍的话剧《赛金花》公演后。她都没来得及看到这部戏，就于当年的 10月21日死去。

她最为人熟知的事迹其实只有一件，即在庚子年间与八国联军元帅瓦德西的一段关系。几十年屡屡翻炒，也不过是对此的不同阐释。真耶假耶，无人关心。

李师师还是王昭君？

赛金花的跌宕人生始于1893年—这一年，她的丈夫，同治七年戊辰科状元、曾任“出使俄、德、奥、荷四国钦差大臣”的洪钧去世。作为下堂妾，她开始在上海重操旧业，挂牌为妓。

前面一段人生晦暗莫明，人们甚至不知道她究竟生于哪一年，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赛金花下堂时已经不年轻了，然而“状元夫人”的头衔，去过欧洲的经历，还有传说中能说英法德三语的本事，都给她平添许多魅力。不久后，她又北上天津，来往京津之间，结识了不少北京的豪绅显宦。

在天津为妓时，“赛金花”这个名字正式出现。

她在北京城是一个时髦人物。上海的过气名妓去北方走穴，本就大受欢迎，何况又是经历如此奇特的神秘佳人呢？她把上海花界的潮流行为带到了保守的北京，常着男装在街上骑马，“奇花异服”，被人目为妖孽；在北方花界的风气影响下，与客人“拜把子”，自称“赛二爷”，举止行动都出位大胆。

1900年前，她就是小报上的常客。上海的小报逐日连载她在北京的活动，无非是与某人相狎或客人为她大打出手之类花边八卦。这一时期小报奇发达，任何时代的人民都需要娱乐，妓女就是当时的娱乐明星。

庚子之后，赛金花从一个普通的名妓升格为“九天护国娘娘”，关于她与瓦德西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期关系的记载，见诸大量晚清笔记、小说。厚道者如吴趼人在《赛金花传》中仅仅点到为止：“金花以通欧语故，大受欧人宠幸，出入以马，见者称为赛二爷。”但更有许多人言之凿凿，称瓦德西不但是她的入幕之宾，而且对她“言听计从”，赛氏“隐为瓦之参谋”(柴萼《梵天庐丛谈》)，甚至传说正是因为赛金花的进言，才让瓦德西下令不得滥杀北京百姓。所谓“彩云一点菩提心，操纵夷獠在纤手”(樊樊山《后彩云曲》)。

1905年，以她为主要人物贯串全篇的小说《孽海花》出版，风靡一时，“再版不下十五次，行销不下五万部”，她的知名度再上层楼。此书前六回原是金松岑所作，保留的引首词中亦涉赛瓦在庚子年间事，云“虎神营荒，鸾仪殿辟，输尔外交纤腕”，虽然曾朴续成的全书没有来得及写到这一段，但却大肆渲染她在随洪钧出使德国时就已与“雄赳赳的日耳曼少年”瓦德西私通，成为另一段公案。

这个时期世人目赛金花，仍然跳不脱“天生尤物”、“红颜祸水”的观念，如樊樊山的《后彩云曲》，津津乐道她如何“淫乱官禁，招摇市塵，昼入歌楼，夜侍夷寝”，另有更荒淫的细节，如仪鸾殿火灾，瓦德西抱她穿窗而出等等，虽然是仅“得自传说”，然而却显示了中国文人情色想像的极致，有吊名女人膀子的快感。中国文人历来还有夸大女人作用的习气，譬如安史之乱全是因为杨贵妃，而明清易代则是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关系，于是他们将赛金花比作李师师，又比作王昭君，再借她来感叹世代更替，“彩云易散琉璃脆”(樊樊山《前彩云曲》，赛金花曾用“富彩云”、“傅彩云”作艺名)，“白发摩登何足数”(《后彩云曲》)。

自己都说不清的神话

1933年，早就被人遗忘的赛金花又出现在大众视野里。事起她央人写了一张呈文要求免除房捐八角，被北平《小实报》的记者管翼贤发现，立即前往赛家采访，在报上大加炒作。随后各方名人络绎不绝去看她，犹如欣赏出土的古玩；连在上海的“性学博士”张竞生都写信与她谈风论月。一时大批“赛金花访谈记”出炉，大众兴趣所在，仍然是那一段赛瓦情史。

然而随便找几篇访谈一看，便发现有问题。在这件事情上，赛金花本人的叙述颠三倒四，自相矛盾。

例如她对刘半农与商鸿逵自述身世时，完全未提及在欧洲是否与瓦德西相识；而曾繁的《赛金花外传》同样是采访她之后所写，她就明白表示二人是老相识：“他和洪先生是常常来往的。故而我们也很熟识。外界传说我在八国联军入京时才认识瓦德西，那是不对的。”

至于1900年的一段韵事，在有些访谈中，赛金花本人全盘否认：“我同瓦的交情固然很好，但彼此间的关系，确实清清白白；就是平时在一起谈话，也非常地守规矩，从无一语涉及过邪淫。”她强调的是她的侠义行径：八国联军在北京城中肆意杀人，她便向瓦德西进言，称义和团早就逃走，剩下的都是良民，实在太冤枉。瓦德西听后下令不准滥杀无辜，因此保全了许多北京百姓。当然，还有一些她自认为骄傲，后人看着却难评说的行为：例如她自称为联军办粮草，以个人名义担保，打消了一些商人心中的疑虑，也让他们狠狠宰了外国人一刀；又为了阻止联军到处抢花姑娘，她主动介绍妓女给他们，每次收费一百块，又狠狠宰了他们。

总之，在这些赛金花的自述中，她与瓦德西是纯洁的朋友关系，因为撇得太清，倒叫人不大相信。故而孙次舟讽刺道：“固不论赛金花正做着妓女生意，就是她被瓦德西那么信任，如果没有床笫之私，也未免太辜负人家的好意了吧！”

奇怪的是，有的时候她又会夸耀瓦德西乃是裙下之臣。如《罗宾汉》杂志的记者逊之采访她时，她便说：“时瓦德西知余下堂，向余表示爱情，余爱其人英勇，遂与同居三四月之久。”

对她的这番说法，有的人半信半疑，有的则是全盘否定，认为她根本不可能和瓦德西相识。后者中最典型的就是丁士源和齐如山。要命的是，他们两人的说法看起来十分可靠。

丁士源曾是赛金花的恩客。据他在《梅楞章京笔记》中所述，其时赛金花有个客人是为德军做翻译的葛麟德，因此她所住胡同邻居有什么事，往往请她求葛帮忙。她曾易装为男子，想和丁士源混入中南海开开眼界，孰料未能进去。回来后丁士源将此事告诉了同住的钟广生和沈荩，二人添油加醋写了假新闻说她如何被瓦德西看上，投到上海的《游戏报》和《新闻报》，造了一个天大的谣。

而齐如山自述在庚子辛丑一年间，“我和赛金花虽然不能说天天见面，但一个星期之中，至少也要碰到一两次，所以我跟她很熟”。在他的回忆中，赛金花不过是一个和德军中下级军官鬼混的妓女，拉拉皮条，借八国联军之势，到处敲诈恐吓一番，再趁机做点小生意，卖点东西给外国人。他认为赛金花绝对不可能认识瓦德西：第一，她只能说两句日常的德国话，根本不够谈国事；第二，有两次他见到赛金花时，她都与下层军官在一起，听到瓦德西要走过来了，大家都露出仓惶的神色，不希望让主帅看到和中国妓女在一起，由此证明二人绝不相识。

齐如山回忆中的赛金花，与她自述或文人笔下的“侠妓”大不相同，感觉却较近于实际情形。她只是一个脑子灵活、有点手腕却不脱庸俗风尘气的妓女，军队初入城时，或者需要一些像她这样本地还比较吃得开的人物(因此她自述曾为军队找供应商也不是不可能，但不太可能是瓦德西交待她做的)，然而终究他们所想的不过是混水摸鱼捞一票。如卜正民在《合作》这本书中所写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关系：“他们主动顺应形势，相互适应，相互妥协，讨价还价，最后串通起来。他们必须这么做，因为已走投无路了。”

然而这一种比较平实的形象，是大众甚至赛金花本人都不愿接受的。老派人用她来感叹世风日下、士大夫阶层集体堕落，“灵飞(按：赛金花后嫁魏斯炅，改名魏赵灵飞)凭夷酋势，不作威福德，使其不为女子而为丈夫身，我知其爱国爱民，而为好官吏必矣。”(杨云史《灵飞墓诗碣》)这一种借“爱国女性”来讽刺“卖国官吏”的思路一直延续到夏衍的《赛金花》一剧。而赛金花本人凭借不断讲述自己的传奇经历，亦在困苦的晚年获得了关注—不但是公众的兴趣，还有实质的物质帮助，甚至得以常常出席各种宴会，一如现今PARTY上的各类“贵族后裔”、“世家公子”之类花瓶角色。

当讲述经历成为谋生手段，真实与否就不再重要，因为无人会追究神话是不是真的，各人都从神话中获得自己想要的。

借古喻今的道具

1933年是“赛金花热”的一年，在“一二八”后“不抵抗”的低压中，借古喻今成为一种时髦，然而更多的只是单纯的商业目的。如北京的哈尔飞戏院演赛金花的戏，在报上大打广告，宣传有赛氏本人上台演讲，但因她喉咙痛请人代讲，还引起观众哗然。再如南京大世界的老板请她去表演，每月五百元酬劳等等，让人看到炒作心理的古今大同。

更有许多人预备将她搬上舞台。如张竞生与明星电影公司接洽拍庚子年间的赛金花，胡蝶要约她上电影(赛金花表示：我极愿上镜头)，一系列活动以夏衍的《赛金花》在金城大戏院公演达到高潮。

虽然夏衍表示“我就想以揭露汉奸丑态，唤起大众注意，‘国境以内的国防’为主题，将那些在这危城里面活跃着的人们的面目，假托在庚子事变前后的人物里面，而写作一个讽喻性质的剧本”，然而关于是否美化了赛金花，赛金花究竟是爱国女英雄还是卖国女汉奸，剧本是否侮辱了中国人，要不要“国防文学”……左翼与右翼内外都吵作一团，最终以张道藩往舞台上扔了一个茶杯，而后禁演了结。

这一些事情她全都不知道，赛金花从来没有看到过舞台上的自己，这一年她凄凉地死在肮脏的小屋子里，唯有破被一条。

1934年《申报》记者采访赛金花，失望地发现她“甚且并不知道国家为何物，更无论爱国与否矣”，“今日之赛，不但不聪明，甚至说话毫无条理，使人有疑为神经病者之感”。或许这才是她的真面目，却是不被需要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