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谁是向钱学森提出“搞导弹”的第一人？

钱学森晚年说，我回国搞导弹，第一个跟我说这事的是陈赓大将。“那个时候，我爸在军事工程学院当院长，钱老专门去参观过。”陈知建回忆起父亲与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的初识及交往细节。

在我国导弹事业初创时期，最积极的是陈赓。而钱学森是通过与陈赓的接触才一步步实质性进入高层视野的。

1952年6月陈赓从朝鲜回国，7月筹建解放军工程学院，任院长兼政委。1954年9月，陈赓到苏联观摩核战争中的实兵对抗演习，苏联国防部长把投放原子弹的金钥匙送给代表团。陈赓说：光给把钥匙，不给原子弹有什么用？彭德怀接口道：你是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可以组织研制嘛！

当年国内奇缺研制导弹、原子弹的人才，陈赓向周恩来等领导人建议，要争取留美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的两位原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罗时均、庄逢甘对陈赓说，钱学森教授原来是准备跟我们一起回国的，美国不准钱学森回国。他们说：钱学森教授是搞空气动力学的，在航空理论方面很有成就，他很愿意回国工作。

陈赓听了以后说，钱学森教授不仅有科学知识，是科学家，而且很有组织能力，他又愿意回国。我们无论如何要尽一切力量和办法，把钱教授动员回国。陈赓很快向周总理汇报了，总理非常赞同。

1955年1月15日，在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上，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4月，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再次强调：“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

1955年10月8日，经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和周恩来总理的精心策划安排下，钱学森教授冲破重重阻挠，终于从美国回到了祖国，安排在北京住下。11月22日至12月21日，钱学森由朱兆祥等人陪同到东北考察。“先考察了沈阳、鞍钢、歼击机厂、发动机厂等军事工业，接着又去长春汽车制造厂参观，又提出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

因为当时的哈军工是重点保密单位，所以接待部门立即向陈赓作了报告。陈赓听说钱学森要参观哈军工，连夜乘专机从北京飞回哈尔滨迎接钱学森。陈赓在欢迎词中说：“我们军事工程学院是敞开大门欢迎钱学森先生的，对于钱先生来说，我们没有什么密可保。”

钱学森在哈军工的两天访问中，陈赓一直陪同他参观。在学院陈列馆，有许多从朝鲜战场上缴获来的美军飞机、坦克、带有无线电引信的炮弹等，陈赓笑着说：“这都是美国人的东西，保什么密？”

其实，有关钱学森的回国，早已引起陈赓的关注。钱学森从美国回到北京后，陈赓曾立即向彭德怀建议：哈军工有懂航空、火箭的专家和教授，也有教学仪器和设备，最好请钱学森去参观一下，听听他对中国研制火箭的意见。

在考察完哈军工后，陈赓把任新民、梁守等教授请来，在学院苏联专家俱乐部里同钱学森一起吃了顿晚饭。

陈赓问钱学森：“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

钱学森说：“为什么不能搞？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陈赓说：“好！我就等你这一句话了！有，我们就马上干吧！”

钱学森长子钱永刚曾说：“就这一句话，决定了我父亲这一生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在往后的数十年漫长岁月里，钱学森把全部心血倾注在中国的航天事业之中。

对这次会面，钱学森也一辈子无法忘记。“事后有人告诉钱老，我爸那天上午从北京赶到哈尔滨就是为了晚上接见他，他晚年回忆说我听了很感动。”

“我爸又跟彭老总说了搞导弹这事，得到了彭老总的支持。”陈知建回忆说。1955年12月26日下午，彭德怀在医院里约见了钱学森，陈赓和朱兆祥一同前往。彭老总紧紧握着钱学森的手说：“欢迎啊！我们太需要你这样的火箭专家了。我请你来，也是向你请教的。射程为500公里的导弹我们自己能造出来吗？这样的导弹需要什么人力物力条件？估计要多少时间才能造出来？”钱学森一一作了回答。彭老总说，我们不想打人家，但是我们应该具备先进的防御能力。

陈赓也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叶剑英那里汇报了情况。陈赓向叶帅提议，元旦、新年请客，请钱学森教授讲一讲发展导弹的问题。1956年元旦那天，叶帅在位于北京景山西侧的三座门中央军委办公厅请钱学森和陈赓吃饭，钱教授介绍导弹和航空等方面的情况。席间，陈赓听说周总理也来到三座门，就建议说：“我们去见总理一起谈吧。”

对于这次会面，钱学森曾回忆说，“后来，他(陈赓)也是很积极，有一次叶帅在家请我们吃饭，我爱人(蒋英)也去了，陈赓也在。吃完饭，大概是星期六晚上，他们说找总理去，总理就在三座门跳舞。我们跑到那儿，等一场舞下来，总理走过来，叶帅、陈赓他们与总理谈话。后来大概就谈定了，总理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写个意见怎么组织一个研究机构？后来我写了一个意见，又在西花厅开了一次会，决定搞导弹了。那天开完会，在总理那儿吃了一顿午饭，桌上有蒸鸡蛋，碗放在总理那边，总理还特意盛了一勺给我”。

1956年1月5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正式成立，钱学森任所长。不久，陈赓亲自来到力学所邀请钱学森，给在京的全军高中级干部讲火箭技术与导弹武器。“当时，全军总部机关中级以上的干部，包括老帅、大将们都被组织去听课了。地点在北京新街口总政排演场。一连讲了3天，大家都是第一次接触，听的晕晕乎乎的。再后来，就成立了第五研究院，钱学森当院长。”

钱学森教授后来写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为保密起见，用“国防航空工业”这个词来代表火箭、导弹和后来所称的航空航天技术)，对中国发展航空及火箭技术，从领导、科研、设计、生产等方面提出了建议。2月16日，周总理和陈毅元帅等会见了钱学森。2月21日，周总理审阅了钱学森的《意见书》，2月22日，周总理将《意见书》送毛主席审阅，并致函说明：“这是我要钱学森写的意见。”

3月14日，周总理召开专门会议，决定成立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聂荣臻任主任，钱学森为委员。5月26日，周总理再次出席中央军委会议，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发展导弹武器的决定。周总理指示：要动员更多的人来帮助和支持导弹的研制工作。这项工作所需的技术专家和行政干部，从工业建设、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等部门和军队中抽调，军队要起模范作用。同时决定筹备成立国防部五局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在1956年召开的全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编制工作会议上，中央军委召开过一个小型会议，将航空方面的专家、材料方面的专家召集开会。“我爸主持大会，他请钱学森在会上发言。钱教授在会上作了一场惊人的发言。”

钱学森说，“中国搞导弹比搞飞机还要容易。”当时，中国想发展航空飞机，因为抗美援朝的教训，希望通过航空飞机占据制空权。但钱学森认为：中国应该首先发展导弹，发展航空飞机固然重要，但赶不上发展导弹重要。

钱学森分析说，航空飞机的困难在材料，而材料问题的解决是靠经验，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飞机的材料是重复使用的，要能经受长时间的考验，比如10年、20年;而导弹的材料是一次性的。所以，导弹没有棘手的材料问题，导弹的难点在于看得清，打得准。

当时二十多岁的何祚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回忆说，听了报告，非常佩服钱教授，觉得他真是一位大科学家，真有远见卓识。

陈赓听完后非常振奋，他把会议情况汇报了上去。钱学森的这次讲话加速了中国搞导弹的进程。

1956年5月26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导弹管理局和导弹研究院，归航空工具委员会领导。7月7日，国防部决定，导弹管理局改称国防部第五局。导弹研究院改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

五院是中央军委下的成立命令，陈赓认为应该由国务院下命令，作为国务院直属的一个独立的部级单位，对开展研究工作可能更为有利。周总理同意陈赓的意见说“应该这样”。

陈赓对五院的干部配备非常支持，由他亲自抓，“包括试验靶场的领导干部，我爸都要亲自抓”。

“我爸觉得建立一个单位，第一任领导干部要选最好的，最优秀的。一个连队，要把连长、指导员选最好的，一个团也是一样，要把作风带好，领导干部疲疲沓沓的，部队作风肯定带不好。五院要选能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并愿意为科技事业无私奉献的干部去，结果把军事工程学院的政治部主任刘有光调去当政委。”

陈赓不希望五院的行政工作干扰了钱学森。“导弹的加工需要有人去协调。还有就是研究院的行政事务工作，不能叫钱学森教授去管。钱学森教授是导弹研究方面的权威，技术方面由他拍板，行政事务工作由其他人去做。”

20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央军委在广州开会，陈赓提出，“现在发现研究院有一种不正的风气，什么对外加工的事、有关行政方面的事务，都推到钱学森教授那里去签字，这怎么能行呢？钱学森教授的精力是组织领导导弹的研制，其他事情不要推到他那里去管嘛。钱教授提出的问题，你们只要保障好就行啦，其他事连让他知道都不要，不要分散他的精力”。

陈赓提出要去当5院的院长，去做好钱学森的“行政助手”。“军委领导考虑到我爸的健康原因，没有叫他去兼任五院院长，而是派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五院院长，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章任第一副院长。”

陈赓大将“不要干扰钱学森教授，要保障钱学森教授的要求”得到实现。各分院院长主要管行政事务和保障工作，技术问题由技术专家拍板就算数，让专家们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搞科学研究上。

对原子弹靶场的定点问题，一度选择在距离敦煌120公里处。在苏联专家的参与下，靶场选址已经获得了总参谋部的批准。陈赓认为，“这个地方不好”，离敦煌太近了，会影响到人民的安全，也不利于对国家文物古迹的保护。与此同时，苏联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也给中国写信表示，敦煌不适合建场，建议将靶场中心区移到罗布泊地区。1958年12月，总参谋部批准了向罗布泊地区转场的报告。1959年6月13日，总参谋部正式通知原子弹靶场改称核试验基地。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上空爆炸。中国人打破了西方核垄断、核讹诈和核威胁的被动局面。

本文摘自《家国光影：开国元勋后人讲述往事与现实》，周海滨著，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