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实干者张荫桓 戊戌变法的幕后英雄
2014年8月12日,本版曾登过拙作《戊戌变法的幕后功臣张荫桓》,讲了广东人张荫桓在戊戌变法的幕后所起的重要作用。意犹未尽,其实张荫桓也是变法维新前台一些大事的实干者。
国库空虚,左支右绌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农历甲午年)8月1日开始的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惨败告终。1895年4日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诸岛,赔款白银二万万两,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制造货物……后来由于俄、法、德三国干涉日本强割辽东半岛,改为交白银三千万两“赎款”,再后又成为租借……
中日甲午战争的国殇,推动了光绪廿四年(公元1898年,农历戊戌年)的戊戌变法。变法维新需要国家的稳定,需要一定的资金,可是,《马关条约》规定的对日战争赔款就有白银二万万两,国库里怎么拿得出?
张荫桓是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遍兼六部侍郎,他以户部侍郎管理国库,从他的《戊戌日记》中可见,当时国库已经相当空虚:
二月,初二(阴历,下同),“共收银十三万一千余两,共放银十六万九千余两”;初四,“共收银九万六干余两,共放银二十万八千余两”。
三月,初四,“收银二万一千余两,放银十一万八千余两”;二十三日,“收银十五万五千余两,放银二十四万三千余两”。
闰三月,初三,“收银十万二千余两,放银十二万二千余两”;二十二日,“共收银三十万余两,共放银二十九万九干余两”。
四月,初四,“收银十五万余两。”(可是,此前已亏空三十七万四千余两。)二十二日盘库,“共实存银五百七十八万七千八百二十三两七钱九分五厘一”(对一个泱泱大国说来,这是一个不足道的数字,更不要说国债累累。)
五月,初三,“共收银十九万三千余两,共放银十二万三千余两”,(盈余七万两,实尚亏三十万四千余两。)二十三日,“共收银六十余万两”;二十八日,“共放银六十余万两”。(后两笔对消。)
六月,初三,“共收银十七万余两,共放银十一万余两”,(盈余六万两,开年以来仍亏二十四万四千余两。)
十三日,“子斋(户部尚书敬信)另商拨款事”,张荫桓就已经大叹“度支日绌,意外之需日繁,奈何!”
受命于危难之际
改善国家经济状况,最根本的办法是增加生产。光绪皇帝载湉认为,戊戌变法维新先期的“时政最要关键”,是成立矿务铁路总局,领导全国“开矿筑路”,为此特发“上谕”:
“铁路矿务,为时政最要关键……着于京师专设矿务铁路总局,特派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王文韶、张荫桓专理其事,所有各省开矿筑路一切公司事宜,俱归统辖,以专责成。”
张荫桓被任命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矿务铁路总局的领导者。可是,起步之初这还只能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于是朝廷要求张荫桓想办法向外国借款还债,“拆东墙补西墙”。张荫桓的《戊戌日记》中也就有了这样的记录:
正月,大年初一(公历1月22日)即“余访赫德商借款事”;初三,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常熟(翁常熟人)函约早到署商借款”,以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为首的“两邸十堂并到,宜有确论”。初四,“常熟拟英、俄两国各借一万万两”。初六,“子斋(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敬信)、仲山(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廖寿恒)、荣相(荣禄)、合肥(李鸿章合肥人)先后到。常熟与恭邸(奕)同到。邸(奕)论借款之难,欲两借。常熟力主两借”。初九,“上(光绪帝载湉)看板后召问德国事,英、俄借款事,昨日各使到署贺年情形”。“旋至署与常熟、仲山、筠丈(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睽号筠庵)同晤英使,仍为借款事。英言:借俄不借英,则索三顶利益。余曰:英、俄皆不借,英可不索?英使唯唯……即电告竹筼(驻德公使许景澄)、子通(驻俄公便杨儒),达俄外部,以各国皆不借,前议作罢。”
向外国借钱,条件苛刻,张荫桓断然主张“英、俄皆不借”,自己另想办法。
夭折的“昭信股票”
这时候詹事府右中允黄思永递上一个“集股济用折”,建议国家发行“急公股票”。张荫桓一把抓住。从他的《戊戌日记》中可见:
正月,十一日,“常熟候商速议黄思永‘集股济用折’。名曰‘急公股票’,余易以‘昭信’”。会后张荫桓即“电北洋(指李鸿章)询制造票式”。十四日,“户部加班,具奏‘昭信股票’事”……乃决定发行“昭信股票”白银一万万两。由初议、到定案、到报告光绪皇帝,共用四天时间,可见张荫桓对发行“眧信股票”的积极。二十六日,恭亲王奕訢“认股三千,报效二万两。”股票哪来的“报效”?张荫桓好心建议他“将报效之数一并认股”。这位糊涂涂的“恭邸”竟是“怫然曰:‘果尔,则并二万不捐’……”开头就不祥。
二月,初二,“常熟衡论昭信股章程”。初三,张荫桓“遂重订一遍……改正各款”。十六日,再“与常熟论昭信股票事……”
昭信股票很快得到发行。
可是发行“昭信股票”刚始旗开得胜,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就打上了股票的主意。四月初四,翁竟然提出要“商拨七处厘金,纯动昭信股款。”翁同龢要用“昭信股票”的股金,抵国家税收的不足!这还能叫“股票”?
张荫桓一时哭笑不得,恳切向翁同龢谏言:“如此抵拨,不特各省以为儿戏,恐外国亦以为笑。昭信股非岁入之款也!”
“常熟谓:将奈何?余告以原订昭信股办法,拨出岁增五百万的款,现计昭信股断难足额,暂留百万,余四百万拨抵七省盐厘,似尚可行。”他说他已经答应,一定要动用白银四百万两的“昭信股票”股金,抵七省稅收的不足!县官不如现管,浑浑噩噩的“翁常熟”比糊糊涂涂的“恭邸”可怕!然而,“谁官大谁表准”,可贵的“昭信股票”、中国股票之滥觞,就这样轻易被翁同龢毁掉。
不愿为而为之
清廷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墙倒众人欺,一个又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接踵而至。为了求得国家的稳定图存,张荫桓到处去干他不愿干的事。
先是向英、德借款。昭信股票被毁,有一笔日本债务到期要还,朝廷又让张荫桓去借外债。既是燃眉之急又是朝廷之命,他不想借也得借。据张荫桓的《戊戌日记》,他去求英国人赫德代说合日本公使宽限还期。“日使力言政府不能展缓还期之故,而荐荷兰使代商借。”李鸿章“傅相即函订荷兰使明日来”。荷兰公使来晤而借款不能落实。张荫桓只得再“约赫德至东院商借款,赫德以抵款有着,可办到。”翁同龢对赫德的乘人之危恼火,户部再议却还是“将散,常熟袖出两折,手写《淞沪厘》、《宜昌盐厘》两款,嘱余往商赫德”。七天后赫德有了准信,“常熟约子斋与余访赫德商借款,遂同赴户部筹拨货厘、盐厘各数”。次日“子斋来,言已将抵款交赫德,携回草合同稿,常熟留阅”。后经“恭邸颔之”,“户部公核合同”,翁同龢到赫德处“将底稿订明”,“李鸿章阅稿以为周妥,便促早日画押”。次日正式签订借款合同,李鸿章在场。这就是英、德借款的全全过程。
让张荫桓感到伤心的“尤甚者”,是他奉命跑腿办事、李鸿章、翁同龢定夺,胡孚宸却独参他“借款图私利,不借便宜之债,而借息扣极重之债”。
接着是出头与德国交涉胶州湾事。其实徳国早在一年前就出兵强占了胶州湾,这时又来滋事。从张荫桓的《戊戌日记》中可见:
正月二十三日,德国公使“海靖索议山东铁路,自胶澳至济南,又自胶澳经沂州至济南;又中国自造山东铁路须与德先商,否则胶即德兵不撤。真无礼之甚”!“枢中约会议德事,同僚咸集奉宸苑直庐。恭邸询商办法,默无可否”。“余言先电吕镜使(驻德公使吕镜宇)询外部,果能一了百了,即与海使议结。恭邸颔而去。同列陆续散。余就里间起电稿,傅相就观。脫稿后常熟增订数字,交总办带署译发”。
二月十四日,“常熟来言,奉派偕合肥与德使画押。”张荫桓喜:“余获免,亦意外之幸”。“两点钟德使来,恭邸出晤,各堂陪同而出……合肥、常熟画押钤印……”签约前多亏张荫桓纠正了中国官员“治格赴胶澳勘界,所携界图竟将胶州画入德界,若不重阅,误莫大焉,甚矣……”
再是出头与俄国帝国主义交涉旅、大租借事。年初原议向英、俄借款,后来改为向英、德借款,俄国很快找上门来,从张荫桓的《戊戌日记》中可见:
二月十一日,“午正赴署,与邸枢各堂接晤俄代办,系旅、大借岛事。俄代办行后,常熟促拟国电电旨及许、杨两使电。促迫之甚,幸能了之。”二十一日,“合肥约午初来晤,谓常熟顷过访,述口敕奉派与余商论俄事。余以须候竹筼来电,刻难与俄参赞晤商,且枢中迄无办法,从何说起?合肥出示说帖,谓曾示常熟不肯担当,须明早至大公所晤恭邸。余以寒疾不能往为辞”。二十八日,“总办送来军机交片,余与傅相奉派与俄使面议”,这已是君命难违!当日俄使来,“常熟、受之(崇礼)、筠丈与余出晤,傅相亦到”。
三月初一,“余言合肥:‘ 以奉派俄事,毁我两人而已。’合肥谓:‘同归于尽,何毁之意云?’少顷宣召……”初二,又“蒙召见……问及俄事”。初三,“与俄使论条约,灯后始散。常熟在坐,旅大船墺、局房合肥欲索价,常熟合之”。初五,“总署具奏俄租旅、大折……本日奉派与俄使画押;不专派合肥,余初二力辞不获!”,初六,“同合肥与俄使画押”。之前张荫桓争取了“金州厅城不画入俄租界,极费力而定。然已孤悬如寄矣!”
而胡孚宸弹刻胶州湾、旅大租借丧权辱国又是独指张萌桓,也使他感到“尤甚之……”
风雨飘摇,内外交困,张荫桓纵有经天纬地之才,独力也难回天,变法之夭折,清廷之崩溃,也是历史必然,再多的实干家都挽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