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努力为何没有成功？
1936年“西安事变”结束后，张学良送蒋返宁即被扣留，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囚禁生活。1949年初，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溃败，蒋介石决定下野，将桂系首领李宗仁推到前台，试探与中共和谈的可能。李宗仁在担任代总统后的第二天就发表文告，表示愿以共产党所提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决本和平建国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李宗仁宣布的各项“促进和平谈判”措施之一即释放政治犯，而其中最为人们所关注的，就是当年因西安事变而被蒋介石囚禁的张学良、杨虎城二人。李宗仁提议释放张学良是否有诚意？当时社会舆论的态度如何？张学良最终未能释放，蒋介石、陈诚等在中间各起了什么作用？
李宗仁下令释放张学良
对于释放政治犯、释放张学良，当时社会各界的呼声是很高的。张申府在蒋介石退职文告发表后，就发表谈话，认为蒋介石的下野，是解决时局的一大关键，共产党方面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因为蒋的退职已易解决。目前需要立刻做的有三件事：开放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自由；开放党禁、报禁，解除全国戒严令；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1949年1月23日，东北有两个团体，联合向李宗仁发出快邮代电，要求释放被非法囚禁12年之久的张学良将军。同一天，中国自由民主行动委员会和人权保障委员会等四个团体也向李宗仁致电，要求释放张学良，他们在建议中称：“此举将对张学良对新中国的建设工作有所贡献。”
这些呼吁，对李宗仁也颇有触动。据李宗仁回忆，为显示和谈的诚意，曾指示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释放张学良，但为蒋介石所阻。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召集党政军高级人员会议宣布下野，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会毕出门时，于右任追上去，喊：“总统！总统！”“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蒋介石只把手向后一撒说：“你找德邻(李宗仁)办去！”便扬长而去。李宗仁回忆说，蒋下野之后，对党政军大权的严密控制，实与下野前无异，对李宗仁所提要求，“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和自台北提运金钞回京等事”，一概不予理睬，把责任推到陈诚头上。“但是我给陈诚的命令，蒋又授意陈诚置之不理。”(《李宗仁回忆录》下，第922，957页。)
与此说可互相参证的，是当年桂系重要骨干程思远的回忆。程说，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在1月24日、28日先后以代电、亲笔信的形式指饬参谋总长顾祝同负责释放张、杨。2月1日，顾祝同复函称：“德公代总统钧鉴：子迥(即1月24日———引者)代电暨元月二十八日手示奉悉。关于恢复张学良、杨虎城自由一案，业经转电台湾陈主席及重庆张主任知照矣。肃复，敬候崇绥！职顾祝同上。二月一日。”顾祝同将此事推给陈诚、张群，因此李宗仁又再电陈、张请他们负责办理。
2月2日，接陈诚复电：“东(1日———引者)电奉悉，可否请程思远兄来台一谈？职陈诚叩冬(2日———引者)。”2月4日晚，程思远飞抵台北，5日，陈诚告诉程思远，张学良现幽居新竹，生活由俞济时的军务局负责，警卫由毛人凤的保密局负责，接着特别提醒程思远：“蒋先生的事你是了解的，像囚禁张学良这类事件，他从来不使别人过问，所以我也不闻不问；但是，你如果要到新竹去看张，我就派人派车护送你去。”程思远见释放张学良无望，也就婉谢了新竹之行。张友坤、钱进主编的《张学良年谱》、张学继等写的《张学良全传》，关于这件事采用的都是程思远的说法。
陈诚亦曾试图促成
李宗仁、程思远的回忆可靠吗？海外有人说《李宗仁回忆录》是天下第一谤书，李宗仁的回忆是否因为蒋、李交恶而对蒋介石持论苛刻，将责任都推给蒋？有一种于右任的年谱就是把账算到李宗仁的头上，说：“21日，蒋介石被迫‘引退’，在此期间，先生向蒋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之事，蒋说：‘我已下野，你和德邻(李宗仁)商量吧。’后来先生多次催促李宗仁释放张、杨二将，李以种种藉口拒绝，又说必须有蒋的手令才能放人，使先生的努力未能实现。”(陈墨石编著：《于右任年谱附手书标准草书千字文》)
最新公布的陈诚密档等资料揭示，陈诚当年确实接到了李宗仁释张的命令，陈本人也认为应当释放，但在蒋介石处未获通过，李关于此事的回忆完全符合史实。
2007年12月，台北“国史馆”出版了根据陈诚家属珍藏的私人档案、“蒋中正总统档案”、“国民政府档案”编辑而成的《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一书，收入双方自1928年至1963年间的往来函电1193封，是十分珍贵的民国史资料，其中关于释张问题的两份函电尤足重视，它清晰记录了李宗仁、陈诚、蒋介石三人在此特殊历史关头对张学良问题的不同态度，而由于蒋介石的原因，使张学良被继续囚禁了近40年。
先看1949年1月25日即蒋宣布下野4天后，陈诚致蒋介石的请示电：
“溪口总裁蒋：奉李代总统[宗仁]子[1月]敬[二十四日]府秘邨电开：‘兹为表示政府对和平之诚意，促成和谈，顷已决定释放政治犯。张汉卿兄[学良]现在台省，希就近转知监视人员，先恢复自由，仁并拟约其来京一唔。除已电饬空军总部，日内派机来接外，专此电达，希先转致意，请其届时来京，并复为盼。’等因。特电报告。职以为汉卿之于今日，释之无关重要，久羁适足为累，但惜处置较迟耳。为此，似可听其释放。如何仍乞电示。职陈诚。子有叩。”(《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下，台北“国史馆”2007年版，第726-727页。)
陈诚此电显示，1月21日蒋介石下野离京后，24日李宗仁即打电报给陈诚，请其释放张学良，并准备派飞机到台湾迎接张学良到南京。当时的《华商报》、《申报》等都报道了这个消息：“关于恢复张学良、杨虎城两氏之自由一事，李代总统二十四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中曾予报告，略以此事于总统离京前业已征得其同意，顷则已至实行时期，故当于即日下令施行。又李代总统二十四日有手令交总统府参军处与国防部及空总，命即于恢复两氏自由后，专机邀同来京，以共商国是，并另电台主席陈诚及渝市长杨森，命即办理张、杨两氏之恢复自由事宜。”(《申报》1949年1月25日)“此等措施将在最近期内实现，俾为进一 步 的 政 治 ，经 济 大 改 革 的基础，……李氏对释放张、杨的口头命令，可望立即继以书面的命令。”(《申报》1949年1月24日)“李宗仁吩咐：释放张学良，取消特刑庭”。(《华商报》1949年1月24日)25日，陈诚致电蒋介石报告此事，并表明他个人认为可以释张，现在来做且有点迟了，隐含为张说项之意。
同日，李宗仁还提出让东北元老莫德惠去台北，邀请张学良到南京。“李代总统二十五日电在沪之莫德惠，邀其亲赴台北，请张学良来京。”(《申报》1949年1月26日)而静居在新竹县井上温泉的张学良也得到了这个消息，在日记中写道“23日申报载，政府明令，余及杨虎城恢复自由。”
蒋介石明令拒绝
两天后，27日，蒋介石复电，让对李宗仁的电报置之不理。蒋电称：“如有命令到台省释放张学良，似可暂不置复。否则可以并不知张学良何在，以此事省府向不过问之意复之。”(《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下，第727页)释张之动议遂被断然拒绝。
但外界对这一内情并不知晓。27日的《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只是报道了张学良已经知道李宗仁下令释放他的消息，开始做下山的准备，预计一周内就可到台北然后去南京，但是还没接到南京方面的正式命令。莫德惠也称：“将于二三日内赴台湾，访问张学良氏，交换对时局之意见。”其间东北同乡也“电张学良慰问”。同日，也就是在蒋介石电报发出的同一天，陈诚在下午接见记者谈关于释放张学良的问题时，还只是称“命令尚未到达，张氏所居之井上温泉，刻仍拒绝访问”。《申报》2月3日还登载了“二日获悉，台湾主席陈诚及重庆市长杨森顷致电李代总统，谓彼等不久将释放张学良与杨虎城”的消息，此消息的真实性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4日，程思远接受陈诚的邀请来到了台湾，并带来了中央的释放令。“除中央释放令外，李代总统有私电致陈主席，此来将向陈氏解释中央此一举措之动机及因果。”(《申报》1949年2月5日)而由于张在新竹的行踪已被暴露，为了“安全”起见，2月2日凌晨3点，张学良与赵一荻已被连夜秘密转移到高雄要塞。尽管已经得到蒋介石的明令不准释放张学良，但是陈诚却不得不面对如何对舆论有个交代以及如何平息这场呼声很高的政治请求的问题。
陈诚在会晤程思远的过程中明确暗示释放张学良只要蒋介石不点头，就没有可能性，并提出可以派人派车护送其去新竹探望张。可实际上张学良早在2日就被转移到高雄了，程也婉谢了新竹之行。对于此事，《申报》2月6日报道：“关于释放张学良问题，经此次榷商，原则已无问题，唯技术上尚须研究，当俟程氏返京后，另交主管机关国防部办理。”与此同时，共产党方面已发现了蛛丝马迹。
2月5日的《华商报》谈道，“李宗仁昨晚命令其最亲信的一个顾问(按指程思远)于今天飞赴台湾，商洽释放张学良，据悉：台湾主席陈诚不理睬张的释放令。”“今后再有谁来敲他的门，能不能带他一同下山，最后的决定者恐怕还是那位高卧奉化的阴谋家。”2月7日继续评论：“据中央社今日所报道的程思远谈话，似乎证实了陈诚正在拖延释放张学良一举的消息。”2月9日《申报》关于程思远飞台的报道则提到“并有某种不能形诸文字之建议，托程氏报告李代总统，惟其具体内容，程氏拒绝透露。”现在看来，不知道这段文字中所谓的“不能形诸文字之建议”是否指蒋介石关于不准释放张的命令。
2月12日，陈诚告诉李宗仁“他无权释放张学良，因为张是由特务监禁的。(按特务头子现在是蒋介石的亲戚毛人凤，其前任为戴笠)，陈说，只有毛才能执行李宗仁的命令。”(《华商报》1949年2月12日)由此可知，陈诚是完全按照蒋的指示行事的。13日，程思远抵达南京，将他和陈诚会面的详细情况向李作了汇报。
2月10日，莫德惠和赵惜梦抵达台湾，“据称莫氏离沪时曾与李代总统通电话，此来专为释放张学良事，将先与陈诚主席会谈，再至新竹访张，惟日期须待体力恢复后决定。”(《申报》1949年2月10日)单从这个消息上看，似乎可以认为李宗仁在12日以前，也就是尚未明确被告知蒋的意图之前都一直在争取释放张学良。11日上午，陈诚会见了莫德惠，下午莫就去医院检查身体，“医嘱禁止谈话，故谢绝宾客，据闻短期内尚难至新竹访张学良。”《华商报》2月15日报道，“莫德惠不久将再去看张学良，据接近莫氏者谈，释放张学良，恐目前还谈不到。”17日，《申报》称莫德惠“新竹之行须待莫氏痊愈后，始克成行。”之后，关于莫德惠探望张学良的事就没有了下文，不了了之。
同日，国民党方面不得不亮出了最后的底牌：“张学良之释放，仅可能在蒋总统亲自颁发手令的情形下实现。据称：李宗仁正计划派遣特别代表一人赴奉化，与蒋总统会商此项问题。”(《申报》1949年2月17日)而到底有没有派“特别代表”，会商结果怎样，都无从知晓。
17日以后，喧闹一时的释张问题在报纸上已找不到什么实质性的新闻。《申报》在18日还颇有意味地报道了中共的广播指国民党方面的释放张学良为“滑稽剧”。“过去一个月中之各项发展，显示李代总统于上月二十二日所宣布之和平措施毫无价值，因李氏之命令现并未为人遵行。”“释放张学良及杨虎城之命令为‘滑稽剧’，盖命令未曾遵行，李氏私人代表赴台后，亦未能加以执行。”
以上史实说明：第一，1949年1月24日李宗仁发布命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及取消全国戒严令、释放政治犯、启封一切被封之报章杂志等命令，并非完全是一种政治姿态，而是顺应了当时的民意与潮流，有其可取之处，这也是他日后回归大陆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第二，实际上，陈诚对张学良有恻隐之心，对释放张学良也持赞同态度，但为蒋所阻；第三，当日的国民党政权，是地道的独裁体制，实权仍操纵在下野的蒋介石手里，所谓下野，只是一种处于劣势时惯用的政治手段。由于蒋的顽固坚持，代总统李宗仁显示和谈诚意的一些举措根本无法实施，也与当时的舆情、民意背道而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