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对日本入侵的警惕性竟超出世人想象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然而就此一战，号称“亚洲第一”的中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于是，世人便把甲午海战的失败归咎于慈禧太后对日本侵略之心的警惕性不足和忽视了海军发展的问题上。其实，这种认识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当时的有关史料无不表明，慈禧太后对日本入侵的警惕性和对海军发展的关注度，可以说是超出世人想象的。
慈禧当政时期，大清王朝面临的不仅是日本入侵中国的狼子野心，而且面临诸多的内忧外患。慈禧通过一系列措施，实现了朝野上下，君臣军民的和衷共济。在洋务运动中，朝廷励精图治，虚怀纳谏，整顿纲纪。尤为甚者，她果断改变大清的规矩，大规模启用汉臣，从而创造了初见中兴的大好局面。没有慈禧，就没有洋务运动。而洋务运动为中国现代化的起始，当成定论。
对洋务运动的支持还表现在慈禧对汉臣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倚重上。当时身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他们二人去世相隔近三十年，但慈禧在他们去世后均表达了万分的痛惜之情。当李鸿章因与周边列强周旋而累极身亡时，尚在回銮途中的慈禧太后不仅“为之流涕”，而且“震悼失次”。对于多年前去世的曾国藩，在她与曾国藩的孙子曾纪泽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她的心理。她说：“也是国家运气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臣，总是瞻徇的多。”当曾纪泽说“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忠贞之臣”时，慈禧说，“他们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此语既表达了她的惋惜又表达了她的用人之道。这无疑是一种具有战略性的长远眼光。
在对待日本入侵中国存在严重危险性的问题上，慈禧更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她曾多次就此问题对李鸿章耳提面命，并亲撰懿旨教训李鸿章说：“ 练水师必须购船炮，购船炮必须拨巨款，试问五年后果有成效否？日本蕞尔，包藏祸心，已吞琉球，复窥朝鲜，此不可不密防也。尔其慎之毋忽！”
慈禧这道懿旨的所指问题并非空穴来风，当时清朝海军发生了两起事件，一时引起朝野的轰动。
1881年4月30日，福州船政局建造的“威远”号军舰在小阳山洋面上发生触礁事故，损伤了两处龙骨。“威远”是1877年下水的铁胁木壳军舰。排水量一千二百六十八吨，航速十一节。事故发生之时，“威远”正奉调从福建驶往北洋途中。福建船政局是洋务运动中兴建的大型造船企业，“威远”是其建造的第二十艘舰船。然而当时，无论近代企业，还是近代军队，都缺乏严格管理，官兵军事素质和纪律饱受各方诟病。事故发生后，右庶子陈宝琛上奏弹劾。
这个事故发生一年之后，1882年5月11日，船政大臣黎兆棠奏报调查结果：上年“威远”在小阳山洋面“向东北偏北一字而行，突闻触撞之声，船身一震，即刻遍船搜看，并无渗漏松缝。细查海图，亦无暗礁沙线，未知水底何物，当时行驶如常。抵沪由机器制造局勘验，计伤损龙骨两处，估需拆修护板，木工及木料等共银一千五百余两。”
当时，黎兆棠在上奏“威远”触礁事故的调查结果的同时，还上奏了“泰安”轮船三十四名水手寄禀到船政衙门、揭发管驾周凤震虚捏人数的事件。现经派员查明，这艘轮船按月支领口粮银两并无丝毫克扣，船员对联名呈控毫不知情。还称育才根本，全在学堂。从前练童得力，训练帆船延洋教习试之洪波巨浪之中。现帆船朽废，练童只能分派兵船实习，惟有赶紧筹款，仍购帆船驶洋教练，方可长其胆艺，以储干济之才。
黎兆棠的奏折，是个典型的官样报告，基本上否认问题，抹平矛盾。比如“威远”，既无碰坏，亦无漏水，为何要花一千五百两银子去维修呢？对于纪律涣散，黎兆棠也不认账，但实际上，这个恶习，后来从福建蔓延到北洋水师，其本质，就是不认真训练，高级军官带头腐败，军事技能差，部队没有战斗力。到甲午战败，总结失利原因，这几条再次被屡屡提及。
对于这种典型的官样报告，慈禧还是在这个奏折上用硃笔批示，表明自己的态度：“据奏“威远”、“泰安”二船，一系无心误碰，一系被人诬告，均著毋庸置议。惟船政局积弊甚多，务当尽力厘剔。帆船一项，著赶紧购买，以资练习。船政局之设，于今二十年矣，一切事宜总当熟悉。乃造船仍延洋匠，管驾则仍用洋人，欲望其制敌，难矣。至于船中诸弊，若非该大臣不破除情面，咎由攸归，凛之！”
其批示的意思是说，“威远”、“泰安”问题，你们说船长没有责任，朝廷可以不处理;陈宝琛批评训练废弛，你们乘机跟朝廷要经费买练习舰，朝廷也会同意。但需要提醒你们的是，船政局已经办了二十年，各项事宜总该掌握了。如果一切仍靠洋人，还能克敌制胜吗？管理中的积弊，你们赶快纠正，如果不能破除情面，再出什么事儿，朝廷就要追究责任了！
按照清朝处理公文的流程，皇帝、皇太后看了大臣所上奏折，或通过军机处拟旨，或亲笔批示。亲笔硃批的，一般也仅是“知道了”，写大段文字的相对较少。而这次慈禧太后对小阳山附近海事事故的批语，多达一百四十字，可见当时慈禧对于海军发展的重视程度！而慈禧太后这一段批示无疑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献。平常民间很少看到慈禧太后的手迹，偶尔颁发的一些赏赐性题字，多数也由别人代笔。从照片看到，慈禧的字写得歪歪扭扭，甚至文意还不通顺，但不难看出她对船政局的事件，既高度关切，又过于宽容，以至于责任人未受追究，都轻松过关。这反映了当时慈禧太后对于清朝海军的过分溺爱和呵护之情。
其实，慈禧当时对于海军的关注还不如说是对日本侵略的警惕。在清朝创建近代海军的各种奏折中，还有两道慈禧太后亲笔懿旨。一道是在同年10月3日下达的：李鸿章议复张佩纶折。翰林院侍讲张佩纶认为，日本并吞琉球，又在朝鲜发动壬午事变，请南北洋大臣简练水师，广造战船;山东、台湾疆吏宜治精兵，蓄斗船，与南北洋成犄角;分军巡海，绝关绝市，召使回国;责问琉球之案，驳正朝鲜之约，使日本增防耗帑，再大举乘之，一战定之。李鸿章表示，日本步趋西洋，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未敢谓确有把握。应先练水师，再图东征。对此，慈禧亲撰懿旨曰：“练水师必须购船炮，购船炮必须拨巨款，试问五年后果有成效否？日本蕞尔，包藏祸心，已吞琉球，复窥朝鲜，此不可不密防也。尔其慎之毋忽！”
慈禧太后的另一道懿旨下达于1885年的夏天，船政大臣裴荫森奏请仿造法国军舰式样，建造新式钢甲舰，李鸿章认为裴氏所荐军舰，“船式轻重尺寸均不合海面交锋之用”，请朝廷“勿任轻掷帑金”，而慈禧却支持福建船政探索仿制新式军舰，硃笔写下懿旨：“筹办海防二十余年，迄无成效。即福建建造各船，亦不合用。所谓自强者安在？此次请造钢甲兵船三号，著准其拨款兴办。惟工繁费巨，该大臣等务当实力督催，毋得草率偷减，乃得有名无实。”
从这些懿旨上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慈禧太后对于海军发展的关注度，超出了世人的想象。仅仅追究她后来挪用海军经费去建颐和园，给海军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显然不够全面。中国近代化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整个社会结构都面临着巨大变革，培养民族精神，提升组织效能，克服内生性腐败，都是必须完成的基本环节，如果做不到，光凭装备，也无法取得胜利。从这点上检讨，后人更应当追究慈禧太后对1881年“威远”触礁事件和“泰安”腐败案的宽容姑息。
当然，慈禧此时高度关注海军发展之情来源于她对日本时刻准备侵略中国的高度警惕。但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大清王朝经过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在一系列的对外军事抗战中，已经不像鸦片战争时那样，洋人几艘炮舰就应付不了，所以不免有些飘飘然起来，于是便放松了军备意识和对列强入侵的警惕。而在北洋水师1888年正式建军后。慈禧作为大清国母以天下的皇太后从“垂帘听政”，到后来的“训政”，再到 “归政” ，红颜早褪，雄心已消，执意要修个“花园养老”。最后，北洋水师兵败甲午，全军覆没，致使自己中兴大清的心血毁于一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