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海军扬威世界瞬间 大清水兵怒砸日本长崎

炮指长崎1886 大清水兵怒砸日本长崎

8月15日，在日本历史上似乎总是屈辱的日子。1945年的这天，日本帝国终于向全世界低头，宣告无条件投降。而一个甲子前(1886年)的这一天，日本人同样将它作为国耻日记入了历史。

这一令日本人没齿不忘的耻辱，来自于正在长崎访问的北洋舰队。数百名中国水兵与日本警察相互械斗，双方都有严重的伤亡。这一事件，如同中日近代史上其他事件一样，在两国历史界出现了不同的结论乃至史料，甚至连事件的名称也出现了“各自表述”：中国称为“长崎兵捕互斗案”(简称“崎案”)，日本则称为“长崎暴动”、“长崎清国水兵暴行”。

根据日本人的记载，两天前(8月13日)，日本方面邀请北洋官兵登岸“血拼”，以期拉动长崎的GDP。一些水兵却“血拼”到了当地一家妓院“丸山家”，酗酒之后与当地人发生冲突。闻讯赶来的日本警察并没有携带武器，中国水兵和警察发生冲突，2人被捕，其余的逃离了现场。随后，逃走的中国水兵召集了10~15名同伴，冲入警察局。当时，根据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的命令，水兵登岸一律不得携带武器，但其中有一名水兵在岸上购买了一把日本刀，在双方打斗过程中，这名水兵将一名日本警察刺成重伤，他本人也受了轻伤并被捕，之后移交给大清国领事馆。

8月15日这天，北洋舰队放假一天，450名水兵上岸自由观光。上岸后的水兵们到处滋事，与警察发生冲突，有的将日本警察的帽子打落，有的辱骂日本警察，日本警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要抓捕肇事者，结果双方发生大规模的械斗。日本警察全副武装上阵，长崎市民“同仇敌忾”，群起攻击中国水兵，最后，中国方面“致死五名，重伤六，轻伤三十八，无下落五”。也有说中方“死八名， 伤四十五”，日方“死二人， 伤二十七人” 。

根据中国方面的记载，这一事件虽然起因于妓院纠纷，但8月15日这天则完全是日本人“有组织、有预谋”的报复。前一天，日本人就在周边的乡镇遍传消息，召集拳师，暗藏利刃，并事先通知长崎闹市各商铺提前关门。待中国水兵上岸后，即陷入了长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仅受到警察、地痞的正面攻击，而且街道两边店铺内的人，或向北洋水兵扔石块，或从二楼泼开水，手无寸铁的北洋水兵伤亡惨重，事后验尸或验伤，其伤亡者几乎都是背后受伤。

事件发生后，北洋水师群情激愤。据未经核实的有关记载，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四舰迅速进入临战状态，褪去炮衣，将炮口对准了长崎市区。中国国内也是一片愤怒，北洋水师的外籍教官琅威理甚至建议立即对日宣战，武力解决。

日本史料记载，当李鸿章紧急召见日本驻天津领事波多野时明确表示，如果日本方面不能妥善处理该事件，将电令在日本的北洋舰队“自由开战”，这等于是发出了战争的威胁。

次年，这一事件甚至被东京的明进堂出版社编入了英语会话教材《英和独习会话篇》中，用英文问答的方式，将事件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中国方面，“控诉”北洋军队的暴行，以便向西方进行宣传。至今，我所接触的日本史书，多数依然定性为中国水兵的“暴行”。

这一事件中可以肯定的是：

一、事件导火线的确是北洋水兵嫖妓肇事，李鸿章也承认“争杀肇自妓楼，约束之疏，万无可辞”，但他也说：“弁兵登岸为狭邪游生事，亦系恒情。即为统将约束不严，尚非不可当之重咎，自不必过为急饰也。”

二、北洋舰队访问日本，固然有利用长崎船坞对大型军舰进行修理的客观因素(中国当时的船坞均无法容纳定远等巨舰)，但的确有“宣威”日本的意图在内。当时中日之间已经因朝鲜和琉球问题而关系紧张，相互之间已经将对方看做第一假想敌。在琉球问题的刺激下，大清大力发展海军，北洋舰队迅速跻身世界八强，访问日本。后世一些研究者受制于某种类似自虐的史观，非要强调此次出访的“和平意图”，非要把海军本身就该具备的威慑作用弄得似乎见不得人一般，毫无意义也毫无必要。

在宣威日本的动机下，发生了这样的事件，强大的北洋舰队又待在人家大门口，即使没有直接将炮口对准长崎市区，日本人也会将这看做是一种严重的“威胁”。

这一事件在英国斡旋下，双方互相妥协，同意各自缉拿凶犯，相互赔偿伤亡者，但日本人认为自己是在中国的坚船利炮下无奈妥协，耿耿于怀。中国威胁论立即成为日本主流民意，外交交涉完毕后一个月，明治天皇就颁发赦令：“立国之务在海防， 一日不可缓。”并特别拨出私房钱(内帑)30万日元，给海军专用。日本上下掀起了建设海军的高潮，大清国最为强大的定远、镇远两舰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第一敌人，击沉定远、镇远两舰模型，成为日本孩子最热衷的游戏。

长崎事件，无论其间是非曲折，都是大清海军第一次“以威压人”。在这个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中，从所谓的“以德服人”进化到“以威压人”，大清国终于摆脱了一点宋襄公心态，展现了可贵的狼性。

争权东海1894 海军强势搜查英国船

1894年9月20日下午3点，福建白犬山左近洋面。一艘没有旗号的神秘商船正向北快速航行，在它的船舷上书写着船名Pathan(巴山号)。忽然，从它的后方高速出现了一艘大清军舰，这就是南洋舰队的主力舰、当年曾经重创法军尼埃利舰队的南琛号。

南琛舰以旗语命令巴山号停船，巴山号置之不理，南琛舰于是放空炮2响，巴山号立即挂出英国国旗，但依然不停。南琛舰再度鸣炮示警，该船始停。

这几日，南琛舰奉命在这一带海域搜寻一条为日本走私军火的英国商船。巴山号不仅不悬挂国旗航行，而且在相关的船运公报中根本就没有登记航讯，十分可疑。

南琛舰舰长袁九皋命令三副带队，登上巴山号取回货单、船牌(执照)。经核查，货单内就有运往日本的手枪、枪弹等。南琛舰果断扣押巴山号，押送到基隆港，请淡水海关税务司马士(Hosea Ballou Morse)派人进行检查。

巴山号是满载之船，发往日本的货都在舱底，如果要查，必须把上面发往上海的所有货物清卸干净。马士建议，可以派人押送巴山号到上海卸货后，再将运往日本的货物逐件检查。

但巴山号船长居然将舱门封闭，拒绝检查，中国官员随即强行开舱，英国领事则提出抗议，并发出了“最后通牒”。清廷无奈，终于同意到上海再进行搜查。

10月5日，巴山号在海关押送下离开台湾前往上海。上海方面，江南苏松太道刘麟祥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并行文英国总领事韩能，要求其派员一同查验。

10月7日晚，巴山号抵达上海，因吃水过深，暂泊吴淞口，以驳船装卸。海关为“一昭慎重”，命令过驳时将其所有舱柜加贴封条，送达码头后统一开验。货物驳至招商局虹口码头，海关约请苏松太道于10月10日上午7点开始共同查验。

10月9日，韩能照会刘麟祥，表示将协助巴山号的船东就中国“无故扣押”一事进行索赔，遭到刘麟祥严词驳斥。

巴山号上舱运送到上海的货清卸完毕，发往日本的货物已经露了出来，但此时，江海关税务司、英国人贺璧理(Alfred Edward Hippisley)却另生枝节，声称因该船离开纽约时中日尚未宣战，如有军火，货单上应该不会隐瞒，所以只要查验货单就可以。

刘麟祥对此决不同意，双方发生激烈争执，英国公使也在北京向总理衙门施加巨大压力。在中国衙门之间扯皮之际，10月26日，巴山号在没有进行必要搜查的情况下，被大清海关中的英国籍洋干部们放行，离开上海开往日本。

巴山号走后，英国驻上海领事馆随即要求中国对“违例扣留”之事进行赔偿。刘麟祥据理力争，英国外交官胡搅蛮缠，甚至说那些在台湾就已被查获的手枪“专作玩具”。

英国政府将此事提交给了伦敦的皇家法院，法院认为，虽然巴山号携带了违禁品，但因为“该船系被带往一不合理地偏离该船航线的港口，而且既没有起诉也没有打算到任何捕获法庭起诉便被扣留，没有经过任何审判程序”，所以，“英国政府可有整顿理由支持船主一方提出一合理的赔偿要求”。英国随后正式向中国提出了5000英镑的索赔要求。

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激愤地质问英国人：“若谓

仅弹枪三箱，所值无多，何以指为军火？试问枪与弹不算军火，何物谓之军火？既可少载，岂不可以多载？当日南琛在洋面即见巴山军火，确凿有据，焉能不带至基隆听候查验？该船既无违禁之件，何以先不进口？何以一经查至下舱，即封闭不服查验？所称延误，乃其自取……此案考之公法，中国既有应查之权，即无违例之处，更无认偿之理也。”

刘麟祥则更一针见血指出：“历来中外交涉，领事本以偏袒为能事，以期见好于商人。故遇事必多方辩难，迨知理屈，又以护前不肯自休。”他认为对此事应“设法因应，从容理论”。

当时中日甲午战争正在关键时刻，中国需要英国的支持。总理衙门经过多方权衡，只能违心地接受了英国方面的勒索，赔款了事。

巴山号事件中，南洋舰队在面对英国商船时毫不手软。而从台湾、上海到北京，中国各级官员们都表现出了寸土必争的信念，最后虽然出于大局不得不妥协，但这也给更大范围内的外交折冲提供了回旋余地和讨价还价的砝码，南琛舰也因此在外交史上留下了强悍的一页。

阻寇三门湾1900 重建水师大战意大利海军

1899年10月，重建后的北洋舰队接到中央命令：做好南下浙江沿海的准备，要对即将入侵的意大利舰队予以痛击。北洋上下士气高昂，大型主力驱逐舰海天号舰长刘冠雄表示：“义(意)人远涉重洋，主客异势，劳逸殊形，况我有海天、海容、海筹、海琛等舰，尚堪一战。”北洋舰队司令(统领)叶祖珪命令各舰做好相应的战斗准备。

在天津小站的袁世凯也同时接到命令，率领他的新建陆军秘密向山东沿海集结，准备抗击意大利人可能的入侵;山东巡抚毓贤下令全境严防任何意大利人以任何名义进入。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陆海军第一次动员起来，准备打一场国土保卫战。

面对大清帝国的强硬，意大利人相当郁闷：当他们好不容易从地图上选中浙江沿海的三门湾，并且发现那里还无列强问津时，他们本以为只要稍加恫吓，中国人就会乖乖就范。

当时正被内政和外交弄得焦头烂额的意大利，实在太需要一点点好消息，来振奋一下低迷的民心士气。其国内矛盾重重，民众与政府严重对抗，政府甚至向示威群众开枪;而对外方面，装备精良的意大利军队却在阿杜瓦战役(Battle of Adowa)中败给埃塞俄比亚，“不敢想象，一个文明的欧洲国家的军队会在一名非洲酋长和士兵的手中遭到如此巨大的灾难。”意大利随即被迫退出埃塞俄比亚。

在非洲大丢颜面的意大利，决心在东方找回自己的尊严和利益。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们派遣到远东想打开中国大门的驱逐舰，名字居然是“马可·波罗”号。这位身怀利刃、心怀歹意的“马可·波罗”，在中国沿海转来转去，选中了浙江的三门湾，这不仅是个天然的良港，而且最接近中国的生丝产地，而此时，丝绸工业是意大利的支柱产业，必须依赖中国的生丝供应。

1899年2月，意大利向中国政府发出了照会，要求参照旅顺、大连湾先例，租借三门湾为军港，同时要求修筑一条从三门湾通往鄱阳湖的铁路，并浙江南部列为其势力范围。

但意大利人没有想到，中国方面因为事先得到了法国透露的情报，对此照会干脆就不拆看，原封退回。这下子意大利人感觉受了奇耻大辱。

在国内好战派的鼓动下，意大利政府同意向中国政府提交最后通牒，但在罗马向其驻北京公使马蒂诺发出这一电报之后，因英国愿意帮助意中调解，罗马又立即发出了第二封电报，要求驻北京公使不必提交最后通牒。但不知何故，两封电报到达的顺序被颠倒了，马蒂诺以为那封后到的递交最后通牒的是最新指示，立即强硬地向中国政府提出：如果在4天之内不接受意大利的要求，意大利将与中国断交，其舰队将攻取三门湾。

意大利的最后通牒成为西方各大报的头条新闻，而罗马外交部并不知情，还在竭力辟谣，弄清情况后，意大利政府尴尬万分，只好下令马蒂诺立即撤回最后通牒，并且回国述职。

新任公使萨瓦戈勉强上任，来收拾马蒂诺留下的烂摊子，他带了4艘军舰同行，到达上海后便不再北上，意在施加压力。此时，意大利内阁在国内政治危机中倒台，新上任的外交部长一改前任的强硬立场，希望只要能让意大利体面下台阶，哪怕只租借到一个小小的加煤站，就可以息事宁人。但萨瓦戈却认为事到如今，只有与中国强硬到底。萨瓦戈带着舰队在上海干等了一个多月，中国方面对他冷处理。在罗马的严令下，他只好到北京任职，却痛苦地了解到中国政府已做了全面开战的准备，慈禧太后在宫廷会议上表示，一把黄土都不给意大利人。

列强们纷纷与这一事件进行“切割”，意大利陷入孤家寡人境地，其海军当局也表示，面对中国的军力，意大利没有能力开战。无奈之下，外交部最后严令萨瓦戈放弃任何进一步的行动。

更令意大利人颜面丧尽的是，在谈判中，萨瓦戈向中国方面强调意大利不仅是文明的摇篮，而且是现实欧洲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是“欧洲公会”(Concept of Europe)的重要成员，但他们的翻译却将“公会”翻译成了“剧场”，中国代表们自然是听得一头雾水，《泰晤士报》驻京记者、澳大利亚人莫里循却将这一丑闻刊登到了报纸上，并嘲讽意大利人在整个三门湾事件中的表现果然是一场“闹剧”。

这场“闹剧”最后以中国的完胜而告终，包括北洋海军在内的军事动员与反威慑，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此次胜利，彻底断绝了欧洲众多小国想跟在列强身后从中国龙身上咬一块肥肉的念头，阻止了中国外交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巡航西沙1909 海军将士捍卫神圣海疆

1909年5月，广东水师驾驶着两条破旧的军舰，登上了西沙群岛，勒石刻碑，宣示主权。这两艘军舰，一名琛航，另一名伏波，均是福建船政所自行建造的木壳军舰，不仅船龄老，马力小，而且在1884年的马尾海战中，均被法国舰队击沉，后来打捞修复，属于“废物”利用。

但这两艘军舰，是当时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唯一能立即调遣的力量，虽然部下都建议他为了稳妥起见，还是电告海军部另派大型巡洋舰，但他坚持认为时不我待，必须立即成行，在西沙各岛宣示主权。

李准的急切是有原因的。此时，与日本人进行的东沙岛谈判已经结束，日本同意归还东沙岛，而谈判争执的焦点就在于日本人认为东沙岛为“无主荒地”(有关收回东沙岛的情况，请参阅本报5月4日D7版《龙旗插上东沙岛》)。

李准亲自检查了琛航、伏波两舰，进行了严格的维护和加固，并在准备大米、罐头、淡水等的同时，另行准备了种羊、种猪和种鸡，以及各色稻粱麦豆种子，以备在西沙各岛上放养种植。

这支考察队伍是庞大的，包括两艘官兵和李准的卫队排在内，加上当地官员、商人、测绘员、化验员、工程师、医生、工人等，共有170多人。

从李准留下来的回忆录看，此次西沙宣示主权，似乎更多是一种开疆拓土的感觉，整个过程充满了兴奋和激动。

舰队在榆林港停留了几天，5月29日(农历四月十一)下午四点，起锚航向西沙，但因为两艘老式军舰马力太小，被洋流带偏了航道，本应当天晚上到达的第一个岛屿，直到次日中午才靠岸。

李准将此岛用坐舰之名命名为伏波岛，并指挥军人和工人，在珊瑚石上刻下了“大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巡阅至此”的字样。他们还在岛上伐木建屋，在屋侧树了一根5丈高的白色桅杆，在桅杆上高悬黄龙旗，“此地从此即为中国之领土矣”(李准回忆录)。

他们夜宿伏波岛上，还打了一场“海龟围歼战”。月光下，无数大海龟上岸产蛋，被灯笼一照，群龟均缩头停步，水手们就上去用木棍使劲把海龟翻个底朝天，抓了20多只，每一只足有四五百斤重，仅裙边就厚达2寸，宰杀后每只能得龟肉二三十斤。李准吩咐带8只活海龟回去，结果不得不用起重机才能吊上军舰。8只海龟占据了官舱前面的空地，水兵和工人们只好坐在龟身上吃饭、打牌。

次日，李准下令将所带的种羊等留在岛上几对，随后便离开了伏波岛，相继登陆其他各岛，逐一命名，勒石树碑，升起国旗。

此次巡航，李准共考察命名了14个岛屿，除伏波、琛航两岛以军舰名命名，珊瑚、甘泉两岛以地理特征命名之外，其余10个岛屿使用随行官员们的籍贯地命名，计有邻水(四川)、休宁(安徽)、新会(广东)、宁波(浙江)、霍邱(安徽)、归安(浙江)、乌程(浙江)、华阳(四川)、番禺(广东)、阳湖(江苏)、丰润(直隶)。这些官职普遍并不显赫、而且多为候补的官员们，因缘际会地在西沙群岛中为自己的家乡留下了大名，也是一次意想不到的巨大收获。

李准返航后，两广总督张人骏立即将随行测绘员所画的海图，飞章呈交陆军部和军机处，而李准所收集的各种珍奇，开始巡回展览，进行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1933年4月，当中国军队正在长城各口奋勇抗击日军时，法国人趁机侵占了南沙九岛。全国军民在高喊抗日的同时，也开始关注南海主权。这时已60多岁、隐居在天津的李准，向天津《大公报》报详细回忆了他当年率领舰队巡航西沙、宣示主权的故事，被全球各地中文报纸争相转载，极大地鼓舞了正处身于“最危险的时候”的全国军民。

宣威加勒比1911 海军远赴美洲护卫华侨

1910年，墨西哥爆发革命，一片动荡，华侨再度成为动乱的牺牲品，共有300多人遇害，财产损失高达百万元，居各国居墨侨民之首。

大清国驻墨西哥代办沈艾孙，向墨西哥政府提起交涉，要求惩办凶手、抚恤死难者家属、设法保护华侨并给予经济赔偿。沈艾孙提出的索赔令墨西哥政府大吃一惊：3000万墨西哥银元。

沈艾孙的强硬立场，是因为有了坚强的后盾：当时大清国的主力驱逐舰海圻号，正在海军巡洋舰队统领(相当于少将)程璧光率领下，在英国出席国王加冕庆典，按计划将访问美国。墨西哥动乱发生后，北京已经电令海圻号，在访美结束后，出访墨西哥和古巴，宣示军威，保护侨胞。而美国也建议大清，应当利用这一机会，对墨西哥政府进行武力威慑。制造于英国的海圻号，是一艘重巡洋舰，火力配备相当强大，在当时世界海军中也算一流战舰，这对国力衰弱的墨西哥，当然是有震慑作用的。

1911年9月11日左右，海圻号抵达纽约。这是中国军舰首次出访美国本土，受到了美国海军和民众的热烈欢迎。海圻号立即成了美国媒体的宠儿，从正式的官方仪式到官兵的娱乐活动，从黄龙军旗的详细解说到舰上伙食为什么没有大米，从军官们的流利英语到那与美国海军十分相似的制服，美国各大报均以友好的基调进行了不厌其详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海军部长代表美国政府主持了欢迎仪式，会见了程璧光和海圻号舰长汤廷光，随后还为海圻舰官兵举行了盛大的招待酒会。而正在波士顿休假的美国总统塔夫脱，也接见了程璧光与汤廷光。

美国已故总统格兰特是李鸿章的好朋友，李鸿章1896年访问美国时，曾亲自前往其墓悼念，随后，拜谒格兰特墓就成了大清国官员访问美国的统一行程之一。格兰特总统的儿子小格兰特正是驻扎纽约的美国陆军最高司令官，他接见了程璧光等，并派夫人陪同海圻号官兵向格兰特墓敬献花圈。拜谒墓园这天，海圻号官兵伴随着嘹亮的军乐，全副武装列队行进在纽约大街上，这是中国军人第一次在美国国土上的武装行进，而且脑后均没有大清臣民惯常的辫子(程璧光在海圻号出发后就命令全舰官兵剪去辫子)，观者如堵。

每天中午到下午5点，是海圻号开放参观的时间，舰上除了军官生活区，全面开放。纽约市民争相登上这艘威武的中国战舰，报刊报道人潮如涌，但中国官兵们十分有礼貌，尽力为每人都提供一杯中国茶及最好的讲解。

旅美华人华侨更是兴奋异常，各侨团举行了各种联欢会、招待会，海圻号的到来显然令华人华侨大长威风。

海圻号随后访问了古巴，在哈瓦那停留了10天，受到了古巴总统的接见，古巴总统表示古巴将绝不会歧视华人。古巴的华人华侨也如同美国华人华侨一样，举行了各种联欢活动。

此时，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墨西哥政府基本接受了惩凶、抚恤和赔偿，双方开始谈判赔偿数额，国内电令海圻号，不必再访问墨西哥了。

海圻号在美洲大陆掀起了一轮新的中国热，而在其回国航程中，辛亥革命爆发，程璧光决心响应共和，将黄龙旗降下，升起了民国的五色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