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真正“中国原子弹之父” 邓稼先还是钱三强
“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自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由法国传入中国，自始至今，有关此说的争论不绝于耳。
“中国原子弹之父”是个“舶来品”
“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个说法是在1965年由法国传入中国的。1965年7月，钱三强收到法国营养学校原秘书、督学巴杭德邮寄的法国《科学与生活》1965年6月号上的一页剪报文章《在中国科学的后面是什么》。文中写道：“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是由中国科学院领导的。北京原子能研究所的领导人是曾在巴黎大学Sorbonne部学习过的物理学家钱三强博士。他才真正是中国原子弹之父。”
这是目前所见“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最早版本。根据《钱三强年谱长编》记载，是年，法国《科学与生活》又刊出一篇报道中国核科学研究的文章，认为中国“最重要的核专家，是钱三强博士”。在当时，即便是私人信件，只要是从外国寄来的，都要由组织上收拆。巴杭德的这封来信，由原子能所首先拆看，后报“科委八局”，再转二机部七局，最后批转给钱三强的秘书。这么一圈批阅下来，我们可以确定，“中国原子弹之父”说从1965年开始就已被圈内人知晓并在国内传播。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6月18日，法国法新社科学编辑赛尔日•贝尔发表文章写道：“人们认为钱三强是中国的核弹之父。”同一天，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说：“没有哪个国家进展得有这样快。法国爆炸第一个原子弹比中国早四年，但是仍然没有试验氢弹……关于参加这项计划的人物，外人知道很少，但是这个计划很可能是钱三强领导的。”这些消息和电讯，第二天就被转载到新华社编发的《参考资料》上。由此，“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可和传播。
钱三强本人对“中国原子弹之父”一直持极力反对的态度。钱三强对此的态度是：“中国原子弹研制成功决不是哪几个人的功劳，更不是我钱三强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外国人往往看重个人的价值，喜欢用‘之父’、‘之冠’这类称谓。”
笔者曾有幸多次访谈钱三强的秘书、原中国工程院首任秘书长葛能全先生，葛先生谈到，钱三强曾在不同场合对中外记者、身边工作人员等说过类似的话。事实上，“中国原子弹之父”不但没有给钱三强带来荣誉，反而给他带来了很多烦恼和伤害。最大的烦恼就是被人认为自己是在“争功”，要知道，在那个只讲奉献的年代，突出个人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尽管这并不是钱三强主观的意愿。伤害则来自于“文化大革命”，在那个极左年代，“中国原子弹之父”是钱三强这个“反动学术权威”的罪状之一，为此他没少吃苦头。
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非常强调集体主义、强调个人奉献的社会，“之父”说本身就与当时的主导价值观相左，很容易遭到批判和否定。另外，中国的核弹事业也确实是在毛泽东“大力协同办好这件事”的指示下，各条战线协作攻关的结果，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有很多，把“中国原子弹之父”的帽子戴在钱三强头上，不少组织领导者和科学家有看法的。这也是改革开放后有关“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讨论和不同观点形成的原因所在。
有关“中国原子弹之父”的五种说法
“文革”结束后，为了号召人民全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有意识地加强了对各条战线优秀人物和典型事迹的宣传。作为宣传重点的科技领域，有关“两弹一星”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此时开始为人所知，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也逐渐被更多的人接受和认可。
不过，当时思想日益活跃，人们对“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至少五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这种观点影响最大，流传最广，在社会上的认可度也最高。“文革”之后，“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广为传播，主要有三条路径。
一条路径是通过报告文学这一特殊载体而传播。在1970年代末的报告文学热中，钱三强成为重点宣传对象。1978年9月26日，《文汇报》发表《热风吹雨洒江天——访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一文，公开提到“中国原子弹之父”。1979年，北京出版社和中国科学院党委合作出版《科学的春天》，这是中国科学院部分著名科学家的报告文学集，书中收录了作家张炯采写的《向光明的中国前进——记钱三强》。1987年10月27日，《科学报》发表文章《播春者之歌——记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奉献》。1990年1月，王春江著写的《裂变之光——记钱三强》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随后，《文汇报》、《北京晚报》进行连载，影响甚大。
从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钱三强算得上是中国报告文学界的“宠儿”，“曝光”率非常高。“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也伴随着这种高密度的正面宣传，变得广为人知。
第二条路径是官方媒介的认可和宣传，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官方媒体旗帜鲜明地提出和论证了“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1999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钱三强：“中国原子弹之父”》一文，这是中国最权威的官方媒体首次正面回应有关“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问题。《人民日报》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认可。1999年9月，由中宣部宣传教育局编写的《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的建设者》一书出版，该书为国庆五十周年而作，记录了建国以来各条战线上的模范人物数十位，其中就有《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一文，而对邓稼先的定位则是“两弹元勋”。此后，《人民日报(海外版)》于2007年和2009年两次沿用了“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
第三条路径则是大众化的、民间的研究和传播。包括学术界、科普界在内的社会各界出版的书籍、报刊之中，涉及“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内容非常多，这也是当前的主流观点。
第二种观点认为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之父”。此说亦影响甚大。作为杰出的核物理学家，邓稼先为中国“两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张爱萍生前就称其为“两弹”元勋。1986年，在邓稼先生命的最后岁月，他的事迹经过官方媒体的披露和宣传开始为人所知;6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签署命令，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7月，国务院授予邓稼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和奖章;月底，也就是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病逝。
由于国内媒体大量的宣传报道，特别是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邓稼先的充分肯定，有关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于1980年代末开始传播，至今不时见于书籍与报章之中。
美籍华裔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此说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杨振宁与邓稼先之间有“50年的友谊，亲如兄弟”。1993年8月21日，在邓稼先去世七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杨振宁撰写的《邓稼先》一文，将邓稼先与被誉为“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相提并论，虽然文中没有出现“原子弹之父”的字句，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杨振宁是将自己的好友看作“中国原子弹之父”。因为杨振宁的名气，也因为《人民日报》的特殊地位，该文影响很大，多为后来者征引。耐人寻味的是，就在杨振宁将邓稼先与奥本海默相提并论大为称赞之时，他又在段落结束的时候写到了钱三强，他说：“当初选聘他们的人，钱三强和葛若夫斯(Groves)，可谓真正有知人之明，而且对中国社会，美国社会各有深入的认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常为征引者所忽视，或许这句话更值得我们仔细品味。
第三种观点认为聂荣臻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这种观点最早见于1989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一书，该书作者是英国人克莱尔•霍林沃思，不过书中并未对此观点进行深入说明和阐述。1999年王君编著的《我们的共和国丛书•九天揽月•建设卷》，从聂荣臻统揽全局，领导整个国防科技事业的角度，认为聂荣臻“不愧为我国的‘原子弹之父’”。
此说虽有新意，但却与人们心目中的“中国原子弹之父”差异很大，因而影响有限。其实，作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杰出领导人，对聂荣臻的评价应当是超越“之父”说的。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是一个群体。此说于1980年代中期产生，影响也比较大。1987年，军旅作家董滨的报告文学《中国原子弹之父》一书出版，该书用7个故事概述了中国原子弹制造过程中，从战士到将军，从技术员到科学家，不同行业人们的贡献，该书认为：“他们是那样浩大的一个阵容，即使是七十个故事也难尽述！但是，如果把他们的英名镌刻在共和国核工业发展的史册上，那只需要七个字便可概括——中国原子弹之父。”该书内容较为单薄，还存在不少勘误之处，客观地讲质量并不高，但由于成书于1980年代中期，首印50000册，主题鲜明，引人注目，还是有一定的影响。这一说法也被张开善先生发扬光大。
2006年，张开善在《中共党史资料》上发表《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记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功勋科学家》一文，细数王淦昌、邓稼先、钱三强、郭永怀、朱光亚、陈能宽、周光召、程开甲、彭桓武等科学家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中的贡献，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不是某一位科学家，而是一个卓越科学家群体”。此文一经发表，其观点旋即被多家刊物和媒体转载，引起较大反响。
张先生的这一观点比较容易被人接受。但是，“之父”说本来就是强调集体之外的个人特殊贡献，此说无异于消解了“原子弹之父”的意义。另外，张先生认为钱三强“从事核工业发展的高层组织管理工作，无暇参加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技术攻关当中”，“未能主持、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从而与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荣誉失之交臂”。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明显有违历史事实，值得商榷。
第五种观点认为不存在“中国原子弹之父”。2011年，陶纯、陈怀国著《国家命运——中国“两弹一星”的秘密历程》一书出版，由此书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也于2012年下半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影响甚大。该书著者认为，“当代科学的发展早已不是爱迪生时代，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是一项十分宏大的系统工程，中国没有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中国的核事业是集体的事业，它取得的每一次成功都凝聚着万千人的奋斗和创造，辉煌和光荣不属于哪一个人，却属于每一个人，属于每一个在这条战线上埋头苦干的无名英雄。”其实，这一观点与第四种观点一样，都强调中国的原子弹工程是集体力量的结晶。
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不是个简单问题
“之父”说起源于西方，是对人类历史上在某一领域做出过特殊贡献的历史人物的誉称。有别于东方社会强调集体的力量与贡献，“之父”说带有一定的西方个人主义色彩，是对个人突出贡献的放大，或许这可以看作是“之父”说的某种局限性，但“之父”说的价值也是明显的。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杰出人物往往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往往能够促成历史发展方向的改变。强调杰出人物的特殊作用，并不是要宣扬英雄主义和英雄史观。
关于“中国原子弹之父”的五种观点，笔者以为，如果将“中国原子弹之父”视为一个群体，等于消解了“中国原子弹之父”的存在。如果因为中国原子弹研制的特殊性而突出强调科学家集体的作用，我们可以完全抛弃“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一舶来品。然而，“中国没有原子弹之父”的观点也有很大局限。尽管中国的原子弹工程是集体力量的胜利，但具体到每个人，发挥的作用和做出的贡献的大小却是不一样的。作为今时之人，我们还是有责任厘清历史的真相，辨识这个集体中的每个人在这一宏大科学工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是个人，那么，即便是参照“之父”说的基本内涵和要求，“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一命题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探讨空间。因此，重要的不是我们要给出“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一个非此即彼的简单答案，而是要在深入探讨“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过程中，更加深入地体会、认识每一个科学家在这一大科学工程中的独特贡献。（来自澎湃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