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人口为何不增反降?4000多万人哪里去了?
第一次读《三国演义》,是本破破烂烂当的书,是我用三天的午餐口粮(大约六两大米外加三块红薯)贿赂同学借来的。
饿着肚子读的,因而印象特别深刻。
少时在我的认知里,人,只有好坏之分。要么好人,要么坏人。曹操集团的,都是坏人,而刘备集团的,绝大多数都是好人。至于孙权那帮子孙子,可以无视。“张关赵马黄”,成了我生命中的偶像。
此后,在初中、高中阶段,依然借同学的《三国演义》来读,不断重温那些耳熟能详的情节,认识也渐渐深化了一些,比如成语典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孜孜不倦、一马当先、大器晚成、饱学之士、兵贵神速、偃武修文、晏然自若、探囊取物、义不容辞、偃旗息鼓、天翻地覆、不识时务、不可多得、对症下药、赴汤蹈火、画饼充饥、矫枉过正、势不两立、丧家之犬、不毛之地、张牙舞爪、不得已而为之、兵临城下、绥怀开导、不成体统、成群结队等等,都出自这一时期。
英雄辈出、文韬武略,多么辉煌的时代。可以说,三国英雄,一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直到后来看了《三国志》,又看《后汉书》《晋书》《蜀阳国志》等,却越看越迷茫,越看越糊涂。蓦然回首,才发现历史像一条装饰着吊坠的花格子裙子,无以复加的功能化,已经超出了一块土布所承载的负荷。在我们津津乐道的背后,三国,除了英雄气概,除了文韬武略,还充满了杀戮、血腥和痛苦的呻吟。
客官,你想想啊:
自公元184年黄巾之乱起,到公元280年东吴孙皓降晋,也仅仅96年,这段历史时期,相对于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来讲,只能算惊鸿一瞥。但这段历史就是如此地家喻户晓,达官贵人、贩夫走卒、平民土匪,都津津乐道,几乎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件历史事件。三国故事,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融进了中国人的血脉。古代,如此;现代,亦如此,甚至还对世界文化产生着巨大的张力。
太不正常了!
汉桓帝永寿三年(157),中国有1067万多户,5648万多人。经黄巾起义、军阀混战,《后汉书.桓帝纪》载“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
那么,军阀混战后全国人口究竟减少了多少?曹操有一首诗,叫《蒿里行》,最后几句是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的:
淮南弟称号,刻玺於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如果按照曹操的说法,人口锐减,只有1%的人还活着,那么仅剩下56万多人。显然这种算法是不合情理的,1%仅仅是曹操的猜度。但从他的估计中,我们一斑窥豹,人口锐减的程度已经触目惊心了。
公元265年,三国人口总计才767万。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三国复归一统,中国人口只有1600万多人了。与公元157年相比,在123年间,不增反降,少了4048万人。
难怪很多人惊呼,华夏一族,几近灭绝。
4000多万人啊!人到哪里去了?
《三国志》中董卓传的记载:公元192年,董卓部将李隺、郭汜攻破长安,“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隺等放兵劫略……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晋书》记载 ,“人相食啖,白骨盈积,残骸余肉,臭秽道路。”
两部史书的记载都近乎惊悚,残缺不全的死尸,一堆堆凌乱的白骨,到处充满腐尸的臭味,远处不时传来乌鸦的叫声,令人毛骨悚然,这种人间地狱的惨景,也只有在欧美的恐怖片中才能看。
原来如此,但不仅仅如此。
在三国鼎足之势还没有形成之前,屠城,是三国枭雄们惯用的手段。
董卓派遣军队到百姓正在赶集的阳城,大肆抢掠,男子被统统砍头,驾着死者的车子和牛,将抢来妇女、财物装在车上,把砍下的头颅挂在车辕上,“马前悬人头,车后载妇女”,喊着万岁的口号,驱车回洛阳,说是讨贼获得的战利品。董卓下令把这些头颅烧掉,抢来的妇女被分配给士兵为婢妾。
曹操部进攻徐州被陶谦的军队阻挡,前进不得,便南向攻掠州县,坑杀百姓数万,竟至“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
曹操还在泗水坑杀男女数万口,尸体把河道都堵塞了。
曹操在攻打并州、青州时,凡遇顽强抵抗,都一律屠城。
曹军为救刘备而攻击吕布,首先攻下了彭城,将彭城的守兵和平民全部杀戮一空。
……
现在我们回头再读读那些成语,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孜孜不倦、一马当先、大器晚成、饱学之士、兵贵神速、偃武修文,在这些激励我们的成语典故背后,是残酷的战争,是杀戮的血腥,是扭曲的人性。
侥幸活下来的人又怎么样呢?
我们先来比较一下,“显宗即位,天下安宁,民无横徭,岁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满仓,立粟市于城东,粟斛直钱二十。”永平五年,即汉明帝时期,公元62年。那么到董卓部将李隺、郭汜屠长安后,“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粟,在古代泛称谷类,如果按照 “十升为斗,十斗为斛”( 《汉书·律历志上》)为依据,1斛大约为125斤,公元62年大约1个铜钱可购6.25斤谷;而现在,一斤则要4000个铜钱。
饥饿的人吃光了所有能吃的东西后,开始吃死尸,大人吃小孩,男人吃女人,年壮的吃老弱病残,最后几乎没人了。
两年间数十万户人竟所剩无几,一片荒凉。
皇帝刘协逃出长安后,只有在荆棘编的茅草房栖身,连宫女饿死途中,更不说平民百姓了。更有甚者,连烧水做饭的柴草都没有,随驾许多官员去打柴,饿昏了,倒在路边,再也没有爬起来。
顺便啰嗦一句,这个汉献帝刘协与家喻户晓的诸葛亮,可是同年生,同年死,11岁的皇帝没有吃的,这一年的诸葛亮应该还不至于饿肚子。
而《晋书》则记载了这是大屠杀后两三年的惨景:“自此长安城中尽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
繁华富庶的关中之地,竟然可以作为陶渊明梦中的隐居之地。
战争过后,不仅没有吃的,更可怕得得得还有瘟疫。
更多的人是饿死、病死了;饿急了,就人吃人。饥荒和战争,使发生瘟疫机会增加,而且常常大面积地传播。三国时期,每隔二十年左右,总有一次大瘟疫席卷全国。
其实,瘟疫从西汉中期就开始了。
据说是产生在北方草原地区的“草原鼠疫病”,被不断地带到了中原地区。
当时的中医还不能认识这种疾病,对它基本上是束手无策,属于绝症,只有眼睁睁看着一个村、甚至一个城市的人死去。就是在生生死死的痛苦的轮回中,中医得到了发展,到东汉末年,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写出了流芳百世的《伤寒杂病论》。尽管对瘟疫有了突破性的认识,但是瘟疫的破坏力依然存在。
曹操赤壁之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士兵中很多人得了疫病。
公元217年(建安22年),北方瘟疫大流行,死人无数;那些生活条件还算好的中上层人物,年纪轻轻就因病去世的也不少。结果是“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
《三国志.魏书.张绣传》说,当时中国繁华的心脏地区,十成居民,剩下不到一成了。“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诸将封未有满千户者,而绣特多。”百姓几乎死伤殆尽,军队无从征粮,只得去其他军阀地盘上去抢。公元196年(建安元年),张绣的叔叔张济因军中缺粮,士兵饥饿,被迫自关中引兵入荆州界,与刘表交战,攻穰城,中流矢而死。
这让我想起红四方*面军的一个口号:“打到成都吃大米。”可惜几万人被阻百丈关,伤亡惨重。
江南也没有幸免,东吴的地盘包括从长江中下游到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三国志.吴书.朱治传》描述当时的情况是“中国萧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殣相望”,饿死的人随处可见,可想东吴也好不到哪里去。
比较历代人口统计,三国人口下降幅度之大,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触目惊心的。都说蒙古军队屠城,在全世界臭名昭著,宋蒙之战,中国人口大约下降了40%左右,这是近一千年来中国最大规模的灾难。但是和三国相比,在杀戮的比例上依然是“小巫见大巫”。
和平是相对的,三足鼎立,人口成为战略物资来看待。
百姓,像牲口一样,被当作战利品,每一次攻城略地,都伴随着大量人口强制性迁徙。
曹操攻下汉中,将汉中人口悉数迁徙到北方。
刘备攻下汉中后,多次策动魏国境内的边民逃亡到蜀国,划分土地安置;诸葛亮第一次北伐,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将南安、天水等地的百姓强行迁徙到汉中,也算是重大胜利。其实也就千余家,一家顶格按照六口人算,也就那么一点人。
孙权向魏国发动的攻击,主要任务就是在苏北、淮南地区抢掠人口;东吴还把目光投向原住民,强行同化山越民族,诸葛亮的侄儿诸葛恪在吴国就干过这些伤天害理的事。
除了抢对方的人口外,在生孩子方面,魏蜀吴也唯恐落后于对方,都不约而同地出台了有关奖励生育和强制婚配的政策,男子在12岁之前必须成婚,否则就要法办。
12岁的娃娃,在那个营养严重匮乏的时代,性能早熟吗?有性*趣吗?有生育能力吗?
我百思不得其解。
即便每一家都不遗余力地结婚生子,但旧伤未愈又添新伤的状况下,收效甚微。曹魏灭亡蜀汉的时候,曾经把两地的人口做过统计,曹魏当时的人口,大约有400万,蜀汉人口为95万。东吴灭亡时,人口为200万。
在这组数字中,令人费解的是蜀汉。236年就90万人口了,到263年灭亡时,27年才增加了约5万。
难道是蜀人性功能有问题?
一个被后世津津乐道的时代,实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在看三国、品三国的笑声中,是否应该还有一个声音在警示我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