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亡国：1644年李闯王破京造就的两种命运
他们的主子，昔日的匪首李自成，如今更是荣膺“大顺永昌皇帝”之威名，身穿缥衣，骑乌驳马，在一百多名骑兵的簇拥下大摇大摆地进入德胜门，把道路两旁大大小小的“新皇帝万万岁”的标语甩在门后。
闯军、顺民、忠臣、降官、1644年鼎革大戏，正在帝国都城北京开演。钢刀下的求生，白绫前的忠烈，生生死死，皆在一瞬。这一切，都只因为他们，生逢亡国。
顺民这个词，在1644年，被北京的百姓赋予了两重含义——“顺从的臣民”和“大顺的臣民”。4月25日那天清晨，这两个字被成千上万双手写在黄纸上，贴在门首，举在手中，顶在头顶，和它们惊惧和恭敬的主人一起，接受昂然进城的胜利者马蹄扬起的浮尘的洗礼。就在一天前，这些胜利者尚且被人人切齿地称为“贼寇”，但几个时辰后，他们就以高傲之态接受阖城百姓的跪拜大礼，而他们的主子，昔日的匪首李自成，如今更是荣膺“大顺永昌皇帝”之威名，身穿缥衣，骑乌驳马，在一百多名骑兵的簇拥下大摇大摆地进入德胜门，把道路两旁大大小小的“新皇帝万万岁”的标语甩在门后。这位起于陇亩之间的农民皇帝已经不屑和那些跪伏地上预备仰瞻新君天颜的升斗小民聒噪，他的目光正落在正前方承天门朱红色的大门前，那扇大门曾倔强地拒绝像他这样的流寇匪首，但如今却是大门洞开，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就在那扇门的后面。那些曾在宫中服侍大明君主的太监们，也正在门内伏地稽首，焦急地等待着他们新主子的到来。
令人遗憾的是，这场入城式全然没有几百年后常见的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欢庆景象，充当背景音的是一片可疑的沉寂——“百姓俱开，有行走者，避于道旁，亦不相诘，寂然无声，惟闻甲马之声”。根据一位热心目击者陈济生的记述，沉寂中更夹杂着些许滑稽小调儿，为了避免这些以劫富济贫为口号的造反者在京城践行他们的口号，“大小官僚俱以重价购极破青衣衫裤并破帽，混稠人中，低头下气，唯恐人觉。”而那些用鲜衣数袭都换不来一件破衣服的富贵子弟，干脆当街表演起裸奔秀。但这一切显然没有起太大作用，因为不久就证明，这群造反者在劫掠财物上无论贫富一视同仁，只是顺序有先有后而已——“初但掠金银，后至者掠首饰，最后及衣服矣”。
噤若寒蝉的死寂与惊骇惶遽的癫狂同台上演，对记录下这一场景的陈济生来说，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和其他人一样，生逢亡国劫运，只得想方设法苟全于乱世。1644年4月25日清晨的那一刻起，钢刀便悬在了每一个北京百姓的脖子上，是死是生，不过一瞬间耳。
就在陈济生满怀疑惧地在末日之城中寻求生计时，另一名叫徐应芬的师爷却在郑重地考虑生与死的重要问题——但不是他自己的，而是他的雇主，给事中涂必泓的。4月25日北京城的失陷，将一个非常麻烦且棘手的问题顷刻之间推到了北京所有官员的面前，那就是是否自杀殉节？
徐应芬最初给出的建议是“以义，食禄者死固当”。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答案。按照当时通行的理论，只要身为官员，哪怕叨食君禄只有一天，那么国破之际，你唯一的选择就是立刻自我引决，以证明自己的忠贞不贰。所谓“君辱臣死”，不仅仅是一种高尚节操，更是一种被强加的道德义务。对从小就被教导要赢得身前身后名的臣子来说，这种死法还颇具诱惑力——只消在事先准备好一份绝对慷慨激昂、气贯云天的绝命词，再把颈子往白绫里轻轻一套，忠烈的荣耀、朝廷的旌表和万代的景仰就会滚滚而来。
在徐应芬提出这个建议之前，已经有很多臣僚选择了杀身成仁作为归宿。仅徐应芬和涂必泓得到消息的就有六人，而根据后人统计，在城破这一天，共有13位官员自杀殉国。
身居内阁宰辅之位的范景文是这些殉节者中职位最高的一位。听到城破的消息，这位大臣决计用最快的“死法”来达成杀身成仁的目的，在写下了“翠华迷草路，淮水涨烟澌”这句绝命诗后，范自缢于其妻陆氏的灵前，但很快被家人救下。于是，他只得在“拜阙号哭”后，用“谁言信国非男子，延息移时何所为”这样更决绝地表明舍生信念的诗句作为自缢不死的回答，然后潜赴龙泉巷，投身古井之中。
与范景文投缳自缢被家人救下不同，当范景文的好友，户部尚书倪元璐在大庭广众之下投缳自缢时，一位追随倪多年的老仆哭着劝阻了家人解救倪的行为：“此主翁成仁之日，嘱咐再三，勿可违命！”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在自缢被仆人救活后大骂仆人“汝辈安知大义！”接着饮砒霜喷血而死。
只有殉节者的“死法”足够壮烈且特立独行，才能在日后的史籍中引人注目地占据足够长的篇幅。 “拜阙号哭”，绝命词和投缳自尽的“死法”，都早已成了殉节仪式的一个标准化样板，无法让后来史家凑够两页三行。若要史家笔下江河奔涌，最好的“死法”应该是能够带有一些隐喻色彩，可以让后人在记录自己的殉节过程时，追想起历史上殊途同归的古圣先贤，从而使自己的名姓事迹和那些垂名万代的先贤一起光耀千秋。
南宋末年抗元殉节的文天祥(在时人文章中一般以他的封号“信国公”敬称其为“文信国”或以其字号称为“文文山”)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忠烈前贤。其求死信念之坚定和死法之壮烈，不仅赢得了忠义之士的扼腕涕泣，甚至获得了被视为胡虏的元朝统治者的景仰钦敬。所以你不必对1644年4月25日殉节官员的绝命词中，文天祥的身影频频亮相感到吃惊。御史李邦华特意到吉安会馆奉祀文天祥的牌位前自缢殉节，其绝命词的前两句完全套用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侍讲刘理顺则把文天祥的事迹和名句嵌在自己的绝命词中：“成仁取义，孔孟所传，文信践之，吾何不然？既占科名，岂肯苟全”。在绝命词的最后，刘预言自己将和文天祥一起被供奉在三忠祠里——他的愿望在一个世纪后达成了。
较之前面这些文天祥的追随者，御史吴麟徵的殉节之路则充满了神秘的命定色彩。按照后来史家的记述，早在儿时，吴就在游戏中扮演文天祥的角色，那个迫害文天祥的元朝恶臣孛罗，则由他的从弟扮演。这样，吴就可以文天祥的身份高坐詈骂他这位不幸演了奸贼的从弟了。1622年，吴一直引以自况的文天祥，在他登第之时竟现身梦中，在这个诡奇的梦里，吴看见一个人“伛而书碑”，而碑上刻的竟然是文天祥目睹南宋末代王朝覆灭时所作的《零丁洋》诗中的“山河破碎”“身世浮沉”的诗句。22年后，当梦中“山河破碎”的诗句成为现实时，吴凛然自缢。在给那位幼时扮演孛罗遭他诟骂的从弟的遗书中，吴麟徵写道：
幼拟文山，今姑蹈之。
面对如此多令人动容的赴义殉节之举，涂必泓对徐应芬的“死固当”的提议，看来应当在这些同僚忠烈行为的感召下，付诸实践，以便日后在三忠祠拥挤不堪的供桌上再添一个牌位。但涂的回答很快证明他不过是说说而已。他先是推说死不足惜，但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如何安置是个问题，接着又说他的同僚都没有捐躯的意思。听了这些，徐应芬很知趣地引用至圣先师孔子的话回答说：
然则从众耳。
话音未落，宅门就突然被叩响。终于从殉死的道德义务中解脱出来的涂必泓，迅速翻过短墙逃命去了，把他的师爷徐应芬和两个仆人丢在屋里。面对破门而入的李自成士兵——比起那些文天祥异代弟子的“舍生赴死”，还是“舍死赴生”更合他的或者说是大多数人的胃口。
油画：李闯王进北京
作者：李夏恩
活法：生不如死
后世清名固然可贵，但与之相比，现时生活毕竟是更值得珍爱的东西。晚明士人一向以气节相尚，动辄拜倒在文天祥的门下，但真到城陷国破的关键时刻，这批文天祥的异代弟子便纷纷争先恐后改投赵孟頫，甚至张邦昌门下了。
涂必泓和他那两位“无捐躯意”的同僚绝非舍死赴生的异数，而是在忠烈大义面前临阵脱逃的庞大军队中的微乎其微的个数。相比殉节死难的区区13个人来说，决意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官员则高达数千人。在这样紧迫的情势下，为自己的偷生行为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成了当务之急，涂必泓以妻儿为借口甩掉殉节义务的理由诚然难站得住脚，但那些平日满口忠孝节义，振臂一呼便朝野万声齐和的政坛领袖、士人楷模，其遁词更是让人齿冷到不由挤出几分同情的地步。
曾上书弹劾宰辅周延儒、陈演等权臣而爆得大名，更因文章诗词被誉为“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鼎孳，不肯殉节的借口居然是“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他那位成功为《忠烈纪》空出一个名字，又为《贰臣传》填上浓墨一笔的小妾，就是南京秦淮名妓顾媚顾横波。有此佳人在侧，自然难以割舍捐生。顺便提一句，和他并称“江左三大家”的另外两位文坛领袖吴伟业和钱谦益也同样没有死成。吴的免死理由差强人意，按照他自己到处宣传的说法，他本来都把上吊的绳套攥在手里了，但架不住其母抱持泣曰：“儿死，其如老人何？”比涂必泓拿妻儿说事稍稍高明一些，至少可以自称是“移忠作孝”。钱谦益虽有一位深明大义的姬妾柳如是拉着他一起投河尽忠，但钱的托辞竟然是水冷，死活不肯下去。就像几个月后他用头痒为托辞剃发结辫一样。
这些以道德文章名震朝野的17世纪公共知识分子前后不一的行为，也许很容易得到解释——气节这东西，在承平时代是可以作为一张护身符，在引来众人仰望和赞许的同时，还可以用道德权威去压服对手；但到了亡国乱世，它就成了一条催命符，逼着人把脖子伸向那条风中飘扬的白绫。当一个人身陷自己搭建的忠贞陷阱当中时，觅活比寻死更难，要么他就死心塌地把将忠义之士的角色演到底，要么就身败名裂地苟延残喘，连同他前半生苦心经营的清名也一同化作后世的笑话。
但有些人显然已经勘破这个谜题，例如像王孙蕙这样的官员，他早已通晓何时应当大张气节，何时又当将其弃若敝履。4月22日，就在范景文决计绝食的前一天，王孙蕙在崇祯皇帝召见时，还跪在地上痛哭陈词君辱臣死之义。但就在三天后，京城失守，人心惶惧之时，王却异常镇定自若，告诉家人“毋恐！吾自有定心丸在此”。你几乎可以想象他一边泰然自若地拈须微笑，一边吩咐家人把早已准备好的大书“大顺永昌皇帝万万岁”的黄布取来，用竹竿悬挂在大门前。但这不过是他投诚的第一步。第二天，4月26日，王孙蕙听说李自成的新政府要对明朝官员进行籍录，感到机不可失，便拉着他的同乡赵玉森说：“方今开国之初，吾辈须争先着！”当王和赵以及其他几个同乡被引进大顺政府的大门时，王孙蕙突然从袋中掏出一张黄纸举过头顶，上面写着“臣王孙蕙进表”——表文自然也是事先准备好的。大顺政府负责筛选官员的宋企郊微笑着接过表文，赞赏道“好文字！”三天后，王孙蕙如愿以偿地获得了新建立的大顺政权的官职。
“燕北既归，已拱河山而膺箓。江南一下，尚罗子女以承恩”。王孙蕙的表文和另一位官员周钟的劝进表被大顺政府的宰相牛金星称为“双璧”。周钟在京城沦陷的前一年，也是明朝最后一届科举考试中考取进士，授予庶吉士之职，他同时也是名震江南的公知社团“复社”的领袖人物。他文采飞扬的劝进表自然也在京城里被传诵一时：
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渐德。独夫授首，四海归心。
在记下了周钟劝进表中这句脍炙人口的话后，徐应芬不由得在后面评论道“人皆鄙之”。而他那位听到李自成士兵敲门声便越短墙逃跑的雇主涂必泓，此时也在新政府中谋得了一份直指使的差事，恰好和为了小妾忍辱偷生的龚鼎孳成了同僚。
王孙蕙等人可谓洞察先机的“幸运儿”，但更多的前朝官员却远没那么幸运。与殉节的范景文同为内阁宰辅的魏藻德，在城破次日就拜谒李自成，希求获得一官半职。但却遭到李自成的大声呵斥，李将其囚禁起来。即使如此，这位官迷仍不死心，隔着窗户喊话：
如果用我，随便什么官都可以，为何拘押我？
看遍李自成军队满城劫掠的陈济生，在城破后不久就再一次见识了李自成黑色幽默的恐怖手段。4月26日，大顺政府发布告示，要求所有明朝在职官员于次日进宫拜见新主子，届时他们可以自行决定是接受大顺政权的官职，还是返回家乡。但27日黎明到来时，在午门外等候的1200名前朝官员迎来的是一场梦魇。饿得东倒西歪的官员一直等到黄昏才得以瞻仰新主子的龙颜。大顺政府的宰相牛金星则干脆坐到地上，一边大笑一边拿着记载官员名录的《缙绅便览》胡乱点名，任何一个点到没回应的官员即以军法定罪。
在选出了九十多名降官送往宋企郊处听候差遣后，落选的全部押往李自成的爱将刘宗敏处等候处分。押送官员的士兵像驱赶猪羊一样驱赶这些官员，“行稍迟，刀背乱下”。押到后，刘宗敏正在“挟妓欢呼”，根本无暇过问。这些本以为可以在新朝谋得一官的前朝大佬们反而觉得“生之可厌”。
但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第二天，拷掠开始，每一位被囚禁的官员都要按官职大小缴纳从上万到数百两不等的赎罪银，缴纳不上便会被上“夹棍”。跑官未成的魏藻德被连夹五天，脑裂而死。死前，他缴出了高达1.3万两黄金赎身，但就在几天前，当崇祯皇帝下旨让大臣捐助饷银抵御李自成时，魏只拿出了五百两，还不断哭穷。另一位叫方岳贡的高官本是少数以廉洁著称的官员，但在李自成看来，无官不贪的大明朝廷根本不存在清官。从夹棍下死里逃生的赵士锦后来这样描述夹棍：“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来夹人，无不骨碎。”赵在回忆录中以一种异常冷静的语气写道，每天早晨，刘宗敏都会将夹死的官员尸体用竹筐抬出来，“每筐三两人，以绳束之，至是五六日矣”。
5月13日，赵士锦终于和几个狱友被释放出来，但死神之翼仍无时不刻笼罩在前朝官员的头上：士卒的辱骂、囚牢的饥饿、夹棍的痛楚，对死亡的恐惧随着对活命的渴求愈发强烈。5月18日那天，最后的判决来临，就在那天的黎明，李自成突然下令将所有在押官员一律处决。他们为了忍辱偷生而抛弃了所有名节、地位、财富，但这最后一丝希望也被断绝，在遭受了长久的折磨和对死亡的恐惧后，留下的只有一声叹息。
当一根白绫送到备受捶楚的方岳贡手中时，他绝望了，吐出了他的最后一句话：
何不早死社稷！
生死疲劳
当钢刀和白绫瞄准前明旧臣的脖子时，陈济生正躲在一间破屋子里念诵大悲咒。他并非为了超度那些被杀的官员，而是为自己的未来的活路祈祷。几天来，北京一直处于一种可疑的气氛当中，宫内不断传来李自成登基大典即将举行的消息，但每当日期临近，却又突然宣布改期。谣言像蛇一样在街巷中蜿蜒，将真真假假的消息灌进每一个北京百姓的耳朵里，民间传言李自成之所以不断推迟登基时间，是因为象征帝王权力的宝玺一直铸造不成，这证明上天根本不承认这位篡位者自封的身份；另一些传言则指向更为明确：李自成下令铸造的“永昌通宝”的钱币，在开炉后，却发现钱上的文字全都变成了“泰昌通宝”。“泰昌”是明朝倒数第三位皇帝光宗朱常洛的年号，因为这位皇帝沉湎酒色早逝，所以这个年号只用了不到一个月就猝然终止。人们愈发相信李自成的政府是兔子的尾巴。
5月20日清晨，早起的京城百姓发现，一张告示不知何时被贴在了城墙上。告示宣称大明吴三桂起兵在即，拥戴新天子恢复京城。所有想和叛贼撇清关系的百姓都必须为死去的崇祯皇帝服丧，不然吴军一到，便会视作逆贼从党，立行问斩——自己的身家性命居然被绑在一件孝袍上，市面上白布的价格顿时与惊惶无措的气氛一起迅速飙升。李自成军队也跌入了恐慌当中，甚至连抢劫和杀人都不能让他们再度振奋起来。一位目击者饶有兴致地纪录下一名客商的奇遇。这名客商不小心碰了士兵的刀背，遂被拉到一座宅子里。在那儿，他看到数十名士兵正在群坐大嚼，抱着女人玩乐，但当他到来时，嬉笑戛然而止。以为自己死定了的客商却发现举到他面前的不是刀剑，而是笔砚。这些不识字的士兵纷纷恳求他代写家书：
作贼不过多得财，得亦无由寄，从征辛苦，何以家为？悔为李闯所误。左良玉老于战中，恐旦夕江南兵来，又闻吴三桂兵入关，且急，我等哪能敌？李闯相驱至此，尚不知死所。
在场的每一个士兵都泣不成声。而信笺上的年月，除了李自成的“永昌”年号外，还有要署崇祯年月的——就连这些士兵都不知道这个年号还能维持多长时间。
就在这一天，陈济生决定出城逃生了。在经过城门时，他原以为守卫森严的门禁将会阻住他的去路，但是当他穿过戈矛组成的丛林时，他发现，森严的守卫不过是徒有其表，就像城里那个不知何时会终结的大顺政权一样。
14天后，为了证明自己至少统治过天下，李自成仓猝举行了登基大典。那名叫徐应芬的师爷，则在几天前就为这个政权卜好了一卦，他得到的是坤卦，按照《易经》上的解释，这是“龙战于野，其血元黄”——这个政权的前景只有失败二字。
6月4日，李自成撤离北京，他占领了北京只有42天，却只坐了一天皇帝。在他身后，大顺军焚掠的大火几乎烧遍北京的每一个角落。
北京第一次出现无政府状态，而北京百姓很快证明他们在痛打落水狗方面有着和充当顺民一样的天赋。这些在大顺军的钢刀下甘愿将自己的身家性命一起双手奉上的顺民，现在却全身满溢忠义之气。一位老人抓住了一个躲在城里的大顺士兵，以祭奠崇祯皇帝的名义将他破腹剜心。对大顺溃兵的每一次折磨，都会激起围观民众的热烈欢呼。
徐应芬没有加入到这欢呼的人群中，在大顺军离开的那天，他和他的雇主涂必泓以及其它几位“从贼”的官员一起逃跑了。就在这一天，他第一次见到了龚鼎孳和他那位传奇中的小妾顾湄——这位美得让人放弃名节的女人，现在正不断抓起污泥往脸上抹，以装出可怜的样子。
人们焦急地等待着吴三桂带着新天子莅临北京，恢复大明社稷，但没人想到他们煞费苦心准备的忠顺，却最终献给了另外一群人。6月5日，跪在地上等待新君驾临的百姓，看到的一个身穿异族甲胄的人，站在车上对大家说：
我是摄政王，太子随后就到，你们愿意我做你们的主子吗？
回答当然只有一个字：
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