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徐树铮曾被孙中山比作班超 徐树铮评价

徐树铮收复外蒙，赢得了孙中山的激赏。孙中山在给徐的复电中称：“吾国久无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携贰，几于日蹙国百里。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复用，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者也。”作为革命者的孙中山，向来与军阀段祺瑞和徐树铮之流汉贼不两立，因此孙中山这通电文，遭到了部下质疑。对此孙解释说：“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

运筹帷幄的军阀、处心积虑的政客、诗酒豪情的文人、折冲樽俎的外交官，这些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竟神奇地叠加在一人身上，而所彰显的，其实是这个人所处的时代特质——民国就是这样一个五味杂陈的时代。

笔者犹记得，几年前某刊曾编发过一组老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上兀立着一座低矮的坟茔，坟周石马残破，秋树盘空，北中国的原野一片肃杀。墓中沉睡的这个人，如今已鲜为人知。但在将近一个世纪前的民国时期，却是一位手眼通天的风云人物，誉之者称其为“卫国护边的民族英雄”，谤之者斥其为“搅得天下大乱的阴谋家”。他既有公忠体国的A面，也有结党营私的B面;他有时是阴险狡诈的政客，有时是风流儒雅的文人——人说盖棺定论，但对他“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人生来说，却是盖棺难定——他，就是民国年间的北洋军阀、政客徐树铮。

【段祺瑞手中的“小扇子”】

揆诸清末民初军政要人，袁世凯乃是数一数二的强势人物，是故世人大多认为，如果袁世凯不是鬼迷心窍要黄袍加身，则中国走向民主富强大有希望。然而袁世凯倒行逆施，终至天下汹汹，声名扫地。袁去世后，天下再无像他一样的强势人物，群龙无首的北洋系各有打算，南方的孙中山力倡革命，关外的张作霖虎视眈眈，一时间兔起鹘落，翻手云雨，中国陷入了春秋无义战的割据时代。诸多军阀中，北洋三杰之一段祺瑞既是皖系首领，也是袁世凯及其继任者黎元洪时代的大权在握者，徐树铮被称为段祺瑞的“小扇子”，甚至被认为是段祺瑞的灵魂，段的一举一措，莫不出自徐树铮的谋划。段对他的信任和他对段的忠诚，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民国年间中国政治的巨大影响，实在不可估量。

徐树铮与段祺瑞的结识相当偶然。徐树铮字又铮，号铁珊，江苏萧县(现属安徽)人。二十来岁时，徐前往山东投靠编练新军的袁世凯，不巧遇上袁家办丧事，袁安排了一个姓朱的部属代为接见。朱乃名士作派，见不得徐的坦率自信，见面并不愉快，徐便暂住旅店。是时已近年关，仅着夹衣的徐树铮在厅堂里帮人写对联，恰逢在袁世凯手下任职的段祺瑞到旅店访友。段见徐气宇轩昂，就和他攀谈起来。在获悉徐的情况后，段问他愿否到其手下就事，徐傲然答道：“值得就则可就。”段因是奇之，遂聘请徐担纲所部文牍工作，两人由是订交，生死与共二十余载。按丁文江先生的说法，“段一生刚愎，有人说段是刚愎‘他’用，这‘他’，就是徐树铮”。

袁世凯称帝，举国哗然。护国军兴，袁很快众叛亲离，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并请段祺瑞出面组织内阁，以助转圜。但袁、段的合作貌合神离，其原因便是段祺瑞不可能离得开徐树铮，他要任命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而袁偏偏对徐颇有微辞。为此，段祺瑞请张国淦出面向袁说项。袁虽不情愿，但也不想撕破脸皮，末了便让徐出任陆军次长。段祺瑞知道后大为恼怒，最后两边折衷的结果——徐树铮出任帮办秘书，即副秘书长。段为了徐树铮，敢和老上司叫板，可见徐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黎元洪任总统后，段祺瑞再任国务总理。

段组阁的第一件事，仍是拟任命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如同袁世凯一样，黎元洪也坚决反对。他对张国淦说，请你告诉总理，一万件事我都依从他，就这一件我办不到。张不敢把这话转告段，只得向徐世昌讨教。徐怕黎、段一上台就闹僵，遂劝说黎元洪，黎无奈，只得照办。不过，他有一个条件，就是决不单独见徐树铮，凡是徐有事见他时，必须由总统府秘书长同行。

黎这个条件，乃因他对徐树铮的傲慢犯上深恶痛绝。曾有一次，徐树铮拿了三位官员的任命状到总统府请黎元洪盖印，黎顺口问了下这些官员的出身，徐树铮十分不耐烦：“请快点盖印吧，我的事情还忙得很呢。”贵为民国大总统，竟被国务院秘书长当面顶撞，黎元洪气得脸色发青，却只敢对手下人发一通牢骚：“我本来不要做这总统的，而他们竟公然目无总统。”民国要人中，黎元洪因脾气好而人称“黎菩萨”，但面对段和徐的强势，泥菩萨后来也忍无可忍，并因利益互搏而演变成史上有名的“府院之争”，而其直接后果便是张勋复辟。

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张勋儿戏般的复辟，实乃徐树铮所策划。徐树铮此前到徐州会晤张勋，向张表示，芝老(段祺瑞)只求达到驱黎目的，一切手段在所不计。言下之意即使张勋复辟，段祺瑞并无反对意见。于是，天真的张勋带了五千辫子兵浩浩荡荡杀进北京。但等到张勋把溥仪这具政治僵尸从紫禁城里扶出来粉墨登场，同样是在徐树铮的策划下，段祺瑞于马厂誓师，高调通电讨伐张勋。仅仅两个星期，张勋和溥仪的复辟闹剧便嘎然而止，黎元洪黯然下台，段祺瑞则坐收“三造共和”的美名，并成功地东山再起。

徐树铮和张勋本系旧交，但为了主公和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充分利用了头脑简单的张勋。张勋去世后，徐树铮曾送挽联一副，表达了某种程度的同情和伤感：

仗匹夫节，挽九庙灵，其志堪哀，其愚不可及也有六尺孤，无一抔土，斯人已死，斯事谁复为之

【孙中山眼里的班定远】

黎元洪下台后，段祺瑞将冯国璋推上总统宝座，他本人又一次组阁。这一回，对德意宣战水到渠成，且还以参战为名，成立了一个凌驾于各部门之上的特殊机构——督办参战事务处，负责训练参战军，由段祺瑞亲任督办。一年后，随着一战结束，参战督办改为边防督办，参战军改为国防军，后又改为边防军。此后，段又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和西北边防总司令，职责为“规划西北边务并振兴各地方事务”。

徐树铮受命后，在河南和安徽等地招募新兵，并对已划归参战处的四个奉军补充旅加以整编，组成西北边防军，下辖四个混成旅。按段祺瑞和徐树铮的本意，成立以参战为名的参战军，主要是为了扩充势力，以便实现蓄谋已久的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但因缘际会，徐树铮和他统领的这支西北边防军，却结结实实地为维护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徐本人也因而被孙中山大为称道。

众所周知，如今被称为外蒙古的地方，历史上曾是中国的一部分。辛亥革命之际，中土大乱，在沙俄策动下，外蒙古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于库伦独立，建立大蒙古国并自立为帝，年号共戴。随后，俄蒙军队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的蒙古办事大臣衙门，解除清军武装并将办事大臣及随从押送出境。外蒙的独立，清政府和继后的民国政府均不承认。两年后，在沙俄威逼下，袁世凯不得不和沙俄签订了《中俄声明》，声明规定中国承认外蒙古自治，外蒙古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中国不得在外蒙派驻官员、军队以及移民。十月革命后，俄国无力东顾，遂引发了日本对外蒙古地区的贪欲，在驻库伦武官松井中佐等人的策划下，日本拟成立一个包括布里雅特和内外蒙古及呼伦贝尔在内的大蒙古国。

八世哲布尊丹巴称帝前，外蒙的政体是王公管政，喇嘛管教，但哲布尊丹巴上台后集政教大权于一身，喇嘛当道，王公大权旁落，引发后者强烈不满。再加上畏惧日本乘机侵占，王公们纷纷策动撤销自治——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归附中央，而是为了恢复前清旧制，以便重掌大权。当时，代表民国政府驻库仑的都护使陈毅(非后来的陈毅元帅)举措失当，哲布尊丹巴坚决反对撤治。这时，徐树铮奉命处理此事。

徐树铮显示了一个边才的雄才大略。他在任西北边防筹备处长时，即对外蒙以及日、俄之间的关系了若指掌，他认为外蒙对中国徘徊观望，乃由于日、俄蛊惑所致。为此，他甫一进入库仑，即与松井交涉，通过国际法惯例，将松井非法派遣到库仑的一百余名士兵缴械。对于蒙古喇嘛、王公在中、俄、日之间的骑墙，徐树铮认为是中国方面不够强势。为此，他在入蒙之前调集了80辆大卡车，入库仑时，每车乘士兵20人，将所有新式武器悉数向蒙古人展示。车辆进入军营后，士兵受命伏于车内，上以帆布覆盖，重又离开营房，驶到库仑郊外，混入其他车辆中，以为疑兵之势。当时，徐树铮所部只有8000人，但外界纷纷猜测他至少带了五万军队。

徐树铮曾留学日本，精通日语，与日方打交通，例不用翻译。到外蒙后，他突击学习蒙语，并告诉左右“在我学习蒙古文之时，非有特别重要事故，概不会客”。这个罕见的语言天才，仅用了两周时间便能用蒙语与蒙人交流。陈毅此前徒劳无功，在于其人优柔寡断，一会儿幻想通过王公说服喇嘛，一会儿又幻想通过喇嘛说服王公，但无论如何，都不过是仰人鼻息甚至与虎谋皮。徐树铮不同于陈毅的，是他懂得用权术来处理外蒙问题，针对王公、喇嘛和活佛的弱点各个击破。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俄蒙一切条约，蒙古全境归还中国。至此，徐树铮入蒙仅22天，不费一枪一弹，便完成了外蒙重归版图的重任。

此后，徐树铮在外蒙设立边蒙银行，聘请德国化学家从事地下资源调查，从天津引种大白菜(此前外蒙从来没有蔬菜)，使外蒙风气为之一新。总之，倘若徐树铮专心治理外蒙，徐本人拥有如此广阔的土地与资源，完全能像后来的盛世才独霸新疆那样割据外蒙，而外蒙也不至于在数年后再度独立，并永远从中国分离出去。然而，徐树铮志不在这边僻之地;更何况，他不可能背弃有知遇之恩的段祺瑞。当中原战事爆发后，徐树铮不得不带领他的边防军回到内地，投身到内战的厮杀中。

徐树铮收复外蒙，赢得了孙中山的激赏。孙中山在给徐的复电中称：“吾国久无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携贰，几于日蹙国百里。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复用，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者也。”作为革命者的孙中山，向来与军阀段祺瑞和徐树铮之流汉贼不两立，因此孙中山这通电文，遭到了部下质疑。对此孙解释说：“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

孙中山对徐树铮的盛赞，固然有为其收复国土而欣慰的因素，而另一因素则与当时的国内政局不无关系：在北方，直皖渐成水火，很快便爆发了直皖大战，并以段祺瑞的失败告终;在南方，孙中山受桂系排挤，始终郁郁不得志。孙的一大设想就是联合段祺瑞和张作霖以图崛起——革命家也要审时度势，也要合纵连横。

孙中山对徐树铮的赏识是不言而喻的。直皖大战失败后，徐树铮下野，避居天津。随后，他前往桂林拜会孙中山。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信中称“徐君此来，慰我多年渴望”。及至相见，两人惺惺相惜，孙中山甚至不揣冒昧，请求徐树铮留下来做他的参谋长，但徐树铮乃段祺瑞至交，只得婉辞：我在北方帮助孙先生，会比在孙先生身边帮助更大。

孙中山去世后，举国哀悼，挽联无数，而公认写得最好的，则出自徐树铮之手：

百年之政，孰若民先，曷居乎一言而兴，一言而丧;

十稔以还，使无公在，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西洋人座上的考察使】

直皖之战败北后，段祺瑞退居天津，徐树铮隐身上海租界，两人时刻不忘东山再起。1924年夏秋之交，江浙战起。交战双方一为皖系卢永祥、何丰林，一为直系齐燮元、孙传芳。齐、孙深恐能量极大的徐树铮在上海捣乱，便通过租界要求徐离沪。英国总领事向徐表示，香港、大连等地都可选择，只要不留在上海就行。徐却出人意料地提出，他要去伦敦。徐的一个朋友对此很不解，徐告诉他：“段派一意拉拢日本，其他列强尤其英美当然眼红，所以直系的曹吴便成为奇货可居了。处在现今国际局势之下，要想搞政治就必须多争取他国，因此我决意去欧洲，认真了解他们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情况，有机会就和朝野的政治家接触，这对老总将来出山是会有益处的。”

就在徐树铮将要出行时，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总统曹锟下台，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段急需他出谋划策，因而反对徐出国，但徐一再坚持，段只得任命他为欧美考察专使，原本的私人行动变为国家行动。

徐树铮的考察历时半年多，先后会见多国政要，“使车所至，上自君相，下逮士庶，莫不殊礼相待”。在法国，有白里索中将接待;在俄国，会晤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美国，会见总统柯立芝;在东京，日本天皇、首相和外相先后接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意大利时，徐树铮与墨索里尼两次会晤，相谈甚欢，乃至外界普遍传言，说墨索里尼将大力支持皖系，助其武力统一中国。

徐树铮多才多艺，举凡诗词、书法、音乐均有涉猎，且都达到专业水平。平素与徐来往的，乃张謇、林纾、柯绍忞、马通伯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以昆曲而言，徐树铮不仅能自度曲谱，还曾与俞振飞这样的名角同台演出，状元张謇为此写诗相赠，把他和梅兰芳相提并论：“将军高唱大江东，气与梅郎角两雄。识得刚柔离合意，平章休问老村翁。”以诗词而论，他存留的两百多首诗词，大多清新可诵。是故徐一士认为，徐树铮的文章及诗词，“颇有功候，不乏斐然之作，不仅以人传也”。一介儒将徐树铮，也因此看不起行伍里那些胸无点墨的军阀如冯玉祥、张勋等。正是有着这种过人的文化素养，在考察过程中，风度翩翩的徐树铮虽系军人，却给人以儒雅斯文之感。他受邀在英国皇家学院演讲时，题目赫然是《中国古今音乐沿革》，其风流与博学，把同时代的军人比下去不少。考察结束后，徐树铮自上海登陆，上海滩的大亨如黄金荣、杜月笙，以及此前为敌，现在为友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均亲自迎迓，上海各团体举办盛大宴会，庆祝专使成功观察归国。

孰料，此时段祺瑞从北京发来电报，要求徐树铮暂留上海，勿赴京师。原来，此时北京乃冯玉祥的势力范围，段祺瑞虽名为临时执政，事实上已无多大实权，且随时准备下野。而冯玉祥和徐树铮之间，有着一个解不开的死疙瘩。段祺瑞担心，徐树铮一旦进京，无异于羊落虎口，到时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

徐树铮却不以为然，他自认为是受命考察的专使，也是北洋袍泽中唯一有国际声望的人，没人敢把他怎么样，即便是丘壑深沉、相机而动的冯玉祥，也不在话下。

徐树铮和段祺瑞这对共进退的难兄难弟，先以私人身份相见。相对跪拜后，两个出入枪林弹雨的军阀竟然抱头痛哭。在从来就不缺背叛与猜忌的中国政坛，如段和徐之间那样几十年如一日的忠贞与信任，的确颇为罕见，而他们这渡尽劫波后的一拜一哭，亦让人动容。

【冯玉祥枪下的不归人】

彼时的北京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包括段祺瑞在内的旧雨新朋，无不为徐树铮的安全担忧，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离京。1925年12月29日，在北京呆了短短6天后，徐树铮决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当天下午，段祺瑞在他的书桌上发现一张神秘的字条，上书：又铮不可行，行必死。段颇为着急，派人把字条送到徐树铮处，但徐不以为意。临上车时，他的手下带了一连人马前来护驾，徐坚持不要。

徐树铮坐的是一辆加挂在火车上的专车，当晚九时离京，直到凌晨一点，才到达廊坊，而这里，竟成了他的丧命之地。

据徐树铮旧部桂森回忆，当专车在廊坊停下时，只见站台上到处都是军人。一名军官带领两名大刀队(冯玉祥士兵多带大刀，故称大刀队)登上火车，这名军官手持察哈尔都统、冯军前线司令张之江的名片求见徐树铮，说是张之江请徐专使到司令部有事商议。此时徐已入睡，随从敲门告知后，徐回复这几天身体不适，待到天津休息一两天后，随时可以约定时间，要么我到这里来，要么请张都统到天津都可。正在交涉之际，又有一名少校军法官闯上专车，声称：“请你即刻随我下车，同到司令部一趟。”徐树铮察言观色，知道事情有变，乃傲然回答：“请张都统再仔细看一看冯先生的电报，是否尚有错误？”那名军法官干脆招进十多名士兵，不由分说把徐拖下卧铺，架起就走。徐树铮要求加一件衣服亦不允许，只着睡衣和一只袜子即被押走，随行人员亦同时被扣。

徐树铮一行人被押送到一所学校内，分别关进不同的屋子里。桂森后来回忆说，他被关进房间后，不久就听到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同时还听到徐的声音。后来，门外传来两声枪响。就是这两声枪响，结束了一代枭雄徐树铮的性命。

次日早晨，桂森等徐的随从被召集到一间教室，一个身材高大的麻子向他们训话，此人自称是陆承武，乃陆建章之子，此番劫杀徐树铮，旨在替父报仇。尔后，张之江的副官也来告诉众人，“徐某系陆承武所杀，乃冤怨相报。君等获释，皆张督办(之江)力保之功”。并命令他们各具切结，打手印，宣誓不泄漏一字，否则全家性命不保。随后全体合拍一照，每人给了短程车费后遣散。

徐树铮死于非命，直接原因在于他几年前的一桩震惊世人的暗杀，而间接原因，则既在于他骨子里的跋扈与妄为，也在于彼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

1918年，正值南北对峙的护法战争期间。前一年，孙中山以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为由，联合西南军阀对抗北京政府。志在统一全国的段祺瑞在徐树铮的策划下，调兵遣将，长驱南方。但令段、徐颇为恼怒的是，北洋军的重要将领大多厌战主和，其中最为高调的便是冯玉祥。当时，总统冯国璋与段祺瑞不和，督军团在天津开会期间，冯国璋暗中授意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让其将陆建章请到天津，要他利用影响力，把身为直系却主战的曹锟拉回来，以便进一步打击主战的皖系。其时，徐树铮正在天津，任奉军副司令，他得知陆建章到达天津后，立即向其动手。陆建章在袁世凯时代即为军政执法处长，是旧中国特务机构的创始人。陆建章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人送绰号“陆屠夫”。他经常干的事是请人吃饭，饭局结束送客时，从背后开枪打杀。因此，人们称他的请柬是“阎王票子”。袁世凯称帝时，陆因积极拥戴，受封一等伯。袁世凯一直不肯重用徐树铮，据说其中就有陆的挑拨。所以说，徐与陆早有旧隙。

陆到达天津后，徐树铮以晚辈名义，甚是恭谦地写信给陆建章，邀请他到驻津奉军司令部赴宴。陆虽知道徐和自己有隙，但自恃乃现任将军又是北洋前辈，且徐树铮又是陆承武的同学，徐树铮的老婆和陆承武的老婆也是同学，如此关系，徐不可能对他下手，于是欣然前往。但这只老谋深算的老狐狸低估了徐树铮的胆大妄为——当陆建章走进花园时，徐的卫士在他身后开枪了。

徐树铮杀死陆建章后，发了一道电文，捏造陆建章在与他谈话时大骂总统和曹锟，纯属死有余辜。但谎言掩盖不了事实。当段祺瑞闻知此事后，亦连声惊叹：“又铮闯的祸太大了，朗斋(陆建章)千错万错，毕竟是北洋袍泽，他怎能如此乱开杀戒？”

袁世凯对徐树铮有如此评价：“又铮，其人亦小有才，如循正轨，可期远到。但傲岸自是，开罪于人特多。芝泉(即段祺瑞)如爱之，不应反以害之。”以擅杀陆建章来说，徐树铮的本意当然是为了段祺瑞，客观上却给段带来了极大麻烦。段祺瑞最大的人格魅力在于知人善任，只要是他信任的部属，哪怕是闯了大祸，也替他们兜着。就像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评价的那样：他总是把工作交给下属处理，总是掩护他的下属而自行负责。他人格简朴，富于思考，这些特点都使这位沉静而不屈不挠的人成为动人的中国人物之一。所以，尽管震惊于徐树铮的滥杀，段祺瑞还是不得不为自己的心腹爱将收拾残局。

陆建章死后，原本因擅自与南方和谈而被免职留任的冯玉祥官复原职。这是段祺瑞必须面对的现实：拥兵自重的冯玉祥是陆建章的侄女婿，在冯的成长过程中，曾得到陆建章始终如一的关照。所以，陆既是冯的舅舅，更是冯的恩人。出人意料的是，城府极深的冯玉祥对舅舅的横死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似乎此事和他毫无关系。

天道好还，当冯玉祥在直奉大战期间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并权势倾天时，徐树铮偏偏不听劝告，非要急三火四地赶到北京自投罗网。冯玉祥之所以杀徐树铮，为舅舅报仇自是原因之一，而更深刻的原因是他担心，据说与墨索里尼有军火借款密约的徐树铮一旦回到段祺瑞身边，原本徒有执政虚名的段祺瑞将东山再起——徐树铮考察回国，刚到上海就高调地发表了恢复旧国会和拥段祺瑞为总统的主张，并竭力鼓吹奉、直、皖三系联合，推段祺瑞为唯一领袖。这种论调与谋划，岂是顾盼自雄的冯玉祥所能容忍的？

徐树铮暴死，段祺瑞如断一臂，这位时过境迁的皖系头号人物，已经无力为他的爱将张目雪恨了，他唯一能做的，是为徐树铮写一篇情真意切的“神道碑”。碑文中，段祺瑞称赞徐树铮“性风正，志忠纯，重职责，慎交游，其才气远出侪辈”。四载之后，段祺瑞下野出京，当专车驶离北京站后一小时，段忽然问手下人，车过廊坊停留多久？又问：“又铮遇难是否即在车站？”专车到达廊坊站时，段祺瑞开窗久久西望，他口唇微动，喃喃自语，终至老泪纵横，掩面入卧。对这位曾在中国政坛叱咤风云多年的人物来说，此刻他肯定已经明白，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早就如同肥皂泡一样破灭了;那些曾经有过的柳营试马、虎帐谈兵的写意时光，也早就一去不复返;属于他的，只有无尽的回忆和伤感……

今天我们回望徐树铮，运筹帷幄的军阀、处心积虑的政客、诗酒豪情的文人、折冲樽俎的外交官，这些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竟神奇地叠加在一人身上，而所彰显的，其实是这个人所处的时代特质。是的，民国就是这样一个五味杂陈的复合时代：阴谋与阳谋，杀气与才气，救国吊民与飞黄腾达，个人恩怨与圈子意气都那么神奇地交织、交融在一起，而生逢其时的弄潮儿，他们的人生都呈现为一个个令我辈可望而不可及的多面体。

行文至此，还有一段后话。话说徐树铮娶有一妻四妾，育下子女十人。其中，最受徐树铮喜爱者为三子徐道邻。父亲死时，徐道邻未及弱冠，正在德国留学。惊悉噩耗，这个年轻人回国掩埋了父亲，旋即再赴德国继续学业。数年后，学成归来，供职于国防设计委员会和行政院等中枢部门，深受蒋介石器重，指定为蒋经国的老师。就在抗战胜利之际，已是行政院政务处长和知名法学家的徐道邻突然向法院提出诉状，控告张之江和冯玉祥，罪名是故意杀人。徐道邻在《二十年后的伸冤》里说：“凡是读中国书、听中国戏、看中国小说的人，对于他，没有一件比替父亲伸冤报仇更重要的。但是我那时知道，对于我，这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冯是一个手握重兵的大军阀。我是一个赤手空拳的孩子，怎么能谈报仇？想要报仇，必须努力向上，在社会上有了一点地位，然后才能作此想。因此我下定了决心：先拿报仇的精神去读书。等书读好了，再拿做事的精神去报仇。”但后来法院以杀人罪的起诉时效为十五年为由，拒绝受理。

其实，作为法学家的徐道邻早就知道二十年后的起诉未必会有结果，但他之所以这样做，就像他后来解释的那样：“我一定要向社会指出，谁是那个一直躲在他人背后指使杀人的主凶。他纵然有胆子行凶，但是在二十年后，有人指出他杀人罪行时，他却没有胆子承当，他这种狼狈吃瘪的情形，也使我略感安慰。只是含冤二十年，既未能手刃父仇，也未能使犯人正法，终不免抱恨终天，唯有祷告和希望历史的制裁，永远在人间发挥其正直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