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黄埔三杰之一的贺衷寒为何选择了蒋介石

公正地说，1925年以前的贺衷寒，即使不能算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还是可以划入革命青年或思想激进的青年之列，他虽然对共产党的某些领导(如张国焘)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有不同的看法，但总的来说还是基本拥护共产党的主张的，至少也可以说还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同时也确为革命事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特别是在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抨击北洋军阀的统治方面，尤为突出。从1925年开始，贺衷寒就明显向右转了。此后、他就一直充当反共的急先锋，与无产阶级为敌。正如他的同僚好友袁守谦在其墓志铭中所说：“……自(民国)十四年参加孙文主义学会之创立，迄于病革绵(左右缀之右)之时，固未尝须臾放弃其挞伐之责任(指反共)。”

蒋介石是一个以两面姿态出现的野心家，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因为羽翼尚未丰满，在处理国共两党和黄埔两派的纠纷中，虽然貌似公允，但他在骨子里是反共的。他实际上是右派势力的组织者和保护者，他在1926年上半年一手制造的陷害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和亲自提出的排挤共产党员的《整理党务案》，就是他反共嘴脸的最早公开暴露。贺衷寒、缪斌、潘佑强等右派黄埔学生，对蒋介石当时的所作所为及其真实用心，在实践中也逐渐心领神会，他们实际上已把蒋介石作为自己的总后台，自觉不自觉地开始庆集其“反共”的纛阴之下。这还得从黄埔岛上开始出现相互对立的两条阵线的斗争说起。

就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学后不久，广州的反动势力就阴谋利用商团组织暴乱。为对付商团，1924年8月经蒋先云、李之龙、杨其纲、陈赓、贺衷寒等人发动，驻扎在广州的粤、桂、湘、滇各军的军官学校和海军部分军阀的革命军人，开始联合起来，并以“中国青年军人代表会”的名义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后经报请党代表廖仲恺和校长蒋介石同意，代表会于1925年1月25日推举蒋先云、曾扩清、贺衷寒、何畏能4人负责，筹备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2月1日，联合会正式宣告成立，贺衷寒担任了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在成立大会上，他代表“青军会”宜读了3点志愿：一竭诚拥护革命政府，实现三民主义;二暂不做后起的军阀;三与农、工、商、学、妇各界大联合，一致进攻帝国主义与军阀，他还在当时第一期《青年军人》杂志上发表了一向《青年军人与军阀》的文章，历诉了近年来帝国主义勾结军闷的罪恶，指出中国的祸乱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闷造成的，号召青年军人要打倒军阀，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而战。

青年军人联合会创建初期，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其领导人的想法比较简单，都想以这个组织来团结在粤的青年军人，削弱军间派系的势力，打倒陈炯明。到1925年的二三月间，孙中山在北京病危。消息传到广州，人心颇为不安，国民党右派势力便开始抬头，乘机加紧活动，并对青年军人联合会大肆加以攻击，惊呼“青军会是共产军”。当时，国民党老右派、“西山会议派”里有名的“大炮”、强硬的反苏反共分子谢持，正在广州大沙头医院“住院”，黄埔军校中的国民党右派分子王柏龄，便趁机把谢持请到黄埔岛，让他到接近右派观点的学生中游说。谢持说：“国共合作，实在是孙先生做的第一件大糊涂事。共产主义是豺狼蛇蝎，与豺狼蛇蝎焉能为伍。”又说：“孙先生年纪大了，虑事难免不周。我辈正当壮年、为党为国，都不可不中流涉险。”他还进一步煽动说：“共产党名虽与国民党合作，其实是想趁机篡夺国民党的党权，一朝得逞，所有国民党员，尤其是黄埔同学中的国民党员，都将受到无情的迫害，而无立足的余地！”他还对贺衷寒等人说，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共产党的组织，你们在里边工作是为共产党做嫁衣裳，等等。贺衷寒听着谢特的演说，很自然联想到张国焘那张讨厌的嘴脸，又回忆起在青军会内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每每与蒋先云、周逸群等共产党员意见不一致的往事，便情不自禁地称赞谢持“见解精辟”。在谢持、王柏龄等国民党右派的煽动拉拢下，贺衷寒、潘佑强、冷欣等这些平常与共产党同学关系不太和睦的学生，思想迅速向右转，当场就一个个脸红脖子粗的大骂共产党。

为了对抗共产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贺衷寒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主意，这就是以研究孙中山思想的名义，组织一个“学会”，以此来联合右派势力。1925年4月24日，在蒋介石、廖仲恺的支持下，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相对立的又一个军人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早期也称“中山主义学会”)，发表通电，宣告正式成立。这个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就是贺衷寒和潘佑强。

两个军人组织的出现，使黄埔岛上结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条阵线。由于青军会成立后，组织发展很快，一年多时间成员就发展到两万多人。孙文主义学会建立后，第一步便是拿出吃奶的力气到全国各地去发展组织，不久也号称有了5000会员。接着，两个组织便公开对着干。青军会组织了一个“血花剧社”，孙文学会就组织一个“白花剧社”唱对台戏;青军会办了《青年军人》和《中国军人》两个杂志，孙文主义学会也办了《国民革命》和《革命导报》;青军会又办了《兵友必读》和《三月刊》，孙文主义学会也又办了《革命青年》和《独立旬刊》。你开一次大会，我也开一次大会，并且比你的还要大。你在我的大会上发表了反演说，我下次就组织人去踩你的会场。你骂我一句，我骂你三句。你打我一拳，我非踢你一脚。而在两派对立斗争中，贺衷寒总是充当孙文主义学会的智囊人物，为其谋划，有时也公开出面展开“舌战”。第一次东征胜利后，由青军会发起，在梅县中学广场开军民联欢会，李之龙在台上发表演说，正讲得起劲时，贺衷寒、缪斌等一伙孙文主义学会的人，手持短枪，突然上台来把李之龙挤开，由贺衷寒发表演说。青军会的人哪里服这口气，很快聚集一群骨干，也持着枪向台上硬冲，李之龙趁势抢占了讲台，要贺衷寒“滚下台去”。贺衷寒见奇袭得手的讲台又要易主，伸手朝李之龙的脸上就是一拳！李之龙也不吃这一套，憋足劲一拳又打回去。于是，两个便扭打起来。顿时，会场大乱，两派枪口对枪口，怒目对怒目。后在梅县党部负责人的劝说下，才暂时平息。事后，贺衷寒、李之龙两人都受到蒋介石的臭骂，贺衷寒被“撤职查办”，李之龙“令调回黄埔军校工作”。

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开始第二次东征，蒋介石为总司令，贺衷寒任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党代表。途中，蒋介石曾主持召开第一军政治部职员及各级党代表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贺衷寒在发言中大肆鼓吹戴季陶“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共存”的那一套，说什么一个革命政党内，决不能允许两种不同主义的信仰者长久存在、长久合作，与其将来分裂，不如尽早各走各的路，但我们两党(指国、共两党)可以联合对付敌人。贺衷寒的这段发言，极合蒋介石的口味，因而受到蒋介石的赏识。

鉴于黄埔两派斗争愈演愈烈，1926年2月2日，蒋介石以“解决本校党务纠纷”的名义，在黄埔军校召开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校党代表汪精卫也从广州赶来参加。蒋介石以貌似公允的口吻把两会都责备了一番，骂他们破坏了黄埔的统一。汪精卫也以劝解的口气，强调两派要“精诚团结”。最后，蒋介石提出4点解决办法，其中心意思就是要两会都接受蒋介石本人的领导，有矛盾由他来解决。4月7日，蒋介石颁布“取消党内小组织校令”，明令解散两会。为了将黄埔学生置于自己一手控制之下，蒋介石决定另行组织黄埔同学会，指派蒋先云、贺衷寒、曾扩情、李之龙、潘佑强等为黄埔同学会筹备委员，并亲任会长。1926年6月27日，黄埔同学会在广州正式成立，贺衷寒缺席当选为干部委员兼秘书长。他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这一组织中继续攻击共产党人，排斥国民党左派。

1926年四五月间，广州国民政府组成军事政治考察团赴苏联考察，贺衷寒是考察团成员之一。他在苏联进行一段时间的考察后，随即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时，他的思想进一步向右转，虽然自吹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但认为只能是三民主义范畴内的社会主义，并要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他认为，像苏联共产党那样用“残酷的阶级斗争”去实现社会主义，不但“惨无人道”，也完全不必要，在中国决不能容许有这种情况发生。

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贺衷寒和邓文仪、肖赞育、郑介民、康泽等人，看到同学中有数百名国民党党员，便以留法学生中的国民党员有旅法支部为由，发起组织国民党旅莫支部，想以此作为日后回国争取权力的政治资本，由于此事遭到校方的坚决制止，加上也未得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批准，闹腾一阵后就偃旗息鼓了。但他们仍不甘心，又着手在中山大学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分会。由于该组织在国内已是臭名昭著的右派团体，所以当他们吸收会员时，被人向校方告发。学校立即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宣布孙文主义学会是反共反苏的反动组织。因此，贺衷寒等人遭到大家的严肃批评，而他拒不认错，在会场上大闹起来，说这是“民主”、“自由”，不应该压制。学生们纷纷要求校方给他以处分，并将其遣送回国。贺衷寒在中山大学声名狼藉，只好转入伏龙芝陆军大学学习。

1928年1月，贺衷寒自苏联回国，被蒋介石任命为杭州军事训练班学生总队长，负责收容逃散到杭州的黄埔军校第五、六期学生。3月，该校正式迁往南京，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对内仍称黄埔军校)。同月，黄埔同学会在南京举行全体会员大会，贺衷寒被选为监察委员。这时，他还担任了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监委会常委委员。贺衷寒很想从此转入带兵，像蒋介石那样亲自掌握兵权，可蒋介石看透了他不好驾驭的本性，偏不把兵权交给他。1929年春，贺衷寒被蒋介石派往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其实是要他利用留学机会，潜心研究日本的军事、政治，为蒋介石集团寻求统治之术。贺衷寒虽身处异国他邦，仍时刻关注国内的政治斗争，不时发表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言论，其所写的《改组派之检讨》的小册子，颇受国民党右派分子的赏识。贺衷寒在日本学习、考察的两年时间，正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之际，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要求建立法西斯专政，以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贺深受其影响。